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七在江宁织造署一直待到洪武三十一年。
不是他想待那么久，是没地方可去。离开织造署，他就是个无根无底的太监，没有家，没有亲人，没有银子，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所以他留下了。李煦在的时候，他留下。李煦调走了，新来的织造姓孙，他也留下。孙织造干了几年，换了姓王的，他还在。来来去去，织造换了四五任，只有他冯七，像一棵老树，根扎在织造署的书房里，怎么拔都拔不出来。
洪武三十一年的秋天，他收到了小顺子的信。小顺子早就离开了织造署。洪武十五年的时候，他攒够了银子，回了山东老家。走的那天，冯七送他到城门口。小顺子没有哭，只是站在那里，看着冯七，看了很久。
“冯七哥，你真的不跟我走？”
“不走。”
“为什么？”
冯七没有回答。为什么？因为他答应过赵珩，替他活着，替他看着，替他记住。留在织造署，他才能看到最多的文书、最多的账目、最多的信件。只有看到这些，他才能知道这天下正在发生什么，才能把那些该记住的事记下来。
小顺子不明白，但他没有追问。他抱了冯七一下，抱得很紧，紧得像要把冯七揉进身体里。
“冯七哥，你保重。”
“你也是。”
小顺子转过身，走上了北上的官道。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没有回头。
“冯七哥，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棵大槐树吗？春天的时候，槐花开满了树，风一吹，花瓣就落进河里，跟着水流走。”
“记得。”
“等我回去了，我替你去看。替你看看那条河，那座桥，那棵大槐树。”
他走了。冯七站在城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官道尽头。槐花落在水面上，跟着水流走。小顺子说他要替冯七去看。冯七知道，他不会回来了。不是不想回来，是回不来了。山东到南京，千里之遥，车马劳顿，盘缠不少。他攒了一辈子的银子，只够买一张单程票。
冯七在笔记上写道：
“洪武十五年，秋，小顺子归山东。奴才有十三年未见之。”
“今洪武三十一年，又十六年矣。小顺子尚在否？奴才不知。”
“奴才但知，那棵大槐树，年年春天，都会开花。”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明太祖朱元璋驾崩。消息传到南京的时候，已经是六月初了。冯七站在织造署的院子里，听着报丧的钟声从京城方向传来，一声一声，沉沉的，像有人在用力敲打一口巨大的铜钟。他在心里默默地算了一下。朱元璋，洪武皇帝，赵崇安。活了七十岁，做了三十一年皇帝。从一个放牛娃，到和尚，到起义军将领，到皇帝，到天下之主。这一辈子，他值了。冯七想起了他第一次见到赵崇安——不，他没有见过。他只在史料里见过这个名字。那时候他还是冯琦，在图书馆的地下室里写论文，写到赵崇安的时候，写了一句：“赵崇安的成功，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这句话是他从某本教科书上抄来的，他自己也不太懂什么意思。
如今他懂了。偶然性，是赵崇安碰上了暮华朝烂到骨子里的时候，一推就倒。必然性，是就算没有赵崇安，也会有李崇安、王崇安、张崇安。暮华朝该亡了，不管谁来推，都会倒。
朱元璋死了，建文帝即位。新皇登基，改元建文。冯七在账房里看到了新皇颁发的诏书，诏书上写着“宽刑省狱，轻徭薄赋”之类的话。他把诏书看了一遍，放下，拿起笔，在纸上抄了一份。不是因为他需要，是因为他要记住。
建文元年，冯七五十一岁了。他头发白了大半，腰也弯了，眼睛也花了。每天看账本的时候要戴上老花镜，镜片厚得像瓶底。他手上的皮肤皱得像树皮，青筋暴起，像一条条蚯蚓趴在手背上。但他的手还是稳的。研墨，铺纸，写字，一笔一划，不抖不颤。
那支笔还在。笔杆上的“安生”两个字已经被磨得几乎看不清了，但他知道那两个字在哪里。不用看，用手摸就能摸到。安王的安，冯七的生。赵珩把这支笔送给他的时候，他才十五岁。如今他五十一岁了，三十六年过去了。三十六年，他写了多少张纸？数不清了。他只知道自己写秃了好几支笔，只有这支，一直没换过。不是舍不得，是习惯了。就像他习惯了活着一样，习惯了写，习惯了记，习惯了一个人。
建文四年，燕王朱棣起兵“靖难”。和四十年前赵崇安的“清君侧”一样，都是谋反，都是篡位，都是骨肉相残。冯七在账房里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忽然笑了。不是好笑，是荒诞。历史在重复，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朝代换了，皇帝换了，年号换了，但人没换。人还是那些人，贪婪的、怯懦的、勇敢的、愚蠢的、聪明的、善良的、残忍的——什么样的人都有，就是没有新的人。
