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日子，西贝又开始像个陀螺一样，为悠悠的托育问题重新旋转、奔波。这次，她带着一种近乎偏执的谨慎。赵阿姨家的意外，像一记警钟，让她在寻找下一家时，条件近乎严苛：环境必须干净、安全、明亮；看护人必须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最好专职，绝不能一边带孩子一边做有潜在危险或其他杂事；离厂子或家不能太远；可以有其他孩子，但也不能太多……
皇天不负有心人，也可能是被她的执着打动，一位同事给她指了条新路：家附近一个的工人新村，有户人家开了个“小小托幼所”。主办人是一对刚从小学教师岗位退休的老夫妻，姓陈，带着自家一个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暂时在家待业的女儿。他们把自家那套两室一厅的单元房腾出一间大的，专门收拾出来，收托附近双职工家庭的孩子。因为是新式公房，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水泥地坪，白灰墙，玻璃窗宽大明亮，环境比老式弄堂房子不知干净敞亮多少。最重要的是，陈老师明确表示，他们老两口加女儿，三个人就专门看孩子，不做别的，保证安全、细心。
西贝去看了，地方确实整洁，陈老师夫妇斯文有礼，谈吐清晰，一看就是有文化、讲道理的人。他们女儿虽然年轻，但耐心不错，喜欢孩子。托幼所里当时有六七个孩子，好几个都比悠悠大，不过三四岁的居多。虽然收费比赵阿姨那里又高了一截，但西贝一咬牙，还是决定试试。环境安全、人员可靠，比什么都强。
悠悠就这样，从弄堂“阿奶”的怀里，转战到了工人新村的“小小托幼所”。
一进去，悠悠的“与众不同”立刻就显现出来。常年因为哮喘反复发作，不得不依赖激素类药物（尤其是急性发作时使用的静脉或口服激素）来控制病情，药物的副作用在悠悠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她不再是赵阿姨喂养下那种健康的圆润，而是一种“虚胖”，像发面馒头被快速发酵起来。脸蛋圆鼓鼓、白嫩嫩，带着不自然的红晕；身子胖墩墩，小肚皮圆滚滚；胳膊腿像一节节饱满的白嫩莲藕，肉多得几乎看不见关节。尤其是每次急性发作，用过几天强效激素后，那浮肿就更明显，小脸蛋亮晶晶的，本来就小的小眼睛，眼皮都能肿成一条缝，手指按上去，会有浅浅的小坑（哎，继承了西贝与甘英嵘的小眼睛基因，却没有继承甘英嵘的笔挺的鹰勾鼻子基因）。
但这“胖”，并不结实，也不健康，反而透着一种病态的脆弱。而更让西贝和陈老师一家哭笑不得的是，激素刺激下的悠悠，胃口好得简直令人咋舌，活脱脱一个小“饕餮”、微型“大胃王”。在托幼所，别的三四岁的小朋友，正是挑食、玩饭、吃饭磨蹭的“高峰期”，常常一碗饭能吃上半天，还剩小半碗。悠悠却瞪着虎了吧唧的小眼睛，盯着别的小朋友碗里的饭菜，尤其是肉和蛋，眼神那叫一个“灼热”，仿佛在看什么稀世珍宝，小嘴巴不自觉地咂摸着。
于是，托幼所里便开始频频上演让人忍俊不禁的“吃货”轶事。
有一次，西贝去接她，被陈老师笑眯眯地拉到一边：“西贝妈妈，今朝有桩事体，真要跟侬讲讲，笑煞人了。” 原来，中午吃红烧肉圆炒青菜，外加米饭。有个比悠悠大半岁的小男孩，吃饭特别慢，还挑食，青菜不吃，肉圆咬了一半就丢在碗里，只顾着玩勺子。悠悠自己碗里的早就吃得干干净净，连一滴汤汁都没剩。她看看自己的空碗，又看看旁边小男孩碗里那半个油光发亮、无比诱人的肉圆，小脑袋歪了歪，似乎在思考。然后，趁陈老师转身给另一个孩子擦脸的功夫，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蹭到小男孩身边，伸出小胖手，稳、准、狠地一把捞起那半个肉圆，直接塞进自己嘴里！动作一气呵成，流畅无比！塞得两边腮帮子都鼓了起来，像只偷食成功、心满意足的小仓鼠。
等陈老师回过头，看见的就是悠悠鼓着腮帮子，瞪大眼睛，一脸“我什么都没做”的无辜表情，而旁边的小男孩，看着自己突然空了的碗，愣了一下，然后“哇”地哭了出来。
“悠悠！侬做啥拿小朋友的肉圆？” 陈老师忍住笑，故意板起脸问。
悠悠费力地把嘴里的肉圆咽下去，然后眨巴着大眼睛，看着陈老师，用小奶音理直气壮、一字一顿地“辩解”：“老师，伊，浪费！粮食，是，农民伯伯，辛苦！我，帮忙！” 那表情，严肃认真，仿佛自己不是在“偷吃”，而是在执行一项光荣而伟大的任务——制止浪费，珍惜粮食！
陈老师和当时在场的另一位阿姨实在没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又赶紧捂住嘴。哭笑不得的陈老师，只能耐心地跟她讲道理：“悠悠，小朋友的饭饭，是小朋友的。悠悠想吃，可以告诉老师，老师看看有没有多的，但是不能自己拿，知道吗？自己拿别人的东西，是不对的。”
悠悠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懵懂的小眼睛里却还残留着一点点委屈——明明自己没有浪费呀，老师为什么不表扬我？
