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榜后的第三天，傅善祥正在粥厂记账。五月的天已经热了，灶膛里的火烤得人后背发烫。她坐在灶房门口的小板凳上，面前摊着一本账册，一笔一笔地核对着粮食的出入。毛笔在纸上游走，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像春蚕吃桑叶。汗珠从额头上滚下来，滴在账册上，洇开一个小小的圆。她用袖子擦掉，继续写。小满蹲在她旁边，手里拿着一根树枝，在地上画字。他画了一个“人”，又画了一个“大”，又画了一个“天”。画完了，抬起头，用亮晶晶的眼睛看着傅善祥。“善祥姐姐，这个字念什么？”傅善祥低头看了一眼。“天。蓝天的天。”“天字怎么写？”“一横，再一横，再一撇一捺。像一个人张开手臂。”小满在地上写了一个“天”。第一横写得太长，第二横写得太短，撇和捺倒是写对了。他看了看自己写的字，不满意，用脚抹掉，重新写。又写了一个，还是歪歪扭扭的。“善祥姐姐，我写得不好。”“多写几次就好了。”傅善祥摸了摸他的头。“你昨天写那个‘人’字，写了三十遍才写好。今天只写了十遍就比昨天好了。再写二十遍，就能写好。”小满点了点头，继续写。一横，又一横，一撇，一捺。写了五遍，抬起头，又喊了一声“善祥姐姐”。傅善祥正在算一笔账，没有听见。小满没有再喊，低下头，继续写。灶房里传来刘婶炒菜的声音。油锅“刺啦”一声响，葱花的香味飘出来，混着粥厂里米粥的味道，整个院子都是热腾腾的、让人安心的气味。王婆婆坐在西厢房门口晒太阳，手里拿着一把破蒲扇，一下一下地扇着，眼睛闭着，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在想事情。门口传来脚步声。不是一个人的脚步声，是好几个人的。杂沓的，慌乱的，像是一路小跑过来的。傅善祥抬起头，朝大门口看去。一个女人站在门口。身后跟着两个孩子，大的七八岁，是个男孩，瘦瘦的，眼睛很大；小的五六岁，是个女孩，扎着两个小揪揪，揪揪上系着红绳，红绳已经褪色了，变成淡粉色。女人的衣裳是旧的，灰蓝色的褙子洗得发白，袖口磨破了，露出一截里衣。她的脸被太阳晒得黝黑，颧骨很高，眼窝很深，嘴唇干裂，像是走了很远的路。傅善祥看着她，手里的笔顿住了。她认出了她。因为她的脸上有父亲的影子。傅柳。她的姑姑。傅槐的妹妹。傅知和傅夫人的女儿。那个在她五岁的时候，给她梳过头的傅柳。那个在她八岁的时候，哭着问她“善祥，你跟姑姑走吗”的傅柳。“善祥。”傅柳站在门口，喊了一声。声音是哑的，像嗓子被什么东西磨过，粗糙而沙哑。她的眼眶红了，但没有哭。她站在那里，像一棵被风吹弯了腰的树，站不稳，但还站着。傅善祥站起来，手里的笔掉了。毛笔落在账册上，在“粮”字旁边拖出一道长长的墨痕。“姑姑。”她说。傅柳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傅善祥走过去。她没有跑，没有扑过去，没有抱头痛哭。她走过去，走到傅柳面前，站定，伸出手，握住了傅柳的手。傅柳的手很粗糙，指节粗大，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灰，掌心上全是老茧。这不是一双少奶奶的手。这是一双做了很多年粗活的手。“姑姑。”她又喊了一声。这一次，她的声音稳了很多。“进来坐。”傅柳走进院子，两个孩子跟在后面。男孩叫陈安，八岁，是傅柳的大儿子；女孩叫陈宁，六岁，是傅柳的小女儿。两个孩子怯怯地躲在母亲身后，探出头来看傅善祥，像两只刚从洞里出来的小兔子。陈安的眼睛很大，黑亮黑亮的，看人的时候带着一种超越年龄的认真。