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八年的春天，江宁织造署来了一个新的主人。
马国柱在任上只待了一年多，就被调回了京城。这个人来得突然，走得也突然，冯七还没来得及摸透他的脾性，他已经卷铺盖走人了。朝廷对江南织造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两年换了三任，一任一任地换，像走马灯似的，不知道是江南的织造太难管，还是朝廷的心思变得太快。
新来的织造姓李，名煦，号莱嵩，山东人，四十出头，个子不高，但很精神。他穿一身石青色的袍子，腰系白玉带，头戴乌纱帽，往正堂里一站，自有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度。但他说话的时候却很和气，声音不高不低，像春天的风，吹在脸上不冷不热，刚刚好。
他到任的第一天，照例把织造署上下所有的人召集到正院里，训了一通话。训话的内容无非是“本官奉旨管理江南织造，尔等须恪尽职守，不得懈怠”之类的官话。但冯七注意到，他训话的时候，目光在每一个人脸上都停留了几秒，像是在把每一张脸都刻进脑子里。这个人，比马国柱精细得多。冯七在心里暗暗地想。
训完话，李煦把冯七单独留了下来。他看着冯七，目光温和但不失锐利，像一把裹了绸缎的刀——你能感觉到刀锋的存在，但不会被割伤。
“你就是冯七？”
“是。”
“曹寅在的时候，你是他书房里的人？”
“是。”
“马国柱在的时候，你也是？”
“是。”
李煦点了点头，背着手在书房里踱了一圈，看着满架的书卷，忽然停在一排书架前，抽出一本书，随手翻了翻，又放回去。
“这些书，你都看过？”
“不敢说都看过。整理得多了，大概知道哪一本在哪个位置。”
“识字？”
“识一些。”
李煦转过身来看着他，目光里多了一些东西。不是审视，是探究——像一个人在黑暗里摸索，忽然摸到了一堵墙，想试试这墙是砖砌的还是土垒的，推不推得动。
“你在织造署几年了？”
“回大人，从暮华朝崇文十八年开始，到今年有六年了。”
“六年。”李煦念了一遍这个数字，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六年不短了。织造署的规矩、人情、来往，你都清楚？”
冯七犹豫了一瞬。“清楚一些。”
“清楚一些就够了。”李煦走回书案后面坐下，双手搭在扶手上，看着冯七的眼睛，那目光很沉，像两口深不见底的井，“从今天起，你还在书房当差。但多一件事——每天把织造署的往来文书整理一份摘要，送到我那里去。”
冯七的心跳快了一拍。往来文书的摘要。这意味着他每天都要过目织造署所有的公文，所有的账目，所有的信件。这是多大的信任，又有多大的风险。李煦是信他，还是试探他？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从今天起，他站到了一个更危险的位置上。看得越多，知道得越多，就越容易成为别人的靶子。但他没有选择。李煦是织造，他是奴才。主子让做什么，奴才就得做什么。拒绝就是抗命，抗命就是找死。
“是。”冯七说。
洪武八年夏天，李煦在楝亭里设宴，请了几个江南的文人雅士。冯七在旁边伺候，端茶倒水，添酒上菜。客人们喝得高兴了，开始吟诗作对，你一首我一首，热闹得像唱大戏。李煦酒量不大，几杯下肚就红了脸，话也多了起来。他拉着一个姓沈的客人的手，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声音断断续续的，听不太清。忽然他松开沈客人的手，转过头来，看着站在一旁的冯七，醉眼朦胧的，目光迷离，像隔了一层薄雾。
“冯七，你也来一首。”
冯七愣住了。“大人，小的不会作诗。”
“不会作诗，就念一首。你读了那么多书，总不会一首都念不出来吧？”
客人们都笑了起来。笑声很轻，像风刮过竹林，沙沙地响，但冯七觉得那些笑声像针一样扎在他身上。他站在那里，手在袖子里攥成了拳头。他知道李煦不是故意让他难堪。李煦喝醉了，只是想热闹，想让大家都高兴。但他是个太监，在这些人眼里，太监就是奴才，奴才就是逗乐的。让他念诗，不是真的想听诗，是想看他出丑。
