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玄龄提笔蘸墨，在司农寺刚送来的呈文上批了一行字：“令工部按规程加造，先尽关中诸州。”笔搁下，他搓了搓手指。贞观五年五月末，曲辕犁的样品已经在工部坊市里敲打了半个多月。
王老蔫带着徒弟打出了第一批灌钢犁铧，十几架新犁送进渭水北岸的官田，试用五天，呈文就来了：牛拉得轻快，转弯半径小了一半，地头地角的死角全犁到了。铁犁翻土像刀切膏腴。
任东不在值房。他沿着渭水西岸走了一下午。犁铧再好，翻出来的土是干的。五月底的渭水，汛期还没到，河面宽约几十步，浑黄的河水裹着泥沙往下游淌。
河岸两边的麦子刚收完，麦茬枯黄，被太阳晒得发脆，风一吹，能听见秸秆断裂的细响。田埂上隔几十步就立着一架桔槔。一个老农蹲在桔槔旁边，手里牵着牛绳，看着木桶沉进水里，舀满，再被石头拽上来。一桶水倒进泥渠，往前淌不了几尺就渗没了。浇完眼前这块地，天就黑了。
任东站住脚，看了一会儿。河风吹过来，带着泥腥气和水草沤烂的甜味。他蹲下身，随手捡了根枯树枝，在湿泥地上画了个大圆，比脸盆还大。前几天刚下过雨，泥面上结了一层薄皮，树枝一划就破，露出底下深褐色的湿泥。
跟着的匠人老何也蹲下来。老何没说话，看着那个圆。他是工部的老木工了，做了二十多年活，能造水车，也能搭渡槽。一张脸晒成酱色，肩膀宽厚，手指粗短，指甲缝里塞满了洗不掉的木屑和污泥。
任东在那个圆上又添了几道线，从圆心往外画，像车辐条。然后在圆边画上一个个小圈，每个小圈旁斜斜地拉了一道。他把树枝往圆心一插，说：“筒车。”
树枝在圆心微微晃。任东指着那个圆：“水轮。架在河边，下半截浸在水里。水往东流，冲轮子下边——它自己就会转。不用人推，不用牛拉。”
他的树枝又移到那些小圈上。“粗竹筒，绑在轮圈上。口子斜开。转到水底，斜口朝下，舀满了；转到顶，口子翻过来朝下，水自己倒出来。”
老何盯着泥地上的画，嘴唇动了一下，没出声。任东知道他在心里转那轮子。他用树枝敲了敲那些小圈旁的斜线：“渡槽接着轮顶。水倒进槽，顺槽淌进田。”
老何蹲在那儿，盯着泥地上的图，很久没动。忽然，他从袖子里摸出一小截炭条。工部匠人都随身带这玩意儿，随时在木头上画线用。他把炭条攥在手心，在自己掌上画了个小圆，周围点了几个点，代表竹筒。摊开手看了看，又用手背把炭灰蹭掉了。
“竹筒要多少个？”他开口了。问的是数，不是行不行。
任东说：“十几个到二十个。看轮子多大。”
“轮子多大？”
“一丈到两丈。看河岸多高。岸高，轮子就得大，竹筒才送得上水。”
老何用炭条在手心上又戳了一下，然后把手上的灰全蹭在裤腿上。“轮子下半截一直泡在水里，木轴会朽。轴朽了，整个架子就散了。”
“用硬木。”任东说，“榆木、槐木，性子密，耐泡。轴跟辐条接榫的地方，镶铁箍。铁箍在水里也锈，但比木头朽得慢。铁箍坏了能换，轴要是朽了，一整架就废了。”
他停了一下，又说，“竹筒也是。在水里泡久了会裂，会长青苔，得定期换。半年，或是一年，旧筒卸下来，换新的。这些事，一开始就得立出章程。”
老何点点头。他伸出食指，在泥地上那个大圆边上，又画了一道长长的弧线，从圆顶一直延伸到田边的渠。渡槽。画完，他把泥蹭在袍子上，站起来望着渭水。浑黄的河水从远处淌过来，流过麦茬地，流到看不见的地方。几片枯叶和草团在水面上漂着，慢慢往下游荡。
