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王丽打电话。
“我没钱。”她说，“儿子的补习班刚交了三万，我手里就剩几千了。”
“那能不能先借一下……”
“借？找谁借？你妈生病凭什么让我去借钱？”
我挂了电话。
后来我还是凑齐了钱。找同事借的，找朋友借的，一万两万凑够了五万。但母亲的病情拖了几天，手术做得晚了，医生说恢复得不好，可能以后都得有人照顾。
再后来，是房贷。
断供的第三个月，银行来了通知。催债的，律师函，最后通牒。我拿着那些纸，坐在客厅里，王丽坐在对面，儿子在房间里写作业。
“要不咱们把房子卖了吧。”我说。
“卖了住哪儿？租房？”她冷笑，“我跟着你租了三年房，这辈子还要租房？”
“那你说怎么办？”
她不说话。
第二天我下班回来，她和儿子都不在了。
桌上放着一张纸条：别找我们，你养不起。
就这几个字。
我站在客厅里，看着这个空荡荡的家。房贷还欠着一百多万，母亲在医院躺着，工作也快保不住了，公司上个月已经开始传裁员的消息，我这个被边缘化的人，大概率是第一批。
我给王丽打电话，关机。发微信，被拉黑了。
我又站了一会儿，然后出门，打车，去了一个地方。
那栋楼有二十八层。
我站在天台上，风很大，吹得衣服猎猎作响。往下看，车像火柴盒，人像蚂蚁。我想，跳下去的话，应该很快就结束了吧。
脑子里闪过很多画面。
刚毕业时候的样子，住地下室，吃泡面，但每天都觉得自己能成大事。
认识王丽那天，她在商场柜台后面冲我笑，我买了一套根本用不上的护肤品。结婚那天，她说这辈子跟定我了，我说这辈子一定让她过好日子。儿子出生那天，我抱着那个皱巴巴的小东西，心想我一定要做个好爸爸。
然后呢？
然后就是这些年的鸡毛蒜皮，吵不完的架，还不完的债，越来越远的自己。
我想起张总那个眼神。
想起他收下八万块时拍我肩膀的手，和那句不痛不痒的“好好干”。
好好干。
我怎么干？
风越来越大了。我往前迈了一步，站在天台边缘的水泥台上。再往前一步，就结束了。
这时候，手机响了。
我低头看了一眼屏幕，是医院。
我妈。
如果她醒着，如果她知道我现在站在这儿，她一定会哭。她这辈子就我这么一个儿子，辛辛苦苦把我拉扯大，送我上学，给我攒钱结婚，帮我带孩子。她还没享过一天福，现在躺在医院里，儿子却要跳楼。
我又想起儿子。
他那么小，八岁。他以后会变成什么样？王丽带着他，能过得好吗？她会不会找个新男人？那个男人会对儿子好吗？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想不了。
但我还是从那上面下来了。
不是想通了，是因为手机一直在响，铃声像一根绳子，把我从边缘拽了回来。
我打车去了医院。
母亲醒了，虚弱地问我怎么脸色这么差。我说没事，加班累的。
她说：“别太拼，身体要紧。”
我说：“嗯。”
那一刻我很想哭，但我忍住了。
后来的事情，没什么好说的。
房子被银行收走了。我被公司裁了。母亲出院后住在一个远房亲戚家，我给人家钱，人家照顾着。我租了一个小单间，每天投简历，面试，被拒绝，再投简历。
王丽一直没有消息。
有一天，我刷朋友圈，看到一个共同朋友发了张照片。其中王丽站在一个男人旁边，笑得挺开心。那个男人我认识，是一个洗车店的老板，四十多岁，离过婚，有点小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