这样的场景，在托幼所时不时就会上演。悠悠凭着“制止浪费、珍惜粮食”的“崇高觉悟”和仿佛无底洞般的好胃口，很快成了托幼所里知名的小“吃货”和开心果。陈老师一家对她又是喜爱又是无奈，每次跟西贝“汇报”悠悠的“光辉事迹”，都带着笑。
西贝听了，也是又好气又好笑，心里却更添酸楚。她知道，这不是孩子贪嘴不懂事，是那该死的药物副作用，让她总是处于一种病态的饥饿感中。回家路上，她总会耐心地、反复地对悠悠进行“批评教育”：“悠悠，那是小朋友的饭饭，不能自己拿，知道吗？想吃肉圆，妈妈晚上给你做，好不好？”
悠悠趴在妈妈肩头，玩着妈妈的头发，小脑袋一点一点的，含糊地“嗯”一声，也不知道听进去多少。那小脸上，往往还带着点没吃到“战利品”的遗憾和对自己行为“正义性”的不解。
可惜，这段相对平稳、带着些许笑料的托幼所时光，并没能持续太久。八十年代中期，社会管理逐渐规范，对这种私人开办、没有正式执照的“家庭托幼所”，街道开始进行清理整顿。陈老师家的“小小托幼所”，虽然口碑好，但也属于被取缔的范围。尽管陈老师多方奔走，希望能保留，但最终还是没能扛过政策。
西贝只得再一次，怀着无奈和不舍，把悠悠从那个已经熟悉的环境里接出来。这次，她横下一条心，托了点关系，又交了一笔不菲的“赞助费”，终于把悠悠送进了离家不远的一家街道直属的、正规的公立托幼所。环境、师资、伙食，确实都比以前的“家庭作坊”正规、有保障得多，但规矩也多了，孩子更是多了好几倍，一个班就有二十几个。
陌生的环境，陌生而严肃的老师，陌生的一大群吵吵嚷嚷的小朋友……这一切，对已经习惯了小范围、被细致照顾的悠悠来说，不啻于一场巨大的冲击。她的分离焦虑，再次以最激烈的方式爆发出来。
每天早上，送她去托幼所，成了西贝和悠悠母女俩共同的“酷刑”。一到托幼所门口，悠悠就像一只受惊的小兽，死死扒在妈妈身上，两只小胖手用尽全身力气攥住妈妈的衣领、头发、背包带子，总之能抓住的一切，小脚乱蹬，怎么也不肯下地。眼睛里迅速蓄满泪水，小嘴撇着，可怜巴巴地望着妈妈，那眼神充满了恐惧、无助和哀求，清清楚楚地写着：“妈妈别走！别把我丢在这里！我害怕！”
“悠悠乖，宝贝最勇敢了，是不是？” 西贝蹲下身，强忍着心酸，耐心地哄，声音是自己都没察觉到的温柔和颤抖，“妈妈要去上班，赚钱钱，给悠悠买好吃的棒冰，买漂亮的花裙子。你看，里面有好多玩具，有滑滑梯，有木马，还有好多小朋友可以一起玩。老师也很好，会讲故事，会唱歌。妈妈一下班，第一个就来接悠悠，好不好？妈妈保证！”
“不要……不要上班……妈妈不走……哇——！！！” 悠悠的眼泪决堤而出，爆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小脸憋得通红，挣扎得更厉害了。
上班的时间一分一秒逼近，后面的家长抱着孩子也在不耐烦地催促。西贝的心像被放在火上烤，又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揪住，疼得她几乎无法呼吸。她必须狠下心。她用微微发抖的手，一根根、艰难地掰开女儿那没什么力气却异常执拗、仿佛用生命在挽留她的小手指，在女儿骤然拔高的、绝望的哭喊声中，把她轻轻往早已等在旁边、表情见怪不怪的老师怀里一塞，然后，决绝地转过身，几乎是逃跑一样，快步离开托幼所大门，一次都不敢回头。
直到走出很远，确信女儿看不见了，她才像突然被抽干了所有力气，猛地拐进旁边一条无人的小巷，背靠着冰冷粗糙的砖墙，蹲下身，把脸深深埋进臂弯里，肩膀剧烈地耸动，压抑的、痛苦的呜咽声，低低地逸出喉咙。身后，女儿那穿透力极强的、绝望的哭声，似乎还隐隐约约、锲而不舍地追过来，像一把把细小的刀子，凌迟着她早已千疮百孔的心。
每一次这样的分离，都像在她心口剜掉一块肉。她不是没想过，那条看似“轻松”的路——把悠悠送到母亲孙兰那里。永嘉路的家里，已经有璐璐和蕾蕾，多一个悠悠，无非是多一副碗筷，母亲也有带孩子的经验。这个念头，像黑暗中的一点萤火，曾短暂地诱惑过她。
但很快，这萤火就被更现实的忧虑和内心深处的抗拒扑灭了。
首先，是母亲的身体。孙兰为了来照顾两个外孙女，已经病休在家，自己的身体也每况愈下，咳嗽越来越频繁，脸色也总是不健康的黄白，带璐璐和蕾蕾两个精力旺盛的孩子，已经让她常常力不从心，时不时就要躺下歇歇。如果再添上一个更需要精心看护、随时可能犯病的悠悠？那无异于将一副更重的担子，压在一根已经不堪重负的扁担上。西贝不忍心，也不能这么自私。
而更深层、更顽固的原因，来自她自己的内心。那是从童年时代就深深埋下、随着岁月生根发芽的一道坎，一堵墙。在那个被称为“娘家”的永嘉路，在那个拥挤喧闹的房子里，她似乎永远是那个沉默的付出者，是边缘的“劳力”，是容易被忽略的“长女”。父母的关注，家庭的温情，那些独一份的宠爱和认可，似乎总是与她隔着一层透明的、冰冷的玻璃。她用了多少年，多么艰难，才从那一团复杂纠葛、让她时而感到窒息的家庭情感乱麻中，一点点地、鲜血淋漓地，抽出了属于自己的那一根丝线，编织成了如今这个小小的、只属于她和女儿的家。
这个家，狭小，简陋，常年弥漫着药味，经济拮据，未来迷茫。但这是她的，完全由她做主，由她负责，由她守护的独立王国。她像一只好不容易筑好自己巢穴的母鸟，警惕地守护着这片小小的天空。她不想，也本能地抗拒，再把女儿这根最珍贵的丝线，重新缠回永嘉路那团让她感到熟悉又陌生的复杂关系网中去。她渴望一种清晰的、有距离的界限。她需要这个完全属于自己和女儿的空间，来呼吸，来疗伤，来积聚力量。
