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冬了。
金陵的冬天不是轰隆一声砸下来的，是渗进来的。像屋檐上的霜，头天晚上还没瞧见，第二天清早推窗，瓦楞上已经白了一层，连窗棂缝里都结了细细的冰花，指尖一碰就化成刺骨的凉水。
梧桐叶子不知什么时候落得一片不剩，光秃秃的枝丫戳在灰蒙蒙的天底下，秦淮河边那几棵老柳树也秃了，细枝条垂在水面上冻得发硬，风一吹碰在一起，发出干涩的沙沙声。
风从衣领灌进去，贴着脊梁骨往下滑，像揣了块化不开的冰，连心口都冻得发紧。街上拉黄包车的都换上了厚棉袄，车夫们揣着手在巷口跺着脚，一说话嘴里冒出一团白气，风一卷就散了，像从来没存在过。
厨房里周妈在洗碗，方叔在擦锅，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
碗沿碰着水池边沿发出清脆的磕碰声，锅铲一下一下刮着锅底，不紧不慢，是这个家里十几年不变的晨早烟火气。
他们在这个家里待了快二十几年，看着她长大，看着他从少年熬到而立，说话从来不用压低嗓子，也从来没把她当外人，却不知道，有些轻飘飘的闲话落在她耳朵里，比腊月的风还刺骨。
“昨天韩站长又叫人来说了，说他家静姝小姐亲自下厨，做了先生爱吃的糟鱼，请先生务必去府上尝尝。”周妈拧干抹布搭在灶台边上，水声一停，这话就格外清晰，“这都第三回了，站长这面子给得够足了。”
“韩小姐人倒是周正，”方叔放下锅铲，拿起另一块干抹布擦着锅沿，“金陵女子师范毕业，在鼓楼小学教音乐，说话细声细气的，上次来送点心，还说给小姐带了一盒进口的水果糖，礼数周全得很。”
“性情温顺，又有学问，家世也配得上，跟咱们先生也算天造地设的一对。站长亲自保的媒，这要是成了，先生以后在站里行事也方便。”周妈叹了口气，“先生也快三十的人了，总不能一辈子单着。家里有个太太，生个一儿半女，这才叫个完整的家。韩小姐都特意说了，以后住进来，也把小姐当亲妹妹待，绝不让小姐受半分委屈。”
沈见微夹酱黄瓜的筷子，在听到第一句“韩站长家静姝小姐”的时候，就已经顿住了。
酱汁顺着筷尖滴在粥面上，洇开一小团褐色的油花，她盯着那团油花看，看它的边缘慢慢模糊，渗进白粥的米粒之间，像她心里那点见不得光、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悄无声息地晕开，把整碗粥都染得发苦。
她指尖微微发僵，把筷子轻轻搁在碗沿上，端起粥碗喝了一大口。
滚热的粥烫得舌尖瞬间发麻，可她一点知觉都没有，只觉得那点热意顺着喉咙滑下去，半点没暖到心里，反倒让胸口堵得更厉害，连呼吸都发闷。
她站起来，把书包拎上，往门口走。
“小姐！鸡蛋还没吃呢！”周妈从厨房探出头，着急地喊了一声。
“吃了。”她没回头，声音稳稳当当，听不出半点波澜。
走到玄关，从衣帽钩上扯下围巾绕了两圈，把半张脸都埋进带着皂角香的围巾里，推开门。
冷风迎面灌进来，她站在门口吸了一下鼻子，鼻腔里全是冷冽的寒气，压得眼眶发酸，却硬是没让眼泪掉下来。
从陆公馆到金陵大学的路，她走了三年，每条巷子、每棵梧桐都烂熟于心。
往常走到鼓楼那一带她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拐过那个弯就能看见文渊阁门口的书摊，老陈坐在柜台后面打算盘。
她今天没往那边看。
她低着头走路，围巾把半张脸裹得严严实实的，粗布书包带子在肩上勒出一道深深的印子，脚步却像踩在化了冻的泥地里，虚浮得发飘，像踩在她和他相依为命的十四年光阴里，一脚踏空，底下透骨的凉。
国文系今天讲的是丰子恺的两篇白话散文，《给我的孩子们》与《送阿宝出黄金时代》。
周先生站在讲台上，穿一件洗得发灰的棉袍，袖口磨得起了毛边，头发白了大半。
他今天不讲古文，说天冷了，讲两篇白话换换胃口，讲一讲人间最寻常的成长与离别。
