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蓟州镇更严重。蓟辽总督衙门去年报的兵员数是八万三千人，实际……不到五万。”
“这些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陈长史终于开口了。
“邸报。各镇的塘报每隔十天就会送到兵部，兵部整理之后会择要登在邸报上。”
“如果把这些塘报前后对照着看，再把兵部报户部的饷银数目和各镇报兵部的兵员数目放在一起对比，就不难看出问题。”
但实际上还有一些是亲身经历的。
陈长史沉默了一会儿。
“我在裕王府看了十年邸报，没看出这些。”
沈默没有接话。
他只是把那张纸翻过来，继续讲。
“吏治上的问题，比边饷更严重。”
“吏治？”
“大明朝的官，有俸禄。大明朝的吏，没有俸禄。”
朱载坖显然不知道这件事。
他转头看向陈长史，陈长史说道：
“并非如此，太祖有定制，但吏员俸禄……相当微薄，聊胜于无。”
“那他们怎么活？”
“还有常例。“
沈默说：
“常例就是陋规。”
“胥吏也是人。他们也要养家糊口。朝廷不多给钱，他们不刮百姓，就得饿死。”
“所以吏治的问题不在于胥吏贪不贪，在于制度有没有给他们一条不作恶也能活下去的路。”
朱载坖沉默了很久。
“制度。”
“那该如何改呢？”
“从考成开始。”
“考成？”
“考成就是考核。现在大明的官员，三年一考，九年一任。”
“考核的标准是什么呢？是钱粮完纳和刑名无冤。说白了就是两件事，税有没有收齐，案子有没有判错。”
“这两件事做到了，就是好官。做不到，就是庸官。”
“但殿下你想过没有，一个知县如果只是把税收齐、把案子判对，就算好官了吗？他有没有修水利？有没有办学堂？有没有清丈田亩？有没有减轻胥吏的盘剥？”
“这些事，考核上不写。考核上不写，就没有人做。”
“所以考成法第一条，就是把官员该做的事列清楚。不只是收税和断案，还包括垦荒、水利、学校、仓储、保甲，每一项都定出具体的数目和时限。”
“年底一条一条对，做到的升迁，做不到的罚俸，弄虚作假的革职。”
那个中年文士的笔又停了一下。
这一次他停的时间更长了一些，然后才继续写。
朱载坖听完之后，没有马上发表意见。
他站起来，走到书架前面，从上面取下一本书。
是《大明会典》。
他把书翻到吏部的部分，看了一会儿，然后把书合上。
“考成法。”
“这件事，以前有人提过吗？“
“不是没人提过，只是无法落地。”
“因为这会得罪人。考核的标准越细，浑水摸鱼的人就越难过。浑水摸鱼的人难过，他们就会反击。”
“反击的方式有很多种……写弹章、造谣言、在背后捅刀子。”
“所以你是在告诉我，改制的代价很大。”
“代价当然大，但如果不改……大明朝还能撑多久？”
那个中年文士手里的笔终于完全停了下来。
他抬起头，看着沈默，目光里带着攻击性。
陈长史的神色也变了。
只有朱载坖，他没有动。
他站在书架前面，手里拿着那本《大明会典》，目光落在沈默身上。
“你继续说。”
沈默深吸了一口气。
“吏治、军事、赋税，这三件事归根到底是一件事，朝廷没钱。”
“没钱就养不起兵，养不起兵就打不赢仗，打不赢仗边患就越来越重，边患越来越重就得更花钱养兵，更花钱就更没钱。”
“这是一个死循环。要打破死循环，就得找到新的收入来源。”
“新的收入来源？”
朱载坖把《大明会典》放回书架上，转过身来：
“你是说加税？”
“不是加税。加税是把百姓的最后一层皮也剥了。百姓活不下去，就会造反。”
“嘉靖三十一年到今，江西、福建、广东、云南，各省民变不下二十起。每一起都是从加税开始的。”
“那你说的是什么？“
沈默从册子里又抽出一张纸。
这张纸上画着一条海岸线，从辽东一直延伸到广东，上面标注着大大小小的港口和岛屿。
“开海。”
两个字，轻飘飘的，但说出这两个字的时候，沈默的目光扫过屋内的每一个人。
陈长史的眉头皱了起来。
那个中年文士的手悬在半空。
朱载坖没有皱眉。
“开海？你知道我大明的祖制是什么吗？”
“片板不许入海。”
“既然知道，你还敢说？”
“草民不是要违抗祖制，只是想讲清楚一件事……海禁这件事，到底让大明损失了多少。”
沈默把那张海图摊开，用手指着图上的各个位置。
“先说市舶司。洪武年间，朝廷在宁波、泉州、广州设了三个市舶司，专管海外贸易。永乐年间，又加了福州。”
“这四个市舶司每年的关税收入有多少？”
他报了一个数：
“永乐十七年，仅宁波一司，关税折银就有六万两。四个司加起来，不下二十万两。”
“当时太祖皇帝设立市舶司的本意是什么？是怀柔远人。所以洪武年间的海禁，不是不准出海，是不准私自出海。”
“合法的贡舶贸易，朝廷是允许的。片板不许入海，禁的是民间走私，不是朝廷的市舶。”
“但到了本朝，情况就变了。嘉靖二年，宁波发生了争贡之役，两个日本使团在宁波大打出手，抢着先进港。”
“事后朝廷震怒，把市舶司全部裁撤了。从那时起，合法的贡舶贸易也断了。断了贡舶贸易之后，那些靠海吃饭的渔民、船工、商贩怎么办？”
“他们就只能去走私。”
沈默的手指在图上移到了福建的位置。
“福建月港，现在是天下最大的走私港口。每年从月港出去的丝绸、瓷器、茶叶，不下两三百万两银子。”
“这些银子朝廷收不到一文钱的税，全进了走私商人和沿海豪绅的口袋。”
“而这些豪绅拿着这些银子去做什么？去买地。买地就隐匿田亩，隐匿田亩朝廷就更收不上税。”
“还有倭寇。所谓倭寇，真倭不过十之二三，十之七八是沿海的百姓被海禁逼得活不下去，铤而走险。”
“王直、徐海这些人，哪个是真正的倭寇？都是徽州的商人出身。朝廷禁海，他们的货出不去，就自己带船出去。”
“朝廷追剿，他们就招兵买马跟朝廷对着干。”
“剿倭剿了这么多年，越剿越多，为什么？因为剿的是果不是因。”
“海禁才是因。海禁一开，走私的人变成了合法的商人，他们交了税，朝廷有了收入，沿海的百姓有了活路，倭寇失去了兵源和财源，不用剿自己就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