更重要的是，她想给悠悠的，是一份完整的、无人能够替代、也不会被任何人分走的、百分之百的母爱。她绝不让女儿，重蹈自己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覆辙。她不要悠悠像曾经的自己，永远站在家庭热闹和温情的边缘，眼巴巴地看着外公外婆把独一份的关爱、美味的食物（比如母亲总是单独带二妹去吃的那份让她记挂了多年的田螺塞肉）、欣赏的目光，毫无保留地倾注给其他孙辈。那份独属于“西桦的女儿蕾蕾”或者“西敏的女儿璐璐”的偏爱，她从未得到，也绝不让自己的女儿去经历那种被比较、被忽视的滋味。
她的悠悠，不健康，是个“小药罐子”，也许将来还有无数艰难。但在妈妈西贝的世界里，悠悠必须是唯一的太阳，绝对的中心，是所有爱和努力指向的终点。这份爱，也许伴随着无数的眼泪、奔波、心酸和疲惫，但它必须是纯粹的，浓烈的，毫无保留的，只给甘悠一个人的。
西贝在无人的小巷里，慢慢站起来，用手背胡乱抹了抹脸，整理了一下被女儿抓乱的头发和衣襟。巷子外，是车水马龙的大街，阳光刺眼，人声鼎沸。生活还在继续，女儿还在那个陌生的托幼所里等着她下班。
她深吸一口混杂着城市尘埃的空气，挺直了总是因疲惫而微驼的脊背，迈开步子，朝着厂子的方向，坚定地走去。弄堂里“阿奶”的怀抱已成温暖的回忆，工人新村托幼所的“吃货”趣事也翻过了页，公立托幼所的分离之痛还在继续……而母亲西贝的征途，漫长，艰难，却步履不停。她得为怀里这个独一无二的小生命，去战斗，去奔跑，去面对下一个，也许更加充满挑战的明天。
然而，命运似乎觉得考验还不够。进入公立托幼所没多久，季节更替，春秋两季本就是过敏原肆虐、感冒高发的时节。托幼所里孩子多，交叉感染几乎无法避免。今天这个流鼻涕，明天那个咳嗽，病菌像看不见的烟雾，在孩子们之间无声传播。体质本就比玻璃还脆弱的悠悠，几乎毫无招架之力，迅速中招。一场普通的伤风感冒，放在别的孩子身上可能几天就好，在她这里却极易诱发下呼吸道感染，紧接着就是熟悉的喘息、咳嗽、夜不能寐，然后便是请假、跑医院、打针、吃药、雾化……循环往复。
西贝焦头烂额。频繁请假让厂领导面露难色，也让同事背地里颇有微词。更让她揪心的是，每次悠悠病好刚送回托幼所，没过多久，新一轮的感染又开始了。公立托幼所的保育员再负责，也不可能像一对一那样，时刻注意隔离、消毒，为某一个孩子创造无菌环境。西贝看着女儿因为反复生病、用药而更加虚胖、脸色不佳的小脸，心里清楚，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这个公立托幼所，虽然正规，但显然不适合悠悠这样特殊体质的孩子。她必须再想办法。
多方打听，几乎问遍了所有可能的人脉后，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传来：就在西贝家住的这栋楼对面，那栋结构一模一样的楼里，三楼住着一对夫妻，妻子姓俞，比西贝年长十来岁，一直是家庭主妇。这位俞阿姨因为自己小时候得过轻微的小儿麻痹症，留下点后遗症，走路稍微有点不便利，但生活完全自理，做事也利索。她女儿已经读中专了，还是住校生，只有周末才回家。俞阿姨闲不住，人又热心爽快，经常帮忙左邻右舍临时照看一下孩子，贴补点家用，在附近口碑不错。
西贝仿佛又抓住了一丝希望。她挑了个周末的下午，拎着点水果，亲自登门拜访。
开门的是俞阿姨。她个子不高，身材微胖，圆脸，烫着时兴的短发卷，脸上化着淡妆，眉毛描得细细的，嘴唇涂着淡淡的粉色口红，穿着件碎花的确良衬衫，整个人收拾得清清爽爽，完全看不出腿脚有什么大问题，只有仔细看走路时，才能发现一点点不易察觉的、重心微偏的痕迹。家里是同样格局的两室户，但面积似乎比西贝家大一些，收拾得窗明几净，东西摆放井井有条，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好闻的雪花膏香味。
“哎哟，是西贝啊！快进来坐！早就听楼下的张阿姨说起过你，真是不容易！” 俞阿姨热情地把西贝让进屋，说话语速很快，带着一股子爽利劲儿。
西贝说明来意，详细说了悠悠的身体情况和之前的托育经历，言语间不□□露出焦虑和疲惫。
俞阿姨听完，一拍大腿：“我晓得了！就是你们家那个胖乎乎、老是生毛病的小囡对伐？我在楼下看到过侬抱伊，作孽哦，小人受罪。” 她想了想，很干脆地说，“西贝，既然小人身体这样，老是跟一大堆小朋友混在一起肯定不行，容易交叉感染。这样吧，你要是放心，就把悠悠放我这里。我呢，反正就带伊一个，不带别家小囡了！我保证像带自己外孙一样带伊，吃的、用的都单独准备，尽量不带到人多拥挤的地方去。就是……这费用，可能要比带好几个小人高一些，毕竟我只带伊一个，精力全放在伊身上。”
西贝听了，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一对一，单独照看，这正是她目前最需要的！费用虽然比公立托幼所高，也比陈老师那里高，但尚在她可以咬牙承受的范围之内。更重要的是，俞阿姨家就在对面楼，直线距离不到五十米，有什么事情，她甚至从家里窗户就能喊一声，或者一分钟就能冲过来。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好机会！