冯七在笔记上写道：
“建文四年，燕王反。与前朝赵崇安事如出一辙。”
“历史总是重复。不是因为它喜欢重复，是因为人总是不长记性。”
“奴才长了。奴才记了四十年。该记的，不该记的，都记了。”
“奴才不知道这些纸将来会落到谁手里。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看。”
“但奴才知道，奴才不死，这些纸就在。”
建文四年六月，燕王朱棣攻入南京。城破那天，冯七正在书房里整理书卷。他听见城外传来轰隆隆的炮声，听见城墙方向传来喊杀声，听见街上有人在哭、在喊、在跑。他放下手里的书，站了一会儿，然后坐下来，铺开一张纸，提起笔，慢慢地写。炮声越来越近，喊杀声越来越近，但他的笔没有停。一笔一划，不紧不慢。
写完最后一个字，他把笔放下，把纸折好，塞进木匣里。木匣已经换了一个更大的，原来那个太小了，装不下了。但这个木匣也快装满了。他把木匣抱在怀里，走出了书房。院子里没有人。织造署的人已经跑光了，有的跑了，有的躲了，有的死了。他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抱着木匣，听着远处的炮声和喊杀声，忽然觉得很平静。
他想起苏公公临死前说的那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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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下去，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记住。”
他记住了。苏公公，冯六，赵珩，周公公，曹寅，小顺子。还有那些名字还没有出现在他笔记里的人。他都记住了。一个不漏。炮声越来越近了，震得地面都在发抖。冯七抬起头，看着灰蒙蒙的天空。天很低，云很厚，像要塌下来似的。
他低下头，看着怀里的木匣。木匣很沉，沉得他胳膊都酸了。但他没有放下，只是把它抱得更紧了。
他忽然想起赵珩送他的那支笔。笔杆上刻着“安生”两个字。安王的安，冯七的生。赵珩把这两个字刻在同一支笔上，是希望他们能永远在一起。哪怕他死了，他的名字还在这支笔上，还陪在冯七身边。如今冯七还活着，还在写着，还在记着。赵珩就还活着，还在写着，还在记着。
他摸了摸脖子上的玉扳指和铜钱。两样东西贴在一起，温热的，像是在彼此取暖。四十多年了，它们就这样贴着，从来没有分开过。
远处的炮声停了。喊杀声也停了。整座南京城忽然安静了下来，安静得像一座坟墓。冯七站在院子里，抱着木匣，一动不动。风吹过来，吹动了他花白的头发，吹动了他破旧的衣袍，吹动了院子里的桂花树。桂花正开着，香气在风中飘散，甜得发腻。
他站在那里，像一棵老树，根扎在土里，枝干伸向天空。风来了不弯，雨来了不倒。不是因为坚强，是因为太老了，老到弯不了、倒不了了。
他闭上眼睛。在黑暗中，他看到了很多人——苏公公，赵珩，冯六，周公公，曹寅，小顺子，顾文昭，周统领。他们站在他面前，看着他，有的在笑，有的在哭，有的面无表情。
“我记住了。”他在心里说，“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每一个字。我都记住了。”
那些人影在黑暗中渐渐散去，像雾一样散了，再也看不见了。但冯七知道，他们还在。在他的记忆里，在他的笔记里，在他写的每一个字里。他们会一直活着，只要他还活着。而他会一直活着，直到他把所有该记住的都记住。
风吹过来，把院子里的桂花吹落了几朵，落在他的肩上，落在他的头上，落在他怀里的木匣上。冯七睁开眼睛，低下头，看着那些金灿灿的小花。
他想起了小顺子说的那句话：“槐花开的时候，满树都是白的，风一吹，花瓣就落进河里，跟着水流走。”
桂花不是槐花，南京不是山东，但他觉得，它们是一样的。花落了，跟着水流走。人死了，跟着记忆走。只要有人记得，花就没有白落，人就没有白死。
冯七抱着木匣，走出了织造署的大门。他没有回头。他知道，他再也不会回来了。这座他住了将近四十年的城市，这座埋葬了他青春和中年、希望和绝望的城市，他再也不会回来了。他要往南走，走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找一个安静的房子，把木匣打开，把那些纸一张一张地铺开，从头到尾读一遍。然后，继续写。把还没写完的写完，把还没记住的记住。
一直写，一直写，写到写不动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