“嘉靖二十九年，宣府边饷三十万两，户部全数拨付，实到宣府二十三万四千两。”
“沿途损耗六万六千两。”
“同年，工部侍郎严世蕃于小时雍坊购置宅第一所，价银二万八千两。”
两件事。
一件是边镇的粮饷损耗，一件是严家买房子。
中间隔着一行空白。没有评论，没有分析，没有任何引导性的文字。
只是把两件发生在同一年的事放在同一页纸上。
嘉靖的手指停在六万六千两和二万八千两之间。
“吕芳。”
“奴婢在。”
“这本册子，你什么时候看见的？”
“回皇上，约莫七八天前。司礼监的一个小太监在都察院的廊下捡到的，拿回来给奴婢看。”
“在都察院的廊下？就放在那里？”
“就放在那里。混在一摞都察院的例行公文里，像是有人趁夜里放的。”
“没看见是谁？”
“没有。都察院每天来来往往的人太多了，御史、给事中、各部的郎中主事、抄公文的小吏，谁都可以在廊下站一会儿，也谁都可以搁一本册子在那里。”
嘉靖沉默了一会儿，翻到第二页。
“嘉靖三十二年，工部浑河河工银十万两，实到河工四万三千两。同年，严嵩义子赵文华在杭州购别院一处，价银一万五千两。”
第三页。
“嘉靖三十五年，大同镇军饷二十万两，沿途损耗四成。同年，严世蕃纳第三房小妾，礼金逾万两。”
第四页。
“嘉靖三十七年，蓟州镇修边墙银八万两，实到工程不足半数。同年，严府扩建后花园，凿湖垒山，用太湖石三百块，石价及运费逾二万两。”
一页一页。
每一页都是同样的格式。
左边是一笔公款的下落，边饷、河工银、筑城银、修坝银、买马银，数字清清楚楚，日期清清楚楚，出处清清楚楚。
右边是一笔严家的开销，买房、纳妾、修园子、置田产、办寿宴，数字也清清楚楚，日期也清清楚楚，来源虽然不像左边那么公开，但每一笔都附了出处：某年某月某日，某人在某场合所记。
最妙的是，中间永远隔着一行空白。
什么都不说。
什么都不评论。
什么都不指控。
但任何人读完一页，脑子都会自动把这两件事连起来。
嘉靖翻到最后一页。
这一页比其他页都短，只有几行字：
“综上各条所涉银两，以邸报所载最低数目计之，二十年中边饷河工等项损耗额，与严氏家族及其门生故吏产业置业开销额，可相映照者，合计不下百万两。”
下面没有签名，没有任何落款。
嘉靖把册子合上了。
“好文章。”
“朕看了二十年奏疏，没有一本写得比这个更好。写的人知道，不需要骂严家一个字。”
“不需要说严家贪，不需要说严家奸，不需要引经据典慷慨激昂，只要把账放在那里，读的人自己会得出结论。”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
窗外是西苑的湖。
三月十九的月亮已经缺了一块，挂在湖对岸的柳树梢上，把湖面照得波光粼粼。
那两只白鹤不知什么时候又飞回来了，站在湖边的浅水里，缩着脖子一动不动，像是两尊白瓷雕像。
“二十年。”
嘉靖背对着吕芳，声音从窗口飘回来：
“朕用严嵩二十年，不是不知道他贪，是朝里没有人能不贪。”
“朕知道六部九卿的每一个堂官都在往自己口袋里揣银子，只不过有的揣得多有的揣得少。”
“严嵩揣了多少，朕心里大概有数……但那是大概，大概和这本册子不一样。”
他转过身来。
“一百万两，这只是能跟邸报对得上的，对不上的还有多少，写册子的人自己也不知道。”
吕芳不敢接话。
嘉靖走回案前，重新坐下来。
他把册子翻开到第一页，看了一会儿。
“吕芳，你说写这本册子的人，为什么不署名？”
“奴婢想，大概是怕惹祸上身。”
“怕惹祸还写？”
“所以这人大概不只是怕。也恨。”
“恨严家的人多了去了。但不是每个恨严家的人，都能坐下来把每一笔边饷损耗跟严家每一笔产业对照起来。”
“这个人不光有恨，还有耐心。”
嘉靖顿了一下：“还有脑子。”
吕芳轻声说：
“皇上，要不要奴婢让人去查一查？虽然册子没有署名，但范围不会太大。”
“大概在六部、都察院或者翰林院，这几个地方有保存邸报的档房。顺着这条线查，也许能……”
“不用查了。”
嘉靖打断了他。
吕芳立刻闭了嘴。
“他藏得这么仔细，就是不想让人知道他是谁。”
“能写出这种册子的人，不会是个蠢人。既然不是蠢人，他就知道，写这种东西，不管严家倒不倒，他都有危险。”
“严家倒了，严家的门生故吏会找他；严家不倒，严家更不会放过他。所以他藏起来了，藏得很小心。”
嘉靖把册子翻到第二页，又翻到第三页。
他不是在找什么，他已经看完了，看过了，看得很仔细。
他现在翻，是在想事情。
“司礼监。”
“奴婢在。”
“杨博今日在静室里说的那些，跟这本册子上的事比起来，不过是牛身上拔了一根毛。”
“但这一根毛，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因为宣府是边镇，边饷是军饷，军饷是朕的底线。”
“严世蕃敢动军饷，不是因为他聪明，是因为他蠢，他的蠢让朕找到了这个理由。”
他拿起朱笔，在一张空白的纸上写了几个字。
写完之后折好，递给吕芳。
“告诉徐阶，明日早朝之前，朕要看到严嵩的乞休疏。”
吕芳双手接过纸条，躬身退了三步，转身出了静室。
静室里只剩下嘉靖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