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七决定北上。他把这个决定告诉小顺子的时候，小顺子正在厨房里揉面，满手都是面粉，白花花的，像戴了一副白手套。听了冯七的话，他的手停了，面团搁在案板上，半天没动。
“冯七哥，”小顺子的声音有些发抖，“你疯了。”
“没疯。”
“你知道这一路上有多少人想杀你吗？康王的人，朝廷的人，还有那些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要钱不要命的亡命之徒。”小顺子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转过身来看着冯七，眼眶红红的，“你不能去。”
冯七看着小顺子，忽然想起了很多年前在浣衣局的那个夜晚。小顺子蹲在井边，问他：“咱们能活到出宫那天吗？”那时候小顺子还小，声音里带着哭腔，对未来既害怕又期待。如今小顺子长大了，声音不发抖了，但冯七知道，他心里比那时候更害怕。因为那时候他们什么都不懂，无知者无畏。现在他们什么都懂了，懂了才知道怕。
“小顺子，”冯七说，“我必须去。殿下留给我的东西，我不能让它烂在暗格里。”
小顺子咬着嘴唇，沉默了很久，终于开口了，声音涩得像含了一口沙子：“那你去吧。但你要答应我，活着回来。”
冯七没有说话，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活着回来——这四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比登天还难。从南京到京城，一千多里路。康王在沿途设下了天罗地网，等他自投罗网。他能不能活着走到京城都是问题，更别说活着回来了。
但他没有告诉小顺子这些。有些话，说了也没用，只会让活着的人更担心。
洪武七年七月，冯七启程北上。他把所有的笔记、日记、绢帛、字条和钥匙都装进了一个包袱里，背在身上。包袱很沉，压得他肩膀疼，但他不敢放下。这些东西是他的命，也是赵珩的命，也是苏公公的命。他不能丢，一件都不能丢。
他走的那天，小顺子送他到城门口。小顺子没有哭，只是站在那里，看着他，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冯七回头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然后转过身，走进了北上的官道。
官道很宽，能并排走两辆马车。路两边的杨树长得老高，枝叶交织在一起，把天空遮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条窄窄的缝。阳光从那条缝里漏下来，在地上投下斑斑点点的光斑，像一枚枚铜钱散落在黄土上。冯七走在那些光斑中间，步子不快不慢。他不着急，着急也没用。一千多里路，不是一天能走完的，也不是两天、三天、四天。他得一步一步地走，走完这一步再想下一步。
出城之后的第一个晚上，他在一个小镇的客栈里住下了。客栈不大，只有几间房。掌柜的是个五十来岁的瘦老头，看他的眼神有些警惕，但还是收下了他。冯七住的是最便宜的房间，在客栈的后院，挨着马厩。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上放着一盏油灯。他点上灯，把包袱放在床上，坐下来，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这是他离开南京之后的第一天。一切都还顺利。太顺利了，顺利得让他不安。康王的人应该早就知道他离开南京了，应该早就派人来追了。但他一路上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没有可疑的人，没有可疑的车，没有任何可疑的东西。这不正常。
他把玉扳指从脖子上取下来，握在手心里。扳指温润，贴着他的皮肤，像是在告诉他什么。他闭上眼睛，试图从扳指里看到什么——画面、预言、警示——但什么也没有。扳指安安静静的，像一块普通的玉。他睁开眼睛，把扳指重新挂回脖子上。
洪武七年七月十四，冯七走到了徐州地界。徐州是南北要冲，漕运枢纽。当年赵崇安的军队就是从这里渡淮河南下的。他站在淮河边上，看着那条宽阔的大河，河水浑黄，流速很快，打着漩涡往下游奔涌。
河上有渡船，不大，能坐十来个人。船夫是个黑瘦的中年人，光着膀子，肩膀上搭着一条灰扑扑的汗巾。他看见冯七，扯着嗓子喊了一声：“过河吗？十文钱！”
冯七上了船，坐在船尾。船上还有几个人，看起来都是普通的百姓——一个挑着担子的货郎，一个抱着孩子的妇人，一个背着包袱的老头。没有人看他，没有人注意他。他缩在船尾的角落里，抱着自己的包袱，看着河水。
船到河心的时候，冯七忽然感觉到了一股寒意。不是河水的凉意，是另一种凉意——从背后传来的，像有人在他的后颈上吹了一口气。他猛地转过头，看见那个货郎正盯着他。货郎的目光很冷，冷得像冬天的风，从他脸上刮过，刮得他皮肤生疼。
冯七的心跳加速了。但他没有动，只是把包袱抱得更紧了。货郎盯着他看了几秒，然后移开了目光，看向了河面，像是在看风景。但那几秒钟的注视，已经足够让冯七知道了——这个人不是普通的货郎。他包袱里的东西，不是普通的货物。他来这条船上，不是偶然。
船靠岸了。冯七最后一个下船，故意磨蹭了一会儿，等那些人走远了，才上了岸。他回头看了一眼，货郎已经不见了，消失在了岸上的人群中。他站在原地，手心全是汗。那个人没有对他动手，为什么？是因为人太多不方便，还是因为他还没有接到动手的命令？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必须更加小心。