“俞阿姨，费用没问题，您说多少就多少。只要悠悠能好一点，少生病，我再难也愿意。” 西贝连忙表态，接着又有些不好意思地补充，“还有就是……俞阿姨，我听说您和您爱人好像……抽烟？另外，好像偶尔也搓搓小麻将？悠悠这个哮喘，对烟味、还有麻将馆那种人多空气不好的地方，特别敏感，一闻就容易犯病……您看……”
俞阿姨哈哈一笑，摆摆手，非常爽快：“放心！这个我懂！老烟枪嘛，是我家老头子，他白天上班不在家。我呢，以前是抽着玩，早就戒得差不多了。我带悠悠的时候，肯定不抽烟！老头子回来，我也让他到阳台或者楼下去抽，保证不让烟味熏到小囡！麻将嘛，就是闲着没事跟几个老姐妹娱乐两把，不来钱的！你放心，带悠悠期间，我绝对不约牌局，不出去搓麻将！就在家里安安生生带伊！这点觉悟我还是有的！”
俞阿姨的爽快和通情达理，让西贝心里最后一点疑虑也打消了。她当场就和俞阿姨敲定了细节，约好下周就开始。
就这样，命运的舟楫再次调转方向，小悠悠从喧嚣嘈杂、病菌潜伏的公立托幼所，来到了仅一街之隔、窗明几净的俞阿姨家，又一次拥有了“独一份”的看护空间。不同的是，这次的环境更近，更像是一个延伸的、可靠的“外婆家”。
俞阿姨虽然腿脚略有不便，但丝毫不影响她的能干和爱美之心。她特别爱打扮，每天都要细细地描眉画眼，涂上口红，把自己收拾得漂漂亮亮。她对悠悠也如是，简直把悠悠当成了自己的“小模特”兼“小儿子”来打扮。
那时候的悠悠，因为常年生病吃药，头发又细又黄，长不长，索性就一直留着短发。俞阿姨手巧，不知从哪里学来，经常给悠悠的短发梳成小小的“三七分”，用一点点发油抹得服服帖帖，露出光洁饱满的额头。配上西贝利用“职务之便”——她是厂医，和技术科的人熟，经常去他们废料间淘换一些零碎的、质量很好的卡其布、灯芯绒甚至呢子边角料，然后技术科那些巧手的绘图员大姐会主动帮忙裁剪、缝制成的小衬衣、小背带裤、小外套、甚至还有连衣裙等等。俞阿姨就用这些“高级定制”的童装，把悠悠打扮起来。
于是，经常能看到对面楼三楼窗口，出现一个“小绅士”模样的小人儿：梳着油光水滑的三七开小分头，穿着合体的卡其布背带裤，里面是带小尖领的白色或细格子棉布衬衣，脚上是擦得干干净净的小皮鞋。小脸圆嘟嘟，胖唧唧，因为激素缘故泛着红光，小眼睛一笑就眯成两条弯弯的缝，咧开嘴露出几颗小米牙。若不仔细看，活脱脱就是个精神又漂亮的“小男娃”，还是那种特别爱俏、被打理得一丝不苟的“小少爷”。邻居们见了，都笑着打趣：“俞阿姨，侬这是把外孙接来带啦？生得真登样！”“喔唷，这个小囡打扮得，像小开（小老板）嘛！”
俞阿姨就得意地笑，摸摸悠悠的小分头：“是呀是呀，阿拉悠悠最帅了，是不是啊悠悠？”
悠悠就仰起小胖脸，眯着弯弯眼，冲着人憨憨地笑，那模样，可爱得让人心都化了。
俞阿姨的审美和对悠悠的“造型塑造”热情持续高涨。她把对美的追求，毫无保留地倾注到了这个“小模特”身上。西贝从厂里淘换来的那些“高级定制”面料，在俞阿姨的巧手和奇思妙想下，变成了让整条弄堂都眼前一亮的“潮童”装扮。
最常见的造型，是卡其色背带裤搭配条纹或白色小尖领衬衫，配上小皮鞋和擦得锃亮的小分头，经典“小绅士”款。俞阿姨还别出心裁，用红色碎花的零头布，给悠悠做了一件仿“小猎装”外套，腰身掐得小小的，背后还有两道装饰性的褶，配上同色发带（虽然悠悠头发短，但俞阿姨愣是能用发卡别出个蝴蝶结效果），走在弄堂里，活脱脱一个“归国小华侨”，引得老头老太们啧啧称奇：“喔唷，俞阿姨，侬这是把小人当洋囡囡打扮啦！”
最“轰动”的一次，是俞阿姨用一块西贝找来的、带点光泽的深蓝色“的卡”布边角料，给悠悠做了一套“仿中山装”！小立领，四个口袋，还像模像样地钉了有机玻璃的纽扣。俞阿姨甚至用白线在袖口“假模假式”地缝了两道装饰线。她给悠悠穿上这套“迷你中山装”，头发用发蜡抹得一丝不苟，三七分界限分明，然后牵着打扮得如此“庄重”的悠悠去菜场。
结果，悠悠这身“老干部下乡视察”的行头，在嘈杂的菜场里引发了围观。卖菜的阿婆笑得前仰后合：“哎哟，这是谁家的小干部？来视察阿拉小菜场啦？茄子毛豆要不要来一点？” 悠悠被逗得有点不好意思，往俞阿姨身后躲，小脸泛红，但小手还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衣服上“威风”的口袋。俞阿姨则得意地昂着头：“阿拉悠悠穿啥都登样！”
当然，俞阿姨也有“失手”的时候。有一次，她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小块粉红色带小圆点的“泡泡纱”（估计是别人做窗帘剩的），心血来潮给悠悠做了一件“公主风”的小罩衫，领口还缝了一圈白色的蕾丝边（也是从旧衣服上拆下来的）。她美滋滋地给悠悠换上，配上小分头，想象着“甜美与帅气”的碰撞。
结果，悠悠穿着这件粉红泡泡纱罩衫，顶着油光水滑的三七分头，在弄堂里被几个大孩子撞见了。孩子们愣了几秒，然后爆发出一阵大笑：“哈哈哈！俞家阿弟变俞家阿妹啦！男人头穿女人衣！” 悠悠虽然小，但也懵懂地感到了“不协调”和羞窘，瘪着嘴，回家就自己把罩衫扯了下来，任俞阿姨怎么哄都不肯再穿。俞阿姨只好悻悻作罢，把这件“失败之作”收了起来，总结道：“看来阿拉悠悠还是适合走‘小开’路线。”
