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元年的夏天，南京城热得像蒸笼。
冯七从小顺子那里听到赵珩可能还活着的消息后，心里一直像揣着一团火。那团火烧得他坐立不安，烧得他夜不能寐，烧得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站在安王府门口，朝北边望。望什么呢？他不知道。他只是觉得，如果赵珩还活着，一定会回南京来。他说的，他亲口说的——“你留下，替我看着这座府邸。”
所以冯七就看着。一天一天地看，一月一月地看。从春天看到夏天，从夏天看到秋天。看得脖子都酸了，看得眼睛都花了，看得那颗滚烫的心一点一点地凉下去。但他没有放弃。每天早上，他照样站在门口，朝北边望。望完了，转过身，回书房，研墨，铺纸，整理书卷。赵珩不在，但书房不能空着。这是他的执念，也是他的活法。
顾文昭走了之后再没有回来。冯七有时候会想起他，想起他说过的话——“殿下如果还活着，一定会回南京。”这句话是冯七每天站在门口朝北望的全部理由。如果顾文昭骗了他呢？他不知道。但他宁愿相信顾文昭没有骗他。在这年头，相信一个人比怀疑一个人难得多，但也比怀疑一个人暖得多。
小顺子在安王府住下来之后，被分派到厨房帮忙。他手脚利索，嘴巴又甜，厨房里的几个人都挺喜欢他。他每天忙完了就来找冯七，有时候带两个馒头，有时候带一碟咸菜，有时候什么都不带，就是来坐坐，说说话。冯七和他说话的时候，话不多。小顺子问一句他答一句，问两句他答两句。小顺子也不在意，一个人也能说上半天。冯七有时候听着他说，觉得恍惚。好像又回到了浣衣局的日子，那时候小顺子也是这样，蹲在井边，一边洗衣裳一边念叨，念叨老家门口的那条河，念叨桥头的那棵大槐树，念叨槐花落在水面上，跟着水流走。
冯七那时候觉得他烦。现在觉得，那是他听过的最好听的声音。因为那是活着的声音。在这座吃人的皇宫里，在这座吃人的王府里，在每一天都可能成为最后一天的日子里，能听见一个人在你耳边絮絮叨叨地说一些有的没的，是一种奢侈。他不知道这种奢侈还能持续多久，所以每一次小顺子来找他说话，他都认真地听着，一个字都不漏。
洪武元年七月，新朝下了一道旨意：前朝宗室，一律迁居京城，由朝廷统一安置。这道旨意传到安王府的时候，府里炸开了锅。赵珩不在，安王府没有主人，但这道旨意明确提到了“安王府”三个字——所有属于安王名下的田产、宅邸、奴仆，一律收归朝廷，另行处置。冯七听到这个消息，沉默了很久。他不是不懂。新朝要坐稳天下，就必须把前朝的宗室全部控制在手里。放他们在各地，就是留后患。收拢到京城，集中看管，才是最稳妥的办法。
可是赵珩不在。没有人代表安王府去接受朝廷的安排。冯七只是一个太监，他什么都不是，什么都做不了。他只能等。等朝廷的人来，等他们决定他的命运。
洪武元年八月，朝廷的人来了。
来的是个年轻太监，二十出头，白白净净的，穿着一件簇新的墨绿色袍子，腰里挂着一块成色极好的玉佩，走起路来玉佩叮当作响。他的眼睛不大，但很活，骨碌碌地转，一进门就把整座安王府上上下下打量了个遍。冯七看着那双眼睛，忽然想起了吉祥。吉祥也是这样，眼睛很活，像是在不停地算计什么。
“你就是安王府的管事？”年轻太监上下打量着冯七，目光像一把刷子，把他从头到脚刷了一遍。
“是。”冯七说。
“叫什么？”
“冯七。”
“冯七。”年轻太监念了一遍这个名字，嘴角微微上扬，像是在品尝什么味道，“安王殿下呢？”
“殿下不在府中。”
“去哪儿了？”
冯七犹豫了一瞬：“回京城了。”
年轻太监的眼睛眯了一下。那眯眼的时间很短，短到几乎看不出来，但冯七看见了。他看见那眯眼里藏着什么——不是意外，是了然。像是早就知道，只是想从他嘴里再确认一遍。
“回京城了。”年轻太监重复了一遍，点了点头，“那这道旨意，就只能你来接了。”
他从袖子里掏出一卷黄绫，展开，念了一遍。旨意的大意是：安王府所有田产、宅邸、奴仆，一律收归朝廷。府中下人，愿意留下的，重新登记造册，分派到各衙门当差；不愿意留下的，发给遣散费，自行离去。
冯七跪着听完，磕了一个头，接了旨。
年轻太监走后，冯七把府里的人都召集到正院里。他站在台阶上，看着下面黑压压的人头——粗使的、厨房的、花园的、马房的、书房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看着他。他把旨意复述了一遍，说完之后，院子里安静了好一会儿。
然后有人开始哭了。先是一个老嬷嬷，抱着她的小包袱，眼泪哗哗地流，哭得浑身发抖。然后是几个小丫鬟，跟着哭了起来，声音细细的，像小猫叫。接着是厨房的大师傅，四十多岁的汉子，蹲在墙角，把脸埋在膝盖里，肩膀一耸一耸的。哭声像瘟疫一样在院子里蔓延开来，哭得冯七心里发酸。但他没有哭。他的眼泪在浣衣局的那个夜晚就已经流完了。他站在那里，看着这些人哭，看着这座府邸从热闹变得冷清，从完整变得支离破碎。
当天下午，就开始有人走了。走的人背着包袱，低着头，脚步匆匆，不敢回头看。好像回头看一眼，就走不了了。留下的人也不多，十几个，大多是没地方可去的。冯七在名册上一个个地登记他们的名字——李嬷嬷，李贵，小顺子，王贵，赵大，钱二，孙三。登记到小顺子的时候，小顺子说：“冯七哥，我不走。你去哪儿我去哪儿。”冯七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在名册上写下了“顺子”两个字。
洪武元年九月，安王府正式被朝廷收回。大门上那块写着“安王府”三个字的匾额被摘了下来，换上了一块新的——“江宁织造署”。朱红色的漆，金灿灿的字，在秋日的阳光下闪着光。冯七站在门口，看着那块新匾额，忽然觉得这三个字格外刺眼。
