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是戴丽华的声音，“王科长，你说。”
“戴主任，刘副院长的意思，我转达给你。院领导班子的决定是严肃的、审慎的、经得起推敲的。调查没有结束之前，停职决定不会改变。你配合核查，把该交代的问题交代清楚。”
电话那头长久的沉默。
王学军以为她挂了，喂了一声。
“我知道了。”戴丽华的声音从话筒里传出来，“王科长，谢谢你。”
电话挂断了。
王学军握着话筒，站了一会儿，才慢慢放下。
晚上九点半，戴丽华拿起电话，拨了张献忠家的号码。
电话响了几声，那头接起来了。是周琴温和的声音，带着一点困意。“喂，哪位？”
“周阿姨，我是丽华。张叔叔在吗？我有急事找他。”
周琴沉默了一秒，然后说：“你等一下。”
电话那头传来脚步声，然后是张献忠的声音，“丽华，什么事？”
戴丽华的手指在电话线上绕了一圈，又松开。
“张叔叔，我想请您帮个忙。”
张献忠没有说话，等着她下面的话。
“我想邀请沈市二院心内科副主任陈明青同志，到总军区医院来。我要在场，让黄玲也到场，当面给出李秀英的治疗方案。让陈主任评判，黄玲的方案到底有没有效。如果黄玲也拿不出一个能让李秀英明显好转的有效方案，那我不让她会诊，就等于拒绝黄玲救患者命的那条，就不成立。”
电话那头沉默了半晌。
“丽华，你一定要这样吗？”张献忠的声音有些沉。
“张叔叔，我不是在闹。我是想讨一个说法。可待因的错误我认，该受什么处分我受。但阻止黄玲会诊这件事，如果黄玲本人也拿不出一个比我更好的方案，那这个责任不能全算在我头上。”
电话那头又是几秒钟的沉默。
“明天上午九点，小会议室。我安排。”张献忠说完，挂了电话。
戴丽华握着话筒，听着里面嘟嘟嘟的忙音，慢慢把电话放下。她靠在沙发上，闭了一会儿眼睛。
第二天上午八点半，行政楼二楼的小会议室里，刘长河坐在主位旁边，面前摊着李秀英的全部病历资料。王学军坐在他旁边，手里拿着一支笔，在一个小本子上写着什么。
刘长河看了看墙上的钟，八点四十。还有二十分钟。
“陈明青那边，谁去接的？”他问。
王学军抬起头。“医务科的小周，开车去了。应该快到了。”
刘长河点了点头，没有再问。
八点五十分，走廊里传来脚步声。门被推开了，戴丽华走了进来。
她身后跟着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穿着一件深蓝色的中山装，头发花白，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人造革公文包。他就是沈市二院心内科副主任陈明青。
刘长河站起来，迎上去。“陈主任，辛苦您跑一趟。”
陈明青跟他握了握手，客气了几句，在会议桌的一侧坐下来。戴丽华坐在他旁边。
王学军给他们倒了茶，退回自己的位置坐下。
八点五十八分，门又被推开了。黄玲走了进来。
她目光在屋里扫了一圈，最后到戴丽华脸上，停了一瞬，移开了。
“刘副院长，王科长。”她点了点头，在会议桌的另一侧坐下来。
刘长河清了清嗓子。“陈主任，今天请您来，是有一个医疗问题需要您帮忙把关。患者李秀英，五十九岁，慢阻肺、肺气肿、房颤，在我院心内科住院期间死亡。戴丽华同志认为，这个患者的基础病太重，即使治疗规范，也很难有明显好转。她希望您能根据病历资料，对患者的病情预后再做一个独立的专业评估。同时，我们也请黄玲同志到场，给出她对这个患者的治疗方案，请您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