这些日常的小插曲，为西贝疲惫的生活带来了难得的轻松和笑声。每次去接悠悠，看到女儿被打扮得精神抖擞、憨态可掬的样子，听着俞阿姨眉飞色舞地讲述悠悠白天的“造型秀”和趣事，西贝心里那根紧绷的弦，总会得到片刻的松弛。这个爱打扮、有点小虚荣但也真心疼孩子的俞阿姨，这个被俞阿姨“精心打造”成弄堂里一道独特风景线的“三七开假小子”悠悠，成了那段艰难托育漂泊路上，一抹温暖而诙谐的亮色。
俞阿姨不仅是个“造型大师”，更是个不折不扣的“民间厨神”。她的灶披间（厨房），是悠悠除了妈妈怀抱外，第二个感受到天堂般温暖和满足的地方。
悠悠那因药物而惊人的胃口，在俞阿姨这里，非但不是负担，反而成了俞阿姨大展身手的绝佳理由。她常常一边看着悠悠埋头苦吃，一边满足地咂嘴：“哎哟，阿拉悠悠吃饭真是‘落胃’！看得阿婆心里厢欢喜煞了！就是要这样吃，身体才会好！”
俞阿姨的菜单，既家常又花心思。她不像有些人家图省事，总是“老三样”。她会给悠悠做荠菜肉末烂糊面，荠菜的清香和肉末的鲜美完全融在汤里，悠悠用勺子舀着，呼噜呼噜能吃一大碗，小鼻尖上冒出汗珠。她会用小火慢炖出浓油赤酱的红烧肉，肉块炖得酥烂，入口即化，悠悠用勺子就能轻松捣碎，拌在米饭里，能多吃小半碗饭，最后还意犹未尽地把碗边舔得干干净净，用渴望的眼神看着俞阿姨：“阿姨，汤汤……”
天气热了，俞阿姨会用绿豆、百合、薏米仁熬一锅清甜解暑的绿豆百合汤，放凉了给悠悠喝。她还学会了做一种简易版的“土豆沙拉”，把土豆蒸熟碾成泥，拌上煮熟的青豆、玉米粒和切碎的火腿肠，再用一点点蛋黄酱拌匀，悠悠爱吃得不得了，用勺子挖着，一勺接一勺，小嘴塞得鼓鼓囊囊，边吃边含糊地表扬：“阿姨，好吃！”
最让悠悠期待的是俞阿姨的“点心时间”。俞阿姨会用平底锅煎出两面金黄、内里松软的葱油饼，切成小块，悠悠自己能吃两三块，吃得满手是油，小分头都因为埋头苦干而翘起一撮。有时候是酒酿小圆子，撒上一点糖桂花，悠悠喜欢用小勺子捞里面糯叽叽的小圆子，吃得一脸满足。有一次，俞阿姨甚至尝试用剩下的馄饨皮裹了点豆沙，炸成“炸馄饨皮豆沙卷”，虽然卖相一般，但甜甜脆脆的，悠悠惊为天人，捧着啃了半天，最后还舔手指，被俞阿姨笑着拉去洗手：“哎呦，小馋猫，手手都是甜的，要引蚂蚁了！”
在俞阿姨这里，悠悠的“珍惜粮食、杜绝浪费”精神得到了另一种形式的发挥——她几乎不需要“觊觎”别人的食物，因为自己的碗里总是有足够的、精心制作的美味。但偶尔，当俞阿姨做了特别拿手的葱烤大排或油面筋塞肉，悠悠吃得小肚子滚圆，实在塞不下最后一块时，她会摸着肚皮，看着碗里剩下的美食，露出一种混合着满足、幸福和一丝丝“力不从心”的小小遗憾，对着俞阿姨奶声奶气、无比真诚地“忏悔”：“阿姨，嗝……我，我吃否劳了……浪费，农民伯伯，辛苦……” 那表情，仿佛犯了天大的错。
俞阿姨总是被她这副小模样逗得开怀大笑，一边收拾碗筷一边哄她：“不浪费不浪费，阿拉悠悠吃饱最重要！剩下的阿婆晚上热热吃，保证一点不浪费！农民伯伯晓得了，也要表扬阿拉悠悠是个乖囡！”
在俞阿姨灶披间的烟火气和美食的滋养下，悠悠虽然还是那副圆润的、带着药物痕迹的“虚胖”模样，但脸色似乎红润了些，精神头也更足了。她不再像在托儿所那样，因为分离而每天早晨哭得撕心裂肺。她知道，去了俞阿姨家，有好吃的，有漂亮的“新衣服”穿，还有阿婆笑眯眯的疼爱。有时候西贝来接她，她甚至有点“乐不思蜀”，要跟俞阿姨家的“大熊”（一个旧毛绒玩具）和“会唱歌的小鸟”（一个发条音乐盒）告别半天，才肯跟妈妈回家。
西贝看着女儿在俞阿姨精心准备的美食前吃得摇头晃脑、心满意足的样子，听着俞阿姨描述悠悠如何一口气吃完一碗面还眼巴巴看着锅里，心里充满了感激和一丝久违的安稳。在俞阿姨这个小小的、充满烟火气和“潮范儿”的港湾里，悠悠的“假小子”造型和惊人胃口，以一种充满生活趣味的方式，和谐共存，成了弄堂里一道独特的、带着香味的风景。
生活似乎暂时找到了一种脆弱的平衡。但西贝和甘英嵘之间那道裂痕，并未因此弥合。他们依然很少交流，晚上依然分房而睡。那张双人床，有一半总是空着的，冰凉。
或许是生活压力的暂时缓解，或许是夜深人静时那无法排遣的孤独，又或许是内心深处对“正常”夫妻生活、甚至是对“未来”一丝渺茫的渴望，在某个晚上，西贝做出了一个连自己都有些吃惊的举动。
那天是周五，她照例把悠悠从俞阿姨那里接回来。孩子玩累了，早早睡了。家里难得的安静。甘英嵘也难得地没有看书，只是坐在桌边，就着台灯昏黄的光，在纸上写着什么，似乎是在算账，眉头微微锁着。
西贝洗完澡，穿着那件洗得发白、领口都有些松懈的旧睡衣，用毛巾擦着湿漉漉的头发，走到他身边。她闻到他身上淡淡的肥皂味，还有一点点属于男人的、干净的汗味。灯光下，他侧脸的线条有些硬，但睫毛很长，在眼睑下投下一小片阴影。他其实……长得不难看。当年，她不就是被这张清秀而略带忧郁的脸吸引的吗？
西贝鬼使神差的对着甘英嵘说“悠悠睡了……今天，早点休息吧。”
甘英嵘倏地抬起头，看着她，眼神里有明显的惊讶，还有一丝来不及掩饰的、复杂的情绪——警惕？疑惑？还是别的什么？