但他没有出丑。他深吸一口气，念了一首诗。不是他自己写的——他不会写诗——是赵珩教他的。赵珩在御书房里教他写字的时候，顺便教了他几首诗。他记得最清楚的是这一首：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念完之后，院子里安静了一瞬。安静得能听见风吹过楝树叶子的声音，沙沙的，像有人在低声说话。然后李煦第一个鼓起了掌。掌声很响，在夜空中回荡，像一颗石子投入池塘，激起一圈圈涟漪。客人们也跟着鼓起掌来，看他的眼神变了，从轻慢变成了惊讶，从惊讶变成了尊重。
“好！”李煦大声说，“念得好！冯七，你藏得深啊！会念诗也不早说！”
冯七低下头。“大人过奖了。小的只是凑巧记得这一首。”
那天晚上，冯七在笔记上写道：“洪武八年夏，李大人设宴楝亭，命奴才念诗。奴才念‘独钓寒江雪’。李大人击节称赏。客亦赞。奴才不知其赞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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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或赞人。但知赞与不赞，奴才依旧是奴才。”
他写完之后，看着那几行字，觉得“奴才依旧是奴才”这句话太重了。重得像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上，喘不过气。他不想做奴才，但他只能做奴才。在这个时代，太监就是奴才，世世代代都是奴才，永远翻不了身。赵珩把他当人看，曹寅把他当人看，李煦也把他当人看。但他们是少数。绝大多数人看太监，看的不是人，是工具——会说话的工具，会走路的工具，会研墨铺纸、端茶倒水的工具。
他把笔记藏好，吹灭了灯，躺在床上。黑暗中，他摸着脖子上的玉扳指和铜钱，摸着枕头底下的那支笔，摸着枕头旁边的木匣。四样东西，每一样都是一个锚，把他拴在这个时代、这个地方、这个身份上。
洪武九年，李煦把冯七从书房调到了账房。冯七不知道这是升迁还是贬谪。账房管的是银子，比书房重要得多，但也危险得多。书房里出了错，不过是几本书的事；账房里出了错，就是银子的事，就是人命的事。
他到账房的第一天，管账的师傅姓钱，五十多岁，瘦得像根竹竿，脸颊凹陷，颧骨高耸，戴着一副老花镜，镜片厚得像瓶底。他把一大摞账本堆在冯七面前，推了推眼镜，从镜片上方看着冯七。
“这些账本，你一本一本地对。对不上的，标出来。”
冯七翻开第一本。密密麻麻的数字，看得他眼晕。他从头看起，一行一行地看，一笔一笔地对。看得眼睛酸了，就揉一揉；看得脖子僵了，就转一转。从早上看到晚上，从晚上看到深夜，看到灯油耗干了，才把第一本对完。
他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僵硬的筋骨，骨头发出咔咔的声响，像生锈的齿轮在转动。他走到门口，推开门，外面是沉沉的夜色，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只有无边的黑暗。他站在黑暗里，忽然觉得自己很累。不是身体的累，是心的累。
他不知道自己还要这样活多久。一年，两年，十年，一辈子？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必须活着，因为赵珩让他活着。他必须写下去，因为赵珩让他写下去。他必须记住，因为这是苏公公最后托付给他、用命换来的嘱托。
那天晚上，他在笔记上写道：“洪武九年，李大人调奴才至账房。管账本，对银钱。日日与数字为伍，夜夜与算盘为伴。奴才本不通数算，今亦通矣。人皆可教，唯在愿与不愿。奴才不愿，然不得不愿。”
他写完之后，把笔放下，看着那行“不得不愿”四个字，忽然觉得这四个字写尽了他的一生。不得不愿，不得不活，不得不写，不得不记住。所有的“不得不”，加在一起，就是他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