洪武七年七月十八，冯七走到了山东地界。山东，济南府。小顺子的老家。他站在路边，看着路牌上“济南府”三个字，想起了小顺子说过无数次的那条河、那座桥、那棵大槐树。槐花开的时候，满树都是白的，风一吹，花瓣就落进河里，跟着水流走。
他忽然很想替小顺子去看看。看看那条河还在不在，看看那座桥还在不在，看看那棵大槐树还在不在。但他没有时间，也没有胆量。康王的人就在他身后，他每多停留一刻，危险就增加一分。
他加快了脚步。
洪武七年七月二十二，冯七走到了直隶地界。直隶，京城所在的省份。过了直隶，就是京城了。他站在路边，看着远处的天际线，那里隐约可以看到一些建筑的轮廓——是京城的城墙。
他走了二十多天，终于快到了。但他的心不但没有放松，反而绷得更紧了。康王的人一直没有动手，为什么？他们在等什么？等他自己走进京城？等他自己走进他们的圈套？
冯七摸了摸脖子上的玉扳指。扳指温润，贴着他的皮肤，像是在说：别怕。他深吸一口气，迈开步子，继续往前走。不怕。他在心里说。不怕是假的，但怕也要走。
洪武七年七月二十四，冯七进了京城。城门比他想象的要冷清得多，进出的人不多，守城的士兵也没什么精神，靠在墙上打哈欠。他没有遇到任何阻拦，没有盘问，没有检查，甚至没有人多看他一眼。
他就这样轻轻松松地走进了京城。太轻松了，轻松得像一场梦。他走在京城的大街上，看着两旁的店铺和行人，心里却空落落的，像被人挖走了一块。这里曾经是暮华朝的京城，是赵珩生活过的地方，是苏公公死的地方，是冯六死的地方，是周公公死的地方。如今，这里的一切都变了。店铺换了招牌，街道改了名字，连空气里的味道都变了。只有那些建筑还在——城墙还在，鼓楼还在，皇宫还在。但住在这里的人，已经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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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茬又一茬。他沿着记忆中的路，走到了皇宫的附近。宫墙还是那么高，还是那么红，还是那么高不可攀。但宫门上的匾额已经换了——“乾清宫”变成了“太和殿”，“坤宁宫”变成了“交泰殿”，一切都不一样了。
他站在宫墙外面，看着那些熟悉又陌生的建筑，站了很久。然后他转过身，走了。他没有进皇宫。他进不去，也不想进去。那座皇宫里已经没有他认识的人了，也没有认识他的人了。他去了御书房——不，不是御书房，是御书房曾经矗立的地方。那里如今是一片空地，长满了荒草。御书房被烧了，烧得干干净净，连地基都没留下。他站在那片荒草丛中，蹲下来，用手摸了摸地面。泥土是干的，硬的，没有温度。六年前的春天，他在这间屋子里研墨、铺纸、整理书卷，听赵珩念奏章、说闲话、教他写字。六年前的冬天，他从这间屋子下面的暗格里取出了那个木匣，交给了康王。六年前的冬天，他在这间屋子后面的耳房里，把那个木匣藏进了地板下面。
木匣已经不在那里了。他把木匣取出来交给了康王，但暗格还在。暗格里可能还有别的东西。他站起来，朝耳房的方向走去。耳房也没有了，和御书房一起被烧了。只剩下一片焦黑的废墟，砖瓦碎了一地，横七竖八地躺着。他在废墟中翻找，翻了好久，才找到了那块地板所在的大致位置。地板已经烧没了，暗格也烧没了，里面什么都没有了。
他蹲在废墟中，手里攥着一把焦黑的泥土，泥土从指缝间漏下去，像沙漏里的沙。赵珩留给他的那把钥匙是开这个暗格的，但暗格已经不在了。他千里迢迢从南京赶来，找到的只有一片废墟。
他站在那里，手在发抖。不是因为失望，而是因为愤怒。愤怒这座皇宫烧掉了赵珩留下的东西，愤怒康王夺走了他的一切，愤怒自己什么都保护不了。
他把那把钥匙从包袱里掏出来，握在手心里。铜的，小小的，已经被磨得发亮。他看了很久，然后把钥匙揣进怀里，贴着胸口。钥匙冰凉冰凉的，但很快就暖了。
那天晚上，他在京城找了一家客栈住下。客栈不大，在一条小巷子里，是那种不会有人注意的小店。掌柜的是个老太太，头发全白了，背驼得厉害，走路的时候几乎贴着地面。她给冯七开了一间房，在二楼最里面，窗户对着巷子，很安静。
冯七把门关上，把包袱放在床上，坐下来。他累极了，骨头缝里像灌了铅，每一个关节都在疼。但他睡不着。他睁着眼睛，看着头顶的房梁，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
他想起了很多事情。想起了初入宫时那条长长的甬道，想起了御书房里成千上万卷书册，想起了赵珩教他写字时握着他的手，想起了苏公公死前说的那句“活下去，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记住”。他还想起了康王的脸，那冰冷的目光，那薄薄的嘴唇，那带着杀意的微笑。
他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是陌生的味道，不是他习惯的那种。他忽然很想念南京，想念那间小屋，想念小顺子做的枣泥酥，想念曹寅在楝亭里看书时翻动书页的声音。那些声音和味道，是他在这世上仅存的一点温暖。
他摸了摸脖子上的玉扳指和铜钱。两样东西贴在一起，温热的，像是在告诉他——你还活着。活着就好。活着就还有机会。
他闭上眼睛。
明天，他要去康王府。不是去找死，是去找答案。那把钥匙打不开御书房的暗格了，但它可能打得开别的东西。康王府里，会不会也有一扇门，在等着这把钥匙？他必须去。因为那是赵珩留给他的最后一样东西，也是他最后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