教室靠窗的位置漏着风，墙根的自来水管冻裂过，水珠顺着墙缝渗下来，嗒、嗒，落在安静的教室里格外清楚。
周先生在黑板上写下“丰子恺 黄金时代”几个字，粉笔头断了一次，他弯腰捡起来继续写，说这两篇文章，一篇是父亲写给孩子们的童真赞歌，一篇是父亲送女儿走出童年的临别赠言，写尽了人这一辈子，最留不住的时光。
他把书摊在讲桌上，却一眼没看。他很多文章都能背，背到兴头上会把老花镜摘下来捏在手里，像捏着一片舍不得放下的落叶。
午后的阳光从窗户斜斜照进来，空气里浮着一层细细的粉笔灰，他就站在那片光里，声音慢而沉，像在说一段很远的往事：“我的孩子们！我憧憬于你们的生活，每天不止一次！”
他背得很慢，像是在读一封写给自己看的旧信，每个字都在嘴里含过了才吐出来。
教室里的杂音一点一点往下沉，后排那个总在偷吃栗子的男生也停了手，靠窗的女生把钢笔搁下了，连翻书的声音都轻得像羽毛落地。
“可惜到你们懂得我的话的意思的时候，你们将不复是可以使我憧憬的人了。这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啊！”他把老花镜摘下来，用棉袍袖口擦了擦起雾的镜片，戴上，又摘下来，指尖微微发颤。
“憧憬于你们的生活的我，痴心要为你们永远挽留这黄金时代在这册子里。然这真不过像‘蜘蛛网落花’，略微保留一点春的痕迹而已。”
沈见微坐在靠窗倒数第三排的位置。今天她没有拿铅笔，课本合着放在桌上，只留了笔记本翻开一页空白。
她盯着周先生身后黑板上那行粉笔字——蜘蛛网落花——那行字在阳光里浮着一层细细的粉笔灰，风吹过来，灰就飞走几粒。
她的手指无意识地捏着脖子上的银坠子，用拇指和食指一圈一圈地转，指尖反复摩挲着坠子背面那个小小的、几乎看不见的“微”字——那是他拿刻刀，熬了三个晚上，一笔一划刻上去的。指腹磨得发烫，像还能感受到他当年刻字时，被刻刀划出来的细小伤口的温度。
“丰子恺先生怕什么？不是怕孩子长大。是怕孩子大了，那份独属于童年的真率、自然与热情，就被世俗的世故磨平了。”周先生的声音还在教室里缓缓飘着，
“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大女儿阿宝已经从垂髫稚子，长成了懂事的少女。他看着阿宝从只会哭闹着要他抱的孩子，变成了能帮母亲照顾弟妹、操持家事的小大人，既欢喜，又悲哀。欢喜的是孩子长大了，懂事了；悲哀的是，那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永远留在了黄金时代里，再也回不来了。”
沈见微把脸转向窗外。梧桐叶子落得一片不剩，光秃秃的枝丫戳在灰白的天上，像谁用钢笔在纸上划的乱线，毫无章法。
枝丫中间空了一块——她忽然记起来，那一片本来挂着几片顽固的叶子，上个礼拜还牢牢地长在枝上，被夜里的寒风刮了两夜，现在也没了。树上什么都没有了，像被掏空了的她自己。
她忽然怔怔地想：她卧房外的梧桐树在她的窗外长了多少年了？
从她八岁被他捡进陆家，搬进那间房，它就一直在那儿了。
每年秋天，掌形的叶子落在窗台上，她一片片捡起来，夹在课本里，夹了厚厚的好几本，后来搬家、躲日军扫荡，那些书跟着她颠沛流离，最后不知道都散到哪儿去了，就像她散在时光里的童年。
每年春天，树上会停好几只麻雀，天不亮就叽叽喳喳地叫，布丁会被鸟叫声吵醒，从被子上跳起来，窜到窗台上，隔着玻璃想抓鸟，尾巴竖得老高，每次都抓不到，抓不到还生气，冲玻璃哈气，拿肉垫子拍得玻璃哐哐响。
她要是搬到楼下客房，早上推开窗，看见就只有青灰色的院墙。院墙上面什么都没有。
没有梧桐树，没有叽叽喳喳的麻雀，也没有他半夜起来给她盖被子时，落在窗台上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