陈宁扎着两个小揪揪，揪揪上的红绳已经褪成了淡粉色，她咬着嘴唇，一只手攥着母亲的衣角，另一只手攥着一个小小的布老虎——和傅义当年那只一模一样，耳朵已经被咬烂了，线头露在外面。傅善祥看见了那只布老虎，目光停了一下。刘婶从灶房里端了几碗水出来。水是凉的，用粗瓷碗盛着，碗边缺了一个小口。两个孩子接过去，双手捧着碗，大口大口地喝，水从嘴角溢出来，顺着下巴滴在衣襟上。傅柳接过碗，没有喝，双手捧着，碗里的水在晃，她的手指在抖。“姑姑，先喝口水。”傅善祥轻声说。傅柳低下头，喝了一口。水是凉的，从喉咙一直凉到胃里。她放下碗，看着傅善祥，看了好一会儿。“善祥，你长大了。”她说。这是一句很普通的话。但她说出来的时候，声音在抖。傅善祥没有说话。她看着傅柳的脸，那张脸老了。不是老了十岁，是老了二十年。眼角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深的，密密的。额头上有一道疤，从眉梢一直延伸到发际线，淡粉色的，已经愈合了很久。那不是摔的。那是被打的。傅善祥看出来了，没有问。
那天晚上，傅柳住在张婉如的宅子里。张婉如把自己的房间让出来，自己去女营睡通铺。“你们两个女人，十年没见，好好说话。”张婉如说完就走了，步子很快，像在逃跑——她怕留下来会听见什么让人难受的话。两个孩子睡在西厢房。陈安睡在傅善祥的床上，陈宁睡在一张临时搭的门板上，铺了一层稻草，盖着傅善祥的旧棉袄。两个孩子很快就睡着了，呼吸声一重一轻，此起彼伏。陈宁睡着睡着翻了个身，把棉袄蹬掉了，傅善祥进去给她盖上，她嘟囔了一句什么，又沉沉睡去。傅柳坐在桂花树下，手里端着一碗茶。茶已经凉了，她没有喝。她看着院子里的月亮，看了一会儿，终于开口。“善祥。”“嗯。”“你祖母……走了。”傅善祥正在倒茶，手顿了一下。茶水从壶嘴流出来，流到杯外，漫在桌面上，像一朵慢慢洇开的花。她没有擦，就那么看着那滩水在桌面上慢慢扩散，从杯底一直流到桌沿，一滴一滴地落在地上。“什么时候？”她的声音很平，平得像一面没有风的湖。“到我那里一年。走之前一直在念叨你。念叨你爹，念叨你娘，念叨你弟弟。有时候清醒，有时候糊涂。清醒的时候说‘善祥不知道在哪里，她一个人，怎么活’。糊涂的时候对着空气喊‘槐儿，淑芸，义儿，你们来接我了’。”傅柳的声音低了下去。“她身子一直不好。在傅家的时候就不好。接到南城之后，换了地方，睡不习惯，吃也吃不下。大夫说是风寒，开了药，吃了不见好。拖了两个月，走了。走的时候很安详，没有受罪。最后那几天，她老是叫你的名字。‘善祥’‘善祥’，一天叫好几遍。她不知道你在哪里。她不知道你还活着。”傅善祥放下茶壶，把那杯溢满的茶端起来，喝了一口。茶是凉的，苦的，凉和苦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哪个。她喝完，放下杯子。她的手指在杯沿上摩挲了一下，一下，就一下，停了。“葬在哪里？”“南城外。傅家的祖坟旁边。我去看过，坟头还在，没有人动。”
傅善祥点了点头。她没有哭。傅柳也没有哭。两个人在桂花树下坐着，月亮从东边移到了西边，星星一颗一颗地亮起来，又一颗一颗地暗下去。院子里的桂花树在夜风里轻轻摇晃，叶子沙沙作响。祖母被傅柳接走后不到一年就病逝了。她走的时候，傅善祥不知道。她走的时候，没有人告诉傅善祥。她走的时候，是一个人走的。跟祖父一样，跟母亲一样，跟父亲一样，跟弟弟一样。她身边的人都走了。她一个人活了下了。她还活着。“姑姑，你呢？你这几年过得好吗？”傅善祥问。傅柳沉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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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善祥。