安王府没有了。赵珩的房子，变成了别人的衙门。那些花，那些树，那些石板路上踩出来的凹痕，那些窗纸上映出来的人影——都不再是赵珩的了。
冯七被分派到了江宁织造署当差。还是管书房，还是研墨铺纸整理书卷，和以前差不多。但他知道不一样了。以前他在安王府的书房里，是为赵珩做事。现在他在江宁织造署的书房里，是为一个他从没见过面的官员做事。
不过，能留下来已经是万幸了。苏公公说过，在这座皇宫里，活着就是最大的赢。他不求赢，他只求别死得太早。
洪武元年十月，冯七在街上看到了一个告示。告示是朝廷贴的，黄纸黑字，贴在南京城最热闹的街口，围观的人很多。他挤进去看了一眼，只一眼，就僵在了原地。
告示上写着：前朝逆党刘首辅、赵珩等人，罪大恶极，着即处斩，家产抄没，子孙永不叙用。
赵珩的名字，在那张黄纸黑字的告示上，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冯七站在那里，看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他的脑子里嗡嗡地响，像有一万只蜜蜂在里面飞。他听不见周围人的声音，看不见周围人的脸，只觉得天旋地转，脚下的地面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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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抽走了一样。
赵珩死了。被新朝定为“逆党”，处斩。他怎么死的？什么时候死的？死在哪儿？冯七不知道。告示上没有写。告示上只有那两个字，冷冰冰的，像两块石头，砸在他心口上，砸得他喘不过气来。
他在街口站了不知道多久。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周围的人已经散了，告示前面空空荡荡，只有他一个人站在那里。秋风吹过来，把告示的一角吹得翘了起来，哗啦哗啦地响，像一声声叹息。
冯七伸出手，想去摸一下那两个字。但他的手指还没碰到纸，一只手从旁边伸过来，抓住了他的手腕。
“别碰。”
冯七转过头。是一个陌生人，三十来岁，穿着一件青灰色的短褐，面容普通，普通到扔进人群里就再也找不出来的那种。但他的眼睛不普通。那双眼睛很亮，很沉，像是藏了很多东西。
“你是谁？”冯七问。
陌生人没有回答。他松开冯七的手腕，转身走进了人群里，转眼就不见了。
冯七站在告示前面，手腕上还留着那个人手指的温度。温热的，像一个人的体温。他忽然想起一件事——那个人抓他手腕的力道，不大不小，刚好能拦住他，又不至于弄疼他。那不是路人的力道，那是熟人的力道。是怕他做出什么傻事，才出手拦他的。
那个人，认识他。
冯七转过身，想追上去，但人群已经把他淹没了。他站在熙熙攘攘的南京街头，四面八方都是人，但他觉得孤独极了。孤独得像一片落叶，被风吹起来，不知道会落到哪里。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只手还在微微发抖。他把它攥成拳头，指甲嵌进掌心里，疼得他浑身一激灵。
赵珩死了。他在心里把这四个字念了一遍，又念了一遍，再念了一遍。念到第四遍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眼眶是干的。没有眼泪。他以为他会哭，但一滴眼泪都没有。他只是觉得胸口有一块巨大的石头压着，压得他喘不过气，压得他走不动路，压得他想蹲下来，把脸埋进膝盖里，像厨房的大师傅那样，把自己缩成小小的一团。
但他没有。他站在那里，站得很直。苏公公说过，冯家的人，骨头都硬。他不知道自己的骨头硬不硬，但他知道，自己不能倒下。
他摸了摸脖子上的玉扳指和铜钱。两样东西贴在一起，温热的，像是在给他力量。他又摸了摸怀里那张纸。赵珩临走前给他的那张纸，折得方方正正的，贴着他的胸口，温热的。他还没有打开。他不知道那张纸上写的是什么，但他知道，不管写的是什么，他都要打开看了。时候到了，已经到了。再也等不下去了。
那天晚上，冯七回到自己的小屋，关上门，点上灯。他把那张纸从怀里掏出来，放在桌上，看了很久。纸已经泛黄了，折痕很深，有些地方的纸纤维已经磨断了，再折几次就会断成两半。他把纸展开，铺在桌上。
赵珩的字，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和他的人一样——从容，克制，带着一种说不清的温度。纸上的字不多，只有五行，但冯七看了很久，久到灯油都快要烧干了。
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读完了，又从头读了一遍，再读了一遍。读完之后，他把纸折好，重新揣进怀里，贴着胸口。然后他铺开一张纸，提起笔，在纸上写下了几行字。他的手没有抖，心没有慌，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写完之后，他把那张纸和以前的笔记放在一起，藏进床板下面。然后他吹灭了灯，躺在床上，闭上了眼睛。黑暗中，他摸了摸脖子上的玉扳指。扳指温润，贴着他的皮肤，像是在告诉他什么。他没有问它告诉什么，因为他已经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