西贝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脸上微微发热，但还是鼓起勇气，迎着他的目光，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我想再要个孩子……”
话说出口，她自己都觉得别扭、生硬，不像邀请，更像是一种通知，或者……一种尝试。他们已经太久没有过肌肤之亲，久到连如何开始，都显得笨拙而尴尬。
甘英嵘显然也愣住了。他看着她，看着她被水汽蒸得微红的脸颊，看着她还在滴水的发梢，看着她身上那件过于宽松、却隐隐勾勒出身体曲线的旧睡衣。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眼神暗了暗，但很快，那点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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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沉寂下去，被一种更深沉的、西贝看不懂的情绪覆盖。是疲惫？是疏离？还是……一种刻意的回避？
他移开目光，重新看向面前被划坏的纸，声音有些干涩：“我……我知道了……”
拒绝。虽然委婉，但确实是拒绝。
西贝脸上的热度迅速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冰冷的难堪。她没再说什么，转身上了床，但那个动作本身，已经带上了赌气的意味。
她躺到床上，背对着门，睁着眼睛，久到她以为他会在书桌前坐一夜。就在她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甘英嵘摸索着上了床，在她身边躺下，他没有开灯，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光线。床垫因为他的重量而下陷。两人之间隔着一段距离，都能再躺下一个人。被子里很冷，他身上的寒意透了进来。
谁也没有动。空气里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尴尬和僵硬。这不是久别重逢的夫妻，更像两个被迫同床的陌生人。
过了很久，久到西贝以为他睡着了，他才极轻、极慢地转过身，手臂有些迟疑地，从后面环住了她的腰。他的手臂很沉，带着一种陌生的、试探的重量。他的呼吸喷在她的后颈，有些热，也有些急促。
西贝的身体瞬间绷紧了。她没有动，也没有回应，只是静静地躺着，心跳得很快，不知道是因为期待，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她能感觉到他身体的温度，能闻到他身上更清晰的肥皂味。他们已经太久没有如此靠近过了。
另一只手也伸了过来，有些笨拙地、试探性地抚上她的肩膀，然后慢慢向下。他的手掌很粗糙，指腹有薄茧，那是长期绘图、拿工具留下的痕迹。那触感是陌生的，甚至有些粗粝，划过她细腻的皮肤，带来一阵细微的战栗。他的动作很生涩，甚至带着点不易察觉的颤抖，像是在完成一项久已生疏的、并不热衷的功课。
整个过程，沉默得可怕。只有布料摩擦的窸窣声，和彼此压抑的、并不均匀的呼吸声。没有亲吻，没有爱抚，没有一句温存的话语。就像两个疲惫的旅人，在黑暗中偶然相遇，只是为了完成一项必要的、用以确认彼此还存在、还是“夫妻”的任务。进入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急躁和生硬，让西贝微微蹙起了眉，但她咬住了唇，没发出一点声音。
结束得很快。他抽身离开，躺回原来的位置，背对着她，很快，均匀的呼吸声响起，带着事后的疏离和疲惫，仿佛刚才的一切只是一场短暂而模糊的梦。
西贝依然保持着原来的姿势，一动不动。身体深处还残留着一点钝痛和不适，但更让她难受的，是心里那种空落落的感觉，像被挖走了一块，冷风呼呼地往里灌。没有温情，没有慰藉，只有一种更深的孤独和屈辱。这和她想象中的、或者说曾经有过的亲密，完全不同。这更像是一种确认，确认他们还是法律意义上的夫妻，仅此而已。
她的眼泪，无声地滑落，浸湿了枕头。窗外，夜色浓稠如墨。
之后的一个月里，这样沉默而机械的“亲密”，又发生了两三次。每次都像是复刻，在深深的夜晚，以同样生涩、尴尬、沉默的方式开始和结束。西贝不再主动，甘英嵘也从不提及。它就像他们生活中一个隐秘的、不堪言说的角落，被刻意忽略，却又真实存在。
然后，那个月的“老朋友”没有准时来拜访。
起初，西贝没太在意。她的月经一直不算太准，压力大、劳累的时候，推迟个十天半个月也是常有的事。但这次，推迟的时间似乎有点长了。而且，身体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容易疲劳，闻到油腻的味道有点反胃，胸部也有些胀痛。
一个周日的午后，趁着甘英嵘带悠悠去附近小公园玩（这是极少数他主动带孩子的时刻），西贝一个人坐在安静的家中，手指无意识地按着小腹，心里那个隐约的猜测，变得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让她心惊肉跳。
