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毅行回到帅府的时候,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了。

    他没有去东厢。许薇薇今晚住在林晚那里,说是要帮林晚收拾客房,顺便陪她住一晚。

    沈毅行知道她在躲什么——她不想在沈毅轩坦白之后,立刻面对他。

    他理解她。换作是他,他也会躲。

    书房的门在身后合拢,发出一声沉闷的响。他没有开灯,在黑暗里站了一会儿,然后慢慢走到窗前,推开窗户。

    四月的夜风涌进来,带着桂花树新叶的气息,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泥土腥气。月光从云层的缝隙里漏下来,在院子里那棵桂花树上投下一层薄薄的银白色光晕,像一层还没来得及落定的霜。

    他把额头抵在冰凉的窗框上,闭了一会儿眼睛。

    脑子里很乱,乱得像一锅被搅了太多次的粥,各种念头浮上来又沉下去,交错着、纠缠着,谁都不肯先安静下来。

    他想起了老三小时候的样子。

    沈家三个儿子,沈毅诚是长子,从小被寄予厚望;沈毅行是老二,在父亲面前连坐都不敢坐满椅子;沈毅轩是最小的,也是最不受重视的那个。

    不受重视,反倒自由。

    他记得沈毅轩十一岁那年,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只受伤的麻雀,翅膀折了,躺在花园的石板路上一颤一颤地喘气。老三蹲在它旁边,用一片梧桐叶把它托起来,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里。

    他那时候正好经过,看见老三蹲在花园里,整个人缩成一小团,像一只正在孵蛋的鸟。

    “你干什么呢?”

    老三抬起头,眼睛里有一种小心翼翼的亮光:“二哥,它受伤了。我想救它。”

    他当时觉得老三太傻了。一只麻雀,救活了又怎样?明天被猫叼走,后天被弹弓打下来,迟早是死。

    但他没有说出口,只是蹲下来,看了看那只麻雀的翅膀:“折了,接不回去了。”

    老三没有放弃。他把麻雀带回房间,用竹签和布条给它做了支架,每天喂水喂米。

    那只麻雀活了三天,第三天晚上还是死了。

    老三把它埋在花园的桂花树下,用一块小木板做了个墓碑,上面用铅笔画了一只歪歪扭扭的鸟。

    那时候他站在窗口,看着老三蹲在桂花树下,心里忽然觉得这个弟弟有点陌生,有点不走寻常路。

    沈毅行睁开眼,月光照在窗台上,灰尘在光线里浮动着,像无数细小的星星。

    后来老三去了香港学医。他送老三去码头的时候,老三站在船舷边,回过头朝他挥了挥手。

    那时候他站在码头上,海风吹乱了他的头发。

    看着那艘船一点一点地变小,变成海面上一个模糊的灰点,最后彻底消失在海天相接的那条线里。

    他以为老三会在香港安安稳稳地读完书,当一个医生,过一种跟权力、政治、家族都没有关系的生活。

    可现在老三回来了,参加了游行,请愿书上按了血手印,说“国家病了更要治”。

    老三不怕被抓,怕的是“被当成乱党处理掉”。

    沈毅行的手指在窗框上慢慢收紧。

    他想象过老三被抓的画面——手臂被反剪着,押在囚车的铁皮车厢里,脸上有伤,额角在流血。或者更糟,他死在北平的监狱里,像那些他只在档案上读过名字的年轻人一样,无声无息地消失。

    这个想象让沈毅行的后脊一阵发凉。

    “你是我弟弟,我能对自己的弟弟下手?”他对老三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可他心里知道,这句话说出来,就意味着他要在父亲面前撒谎。

    父亲今天又发了电报——“申城秩序的整顿,不能再拖了。北平的耐心是有限的,也请你注意自己的言行。”

    沈世昌从来不说“我希望你怎样”,说的是“北平的耐心是有限的”。

    沈世昌习惯于把压力包装成客观事实,让沈毅行找不到反驳的落脚点。

    你反对不了“北平的耐心”,你也反对不了“父亲的忧虑”。

    沈毅行了解父亲。如果把老三的事告诉父亲,父亲会怎么做?