你姑父……也走了。”傅善祥抬起头，看着傅柳。月光照在傅柳的脸上，她的脸很瘦，颧骨高高的，眼窝深深的，像一盏快要烧完的油灯。但她的眼睛是亮的，亮得像刀锋，亮得像冬天结冰的河面上反射的阳光。“什么时候？”“去年春天。”“怎么走的？”傅柳沉默了很久。她把茶碗放在地上，双手交握，放在膝盖上。她的手指在抖，不是冷的，是——有些事，说出来比咽下去还难。“你祖母走了之后，我想把傅家要回来。那是我爹的宅子，是我哥的宅子，是你的宅子。不能就这么让傅平占了。”她的声音很平，平得像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我跟你姑父去了井儿胡同。傅平不让进。我说我是傅知的女儿，他说傅家没有女儿。我说我有地契，他说地契是前朝的，太平天国不认。”她停了一下。风吹过来，桂花树的叶子沙沙作响。她等风过去，继续说。“我们去了三次。三次都被挡在门外。第三次，傅平叫了几个打手。你姑父跟他们理论，被推了一下，摔了。后脑勺磕在门槛上。”傅柳的声音断了。像一根绷得太紧的弦，忽然断了。她低下头，双手捂住了脸。她没有哭出声，但她的肩膀在抖。傅善祥伸出手，覆在傅柳的手背上。那只手很凉，凉得像从井里刚打上来的水。她的手也很凉。两只凉手握在一起，谁也没有暖谁。“没有大夫。傅平不让进门。你姑父躺在大门口，躺了半个时辰。我抱着他，他的血从后脑勺流出来，流在我的衣裳上，流在我的手上。我想去请大夫，他不让我去。他说‘别走，陪着我’。我没有走。我一直抱着他，抱到他不动了，抱到他的眼睛闭上了，抱到他的手凉了。”傅柳的声音很轻，轻得像在说梦话。“他死在我怀里。在大门口。傅平的门前。”
傅善祥听着，手指在膝盖上慢慢地攥紧了，指节泛白。“后来呢？”“后来傅平让人把他抬走了。抬到城南的义庄。我带着陈安和陈宁，跟着去了义庄。陈安那时候才七岁，他问我‘爹怎么了’，我说‘爹睡着了’。陈宁才五岁，她不懂，她还在玩那只布老虎。”傅柳抬起头，看着傅善祥。她的眼睛红了，但没有泪。泪已经流干了。“善祥，我没有办法。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没有银子，没有地方去。你姑父的丧事，是义庄的人帮忙办的。棺材是薄板拼的，连漆都没刷。”傅善祥听着。她没有说“节哀”，没有说“会好的”，没有说“人死不能复生”。她什么都没有说。她只是握着傅柳的手，握得更紧了一些。“善祥，姑姑来找你，不是来诉苦的。”傅柳的声音忽然稳了下来。她把手从傅善祥手里抽出来，擦了擦眼角，坐直了身体。“姑姑是来求你，收留这两个孩子。教他们读书。让他们不用像姑姑一样，一辈子被人欺负。”“姑姑，你留下来。”傅善祥说。“这里就是你的家。陈安和陈宁，我来教。书我来教，字我来教，做人的道理，我来教。”傅柳的眼泪又掉了下来。这一次，她没有捂脸，没有低头，没有躲。她就那么哭着，看着傅善祥，哭着哭着，笑了。笑得像个孩子。陈安和陈宁站在门口，被母亲的哭声惊醒了。陈安光着脚跑出来，站在桂花树下，看着母亲和表姑。他的眼睛很大，黑亮黑亮的，在月光下像两颗被水洗过的黑石子。他没有哭。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陈宁抱着布老虎，站在哥哥身后，探出头来。她的脸上还有睡觉压出的红印子，头发翘得乱七八糟的。她看了看母亲，又看了看表姑，然后走过去，把布老虎塞进傅柳手里。“娘，不哭。布老虎给你。”傅柳接过布老虎，抱在怀里，笑了。笑得眼泪还在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