他收回目光，眼神很实在：“先生，河边的人用桔槔，一天浇几分地。那东西有人用，不为别的，就为便宜。几根杆子，一条绳，一只桶，农户自家就置办了。”他用下巴朝泥地上的图一扬，“这个筒车，要硬木，要铁箍，几十个竹筒，还要砌一道渡槽。这笔账，多少亩地才回得来？”
这个问题，房玄龄当天傍晚也问了。他到值房找任东，手里拿着工部呈上来的筒车造价单。老何回去后，带着几个木工算了小半天，木料、铁箍、竹筒、渡槽，连石料和泥灰都估了价，列得清清楚楚。房玄龄把单子搁在桌上，两个人对着那张纸看了好一阵。
“榆木六方，铁箍十二副，竹筒二十个，渡槽的石料和泥灰在外。”房玄龄在心里把总数又过了一遍，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这笔钱，哪个州出？均田令下了这几年，各州的钱粮都押在常平仓，备着救灾的。筒车……它能代替救灾？”
“不能。”任东走到窗边，推开半扇窗。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在暮色里站得稳稳当当。“旱灾来了，常平仓放粮，是救人的命。筒车不一样。它是在没灾没难的年头，让地里多打出几成粮食来。”他转过身，看着房玄龄，“多收的粮进了常平仓，等灾年再开仓，仓里就不是空的。这不比灾来了再到处调粮强？”
房玄龄没说话，手指在桌上轻轻敲着。
任东又说：“这笔防灾的钱，可以从常平仓的底子里先挪出来用。筒车浇地，多收上来的粮食，慢慢就把本钱填回去了。这不是加新税，是把将来预备买粮赈灾的钱，现在花在让地里自己长出粮来。”
房玄龄把这话在心里转了一遍，又转了一遍。他从袖子里摸出一小片备用的桑皮纸，也不磨墨，只用炭条在上头记了几个蝇头小字。第二天，筒车作为“防灾工事”，列进了关中的水利条目下。试点的钱，就从常平仓的救灾储备里提前支用。
老何带着几个木工，在渭水边选了一处水流最急的河段。水轮骨架用老榆木打的，十二根辐条，每根都有手臂粗，榫卯拼接，接缝处全镶上铁箍。二十个竹筒是从上游山里砍来的老竹，根根通直，长两尺，一端削成斜口，用砂石打磨得光溜溜的。渡槽用松木板拼成，老何在木板上弹了一道墨线。他盯着那线看了半天，又端起木槽，一头高一头低，来回比划。然后顺着墨线锯下去。木槽底微微倾斜，他用水一遍遍地试，看那水是不是能自己稳稳地往田里淌。
试转那天，任东也站在岸边。五月底的日头已经毒辣起来，河风吹得袍角翻飞。老何拎着铁锤，把最后几个铁箍的铆钉敲紧。“铛、铛”的脆响，一下一下，在河面上荡开。
铁锤敲击的脆响停了。老何直起腰，把锤子搁在地上，蹲到河边去洗手。水轮开始转了。
起初很慢。河水的冲力推着下半截的辐条，榆木骨架发出轻微而沉闷的“咯吱”声。慢慢地，声音匀了，大轮子稳稳地转起来，一圈，一圈。圆周上的竹筒沉进浑黄的河水里，斜口朝下，咕咚咕咚舀满了水。转到最高处，筒口翻转向下，水便哗地一声倒出来，白花花地落进渡槽。水在木槽里汇成一股，顺着那一点倾斜，稳稳地往下淌，流进新挖的水渠。渠底夯实了，水头推着水尾，漫进干涸的麦茬地里。泥土沾了水，颜色从浅褐变成深黑，空气里慢慢弥漫出一股湿泥和朽麦秸混在一起的土腥气。