    父亲会把老三抓回来,关在帅府的某个房间里。不是为了审老三,是为了保护——保护老三不被北平的人抓走,保护沈家不因为老三的“乱党”身份被牵连。

    但关起来之后呢?是把老三留在申城,还是送去更安全的地方?

    父亲再冷酷,也不会让亲儿子死,但会让老三活得像一个被折断了翅膀的鸟,关在笼子里,每天有人喂水喂米,却再也飞不起来。

    沈毅行忽然想起那棵桂花树下的麻雀。

    老三用树枝在泥土上画了一只歪歪扭扭的鸟,然后蹲在墓碑前面沉默了很久。

    沈毅行想问老三在想什么,但最终没有开口。

    现在他后悔了。当时应该问的。

    如果那时候问了老三在想什么,也许现在就知道老三为什么会变成今天的模样。会知道他为什么宁愿冒着被抓的风险,也要去参加游行,也要按下那个血手印。

    老三说“学医只是医人,现在是国家病了,更要治”。

    沈毅行没有反驳,因为在那一刻,他忽然意识到老三说的是对的。他没有立场反驳一个“对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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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

    他想起自己看过的那份内部情报——南京和北平的监狱里,关着多少进步学生和工人,像一筐被倒出来的土豆,堆在潮湿的牢房里,每天只给两顿饭,从不过问他们的名字。

    他当时没有多想,只是把那份情报合上,放在一边。那不是他该管的事。他管不了北平的事,也管不了南京的事,他只能管申城的事,而且申城的事已经够多了。

    可老三在地下室说的那句话——“如果所有人都缩着脖子不敢出声,任外国人欺凌,那这个国家就真的没救了”——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拔不出来。

    他以前觉得,那些学生太理想主义了。他们不知道这世界是怎么运转的,他们不知道妥协和忍耐有时候比反抗更重要。

    可现在他想起老三站在船舷边朝他挥手的样子,想起老三把一只奄奄一息的麻雀捧在手心里的样子。

    老三相信什么?老三相信那只麻雀能活。老三相信这个国家能变好。

    沈毅行站在黑暗里,月光在他脚边铺了一层薄薄的银色。

    他忽然觉得很累。累到想就这样靠着窗框站着,闭上眼,什么也不想。但那些念头不肯放过他。

    他想起沈毅诚。沈毅诚在除夕夜当着全家人的面羞辱许薇薇的样子,他一直没有忘记。

    沈毅诚恨他,因为他抢了本该属于长子的位置。

    沈毅诚恨许薇薇,因为她站在他这边。

    沈毅诚甚至恨老三——因为老三自由,没有背负家族的重担,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老三大概是沈家最后一个还相信“对错”的人。

    如果他把老三交给父亲,沈家就真的没有干净的人了。

    沈毅行低下头,月光照在他的手背上,青色的血管在皮肤下隐约可见。

    他不需要让父亲知道,不需要让任何人知道。老三的事,就留在老三自己那里。

    沈毅行从窗框上直起身来,走到书桌前,拉开抽屉,里面有一张泛黄的照片,边角已经卷起来了。

    照片上三个男孩并排站着——沈毅诚站在中间,他站在左边,老三站在右边。老三比两个哥哥矮半个头,笑得最用力,露出一颗豁了门牙的牙齿。

    这是他们兄弟三人唯一一张合照。那时候老三还没学医,他还没接任少帅,沈毅诚还没被父亲送去国防部。他们还是可以站在同一棵树下,对着同一个镜头笑。

    沈毅行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把它放回抽屉里,没有再看。

    窗外,月亮已经从云层里完全钻出来了。院子里的桂花树在月光下泛着一层银白色的光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