不可能吧？就那么几次……而且，每次都……那么……她不敢想下去。可身体的信号，又如此明确。
她坐立不安，最后还是去了厂医务室，找了关系最好的张医生。张医生是位温和的中年女大夫，听了她的描述，又给她做了简单的检查，神色有些凝重。
“西贝，你这个月……有没有可能？”张医生问得很委婉。
西贝的脸一下子白了。她咬着嘴唇，点了点头，又飞快地摇了摇头，自己都说不清是什么意思。
“例假推迟超过四十天了，而且你有这些早孕反应。”张医生叹了口气，拍拍她的手，“我建议你，去区妇幼保健院做个检查，确认一下。如果是，就要早做打算。你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
从医务室出来，西贝觉得脚下的路都是软的。深秋的阳光明明很好，照在身上却感觉不到丝毫暖意，只有一片冰冷的茫然。她真的……又有了？
接下来的几天，她像失了魂。去区妇幼保健院检查的过程，像一场模糊的梦。验尿，等待，医生看着化验单，点头说“阳性，是怀孕了”，问她“要不要”，她是怎么回答的，全都记不清了。她只记得自己拿着那张轻飘飘、却重如千斤的化验单，在人来人往的医院走廊里，站了很久，很久。
晚上，甘英嵘回来得比平时稍早一些。悠悠已经睡了。西贝坐在桌边，面前放着那张化验单。她没有开大灯，只开了一盏台灯，昏黄的光圈拢着她，也照亮了桌上那张纸。
甘英嵘放下包，看到她不同寻常的坐姿，愣了一下：“怎么了？还没睡？”
西贝没说话，只是把那张化验单，慢慢地推到他面前。
甘英嵘疑惑地拿起来，就着灯光看。他的眉头慢慢蹙起，眼神从疑惑，到仔细辨认，再到震惊，最后凝固成一种复杂的、难以言喻的神情。他抬起头，看向西贝，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却又发不出声音。灯光下，他的脸色有些苍白。
“我去了妇幼保健院。”西贝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她自己都觉得陌生，“检查了。快三个月了。”
房间里死一般的寂静。只有窗外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和远处隐约传来的、夜归人的脚步声。
甘英嵘的手还捏着那张化验单，指尖微微用力，纸张发出轻微的、几不可闻的脆响。他垂下眼睛，盯着那张纸，仿佛那上面有什么难以解读的天书。他的喉结剧烈地滚动了几下，终于，极其艰难地，从喉咙里挤出一句话：
“……你打算怎么办？”
没有惊喜，没有期待，甚至没有疑问。只有一句干涩的、把问题抛回来的“你打算怎么办”。
西贝的心，像是被这句话狠狠捅了一下，先是尖锐的刺痛，然后那痛感迅速弥漫开来，变成一片冰冷的麻木。她看着他，看着这个和她同床共枕多年、是她丈夫、是她孩子父亲的男人。他的脸上，只有震惊过后的茫然，和无措。没有一丝一毫，身为父亲、得知新生命降临时应有的，哪怕是复杂的喜悦。
最后一点微弱的、连她自己都不愿承认的期待，也熄灭了。
“打掉。”她听到自己的声音这么说，清晰，冰冷，没有一丝犹豫，像是在说一件与己无关的事，“不能要。”
甘英嵘猛地抬起头，看着她。他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飞快地闪过——是如释重负？是愧疚？还是别的什么？太快了，西贝看不清，也不想看清。
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很轻、很慢地点了一下头，声音低哑：“……嗯。听你的。”
又是这三个字。“听你的”。把所有的责任，所有的决定，所有的道德负担，都轻轻巧巧地，推给了她。好像他只是一个无关的旁观者，只是在附和她一个早已做好的决定。
西贝忽然想笑，又觉得眼眶酸涩得厉害。她猛地站起身，动作太大，带翻了身后的凳子。凳子倒在地上，发出“哐当”一声巨响，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里屋传来悠悠不安的梦呓。
但她顾不上了。她盯着甘英嵘，盯着他那张平静的、甚至可以说没什么表情的脸，一股压抑了太久太久的怒火，混合着无边的委屈和绝望，猛地冲上了头顶。
“听我的？”她的声音因为极力压抑而颤抖，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冰碴子，“甘英嵘，你除了会说‘听你的’，‘你看着办’，‘随你’，你还会说什么？这是你一个人的事吗？这是我的事吗？这是你的孩子！你的！”
甘英嵘被她突如其来的爆发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脸上闪过一丝狼狈和恼怒：“你……你小声点！吵醒悠悠！我不是答应你了吗？你说打掉，那就打掉，我还能说什么？”