旁边一个跟来办事的年轻司农寺官员，头回见任东，有些拘谨。他看着那架巨大的水轮，又看看渡槽里淌水，忍不住吸了口气：“先生，这样的好东西，怎么不早些拿出来？早几年在各州都安上，旱地也变了水田，不知能多收多少粮食！”
任东看着那架水轮，等它又转了一圈，才转过头。他的眼神很平静，甚至有点冷。
“早几年？”他指了指河面，“你先看看这条河。水够不够急？岸够不够高？渭河淌到这里，才有这股冲劲。换个水缓的地方，轮子转不动。换个岸太低的地方，竹筒舀不着水。天底下没有一种田是能随便种的，也没有一个轮子是能随便安的。”
那年轻官员愣了愣。
任东没看他，目光又回到水轮上，声音沉下去：“再说，这轮子能立起来，你看旁边站的是谁。老何，在工部摸了二十多年木头。换一处，给你一样的草图，没有老何这号人，一堆木头摊在地上，照样堆不出个轮子。”
他顿了顿，声音又平和了些，像是在说给自己听：“轮子是转起来了。过半年，竹筒裂了谁换？铁箍锈了谁管？辐条泡朽了谁来修？这桩事要是没人管，过两年你再来看，这堆木头就是河边上的一堆烂柴。”
他说完，把手从袖子里抽出来，继续看着水轮。轮子转得不快，一圈一圈，稳稳当当。河水在日头下泛着粼粼的浑光，竹筒起落间带起的水珠，晶亮亮地洒回河里。
老何蹲在河边洗完了手，甩了甩水珠子，也看着那架水轮。他脸上浮起一点笑意。不是裂开嘴笑，就是嘴角往上翘了一下，很短。干了大半辈子木工，经他的手修过的水车不计其数，但这一架，是从他脑子里先“立”起来，再由他手里打出来的新东西。
他心里明白，这大家伙，单家独户的农户置办不起。能让这水轮一年一年转下去的，不是他的手艺，是任先生说的那个“章程”，或者说——规矩。
后来，老何把筒车的木料选用、尺寸大小、竹筒怎么绑、渡槽如何架，连多久换一次竹筒、生了锈的铁箍怎么敲下来，都一笔一笔记下来，画成了图谱。少府监的人来誊了副本，发往各州。老何自己则带人去了另一段河岸，比第一个地方更高，水流更缓。他开始造第二架。
水轮要更大，竹筒得试着减轻。他削薄了竹壁，一试，水没装满，筒先裂了。他便把削薄的竹筒全扔了，退回原来的厚料，转而在辐条数量上想办法，多加了四根，让受力更匀。每改动一次，他就在那份图谱的边上多记几笔。这是他给自己留的。
有天傍晚，他从木棚里出来，碰上站在河边看水轮的任东。他走过去，并排站着，看着河里那个转动的大轮子。沉默了一会儿，老何开口了。他没头没尾地说了一句：“先生，俺这手艺是俺的。可真要传下去，靠俺一个不成。”
汛期没过多久就结束了，日头晒得越发毒。任东又蹲在渭水边，拿着一根枯枝，在泥地上给新来的几个匠人讲解水轮怎么吃水，竹筒怎么舀水。泥地表面晒干了，底下的湿泥还软。枯枝划下去，干皮破了，湿泥翻上来，颜色就像浸了油的皮子。地上的线条有些被晒干的水渍洇得模糊了，他又添了几笔。画完，他把枯枝随手往水洼里一丢。树枝在水面晃晃悠悠，顺着浅波往下游漂。
他站起来，拍拍手上的泥。河面在午后的日头下晃着金光，晃得人得眯起眼。远处，渭水边新装的第二架筒车，正在慢慢悠悠地转动着，一圈，一圈，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