“你答应我？你除了答应，你还能做什么？”西贝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但她没有哭出声，只是任由眼泪疯狂地流淌，声音却越来越冷，越来越尖锐，“你告诉我，这孩子生下来，谁带？悠悠的病怎么办？钱从哪里来？我妈那边怎么办？你妈那边怎么办？你告诉我啊！你除了像个闷葫芦一样杵在那里，说一句‘听你的’，你还会干什么？你为这个家，为悠悠，为将来，想过一点点吗？你除了上班，画图，回家吃饭睡觉，你心里到底有没有这个家？有没有我？”
她一步步逼近他，眼泪模糊了视线，但她死死地盯着他，像是要透过他那张平静的脸，看清他内心深处到底在想什么。“甘英嵘，我有时候真怀疑，我嫁的到底是个活人，还是个会喘气的木头！我累，我苦，我撑不下去的时候，你在哪里？我需要有人商量，需要有人搭把手的时候，你在哪里？现在，出了这种事，你还是这样！你就不能有点自己的主意？就不能说一句‘生下来，我们一起想办法’？哪怕只是骗骗我，哄哄我，说一句‘别怕，有我’？你不能！你永远都是这样！一棍子打不出个闷屁！你除了会逃避，会装死，你还会什么？”
这些话，像积蓄了太久的洪水，一旦开闸，就再也收不住。她把这些年的委屈、孤独、失望、愤怒，全都倾泻了出来。她骂他冷漠，骂他自私，骂他无能，骂他是个没有心的丈夫，不配当爹的父亲。她甚至口不择言，提起了那个姓苏的女技术员，提起了他身上的香味，提起了他那些晚归的、不知去向的时间。
甘英嵘起初还试图辩解两句，声音不高，带着被冤枉的怒气：“我什么时候不管家了？工资不是我挣的？家里开销不是我出的？”
但他的辩解，在西贝狂风暴雨般的控诉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渐渐地，他不说话了。他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嘴唇紧抿成一条苍白的直线，眼神里的怒火渐渐熄灭，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沉的、冰冷的麻木。
他就那么站着，听着，像一尊没有生命的雕塑，任由西贝的言语像鞭子一样抽打在他身上。不还嘴，不反驳，甚至不再有表情。
西贝骂累了，声音嘶哑了，只剩下压抑的、断断续续的抽泣。她扶着桌子，才能勉强站稳。屋子里只剩下她粗重的喘息和哽咽声。
甘英嵘依然沉默着。过了很久，久到西贝以为他会一直这样沉默到天荒地老，他才动了动。他弯下腰，扶起倒在地上的凳子，摆好。然后，他走到墙边，拿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慢慢地穿上。他的动作很慢，很仔细，仿佛在进行某种庄严的仪式。
穿好外套，他转过身，看着哭得几乎脱力的西贝。他的眼神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心寒。那里面没有愤怒，没有指责，甚至没有失望，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空洞的疲惫。
“说完了？”他开口，声音平静无波，甚至没有一丝起伏，“说完了，就早点休息吧。明天……我陪你去医院。”
说完，他不再看她，径直走到躺椅那边直接躺下，躺椅熟悉的、吱呀一声响。
他再次选择了离开。用最彻底的沉默，和最轻的动作。
西贝滑坐到地上，背靠着冰冷的桌腿，把脸埋进膝盖，终于放声痛哭。可这一次，连哭声都显得那么无力，那么空洞。她知道，她又一次，用最伤人的方式，把他推得更远。而他也又一次，用他冰冷的沉默，把她冻僵在原地。
他们之间，似乎只剩下互相伤害，和永无止境的、令人窒息的沉默。
第二天，甘英嵘请了假。他果然如他所说，陪西贝去了医院。一路上，两人没有任何交流。他走在她旁边，隔着半个人的距离，像一对同路的陌生人。挂号，排队，等候，进手术室。整个过程，他始终沉默。只是在西贝脸色苍白地从手术室出来，虚弱得需要扶着墙才能站稳时，他走上前，扶住了她的胳膊。他的手臂很有力，支撑着她大部分的重量，但他的表情依然平静，眼神看着前方，没有看她。
回家的路上，他记起孙兰让他买点红糖给西贝熬红糖水。
买了红糖，到家后默默熬了红糖水，端到她床边，放在床头柜上，说了一句“趁热喝”，就转身走到书桌前继续画图纸了。
之后的几天，他负责了一日三餐，虽然只是简单的粥和面条。他包揽了所有家务，虽然依旧笨拙，碗洗得不算太干净，地拖得马马虎虎。只是他不再睡躺椅，睡回了双人床，但依旧是背对着她，占据着床铺的边缘，中间隔着楚河汉界。
他履行了一个丈夫在此时“应该”履行的一切责任，沉默地，细致地，却带着一种机械的、冰冷的、完成任务般的态度。没有一句安慰，没有一丝温存，甚至没有一个多余的眼神。他的照顾，更像是在补偿，或者说，是在完成一项不得不做的义务。
西贝躺在那里，身体是虚弱的，心里是空的。小腹一阵阵坠痛，提醒着她失去的是什么。那不仅仅是一个成形的胎儿（从医生那里得知是个男孩儿），更是她对这段婚姻，对这个男人，最后一点微弱的、关于温情和未来的幻想。
她知道，有些东西，随着那个生命一起，永远地离开了她的身体，也离开了这个家。留下的，只有更深的沟壑，更冷的沉默，和一种看不到尽头的、令人窒息的疲惫。
窗外的梧桐叶，一片片枯黄，凋零，在秋风中打着旋，无声地落下。冬天，就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