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枚镶在镜框里的八分钱硬币,在墙上一挂就是三十年。

    镜框从最初的木头框子换成了后来的塑料框,又换成了儿女们给买的铝合金框。可里面的东西一直没变——那枚四分的硬币有两枚,用红绳穿着,红绳已经褪成了淡粉色,可还是原来的那根。

    程砚东常说:“这绳子比咱们的婚姻还结实。”

    阮莺莺就笑:“那是,绳子断了还能接,咱俩要是断了,可就接不上了。”

    程砚东听了,总要瞪她一眼:“胡说八道啥?断了我也把你接上。”

    这话是年轻时说的,说到老,还在说。

    他们的儿子叫程念莺,女儿叫程念东。名字都是阮莺莺起的,说这样孩子就知道,他们的爹娘是怎么走到一起的。

    程念莺小时候问:“娘,你跟爹是怎么认识的?”

    阮莺莺想了想,说:“因为八分钱。”

    程念莺不明白,跑去问程砚东。程砚东正在院子里修自行车,满手油污,抬起头,嘿嘿一笑:“你娘欠我八分钱,我去要账,就把人要回来了。”

    阮莺莺在屋里听见了,隔着窗户骂他:“放屁!明明是你欠我八分钱!”

    程念莺被搞糊涂了,跑去问奶奶——隔壁那个老太太还活着,九十多了,耳朵背,说话靠喊。老太太听明白了,笑得满脸褶子:“你爹你娘啊,是八分钱的缘分,谁也欠谁,谁也不欠谁。”

    程念莺更糊涂了。

    但她记住了,八分钱,是爹娘的定情信物。

    日子过得快,像坐火车似的,一晃就过去了几十年。

    程砚东在码头扛了五年包,后来厂里招工,他又进了机械厂。还是干老本行,技术好,肯吃苦,没几年就当上了车间主任。阮莺莺不糊火柴盒了,在街道办的缝纫厂上班,做衣服,她手巧,做出来的活儿细致,后来也当了小组长。

    他们在城南买了房,不是租,是买。两间平房,带个小院,院子里种了一棵石榴树,是阮莺莺非要种的,说石榴多子,吉利。

    石榴树一年年长大,他们的孩子也一年年长大。

    程念莺考上了师范学校,毕业后当了小学老师。程念东考上了医学院,毕业后当了医生,在县医院上班。

    孩子们都出息了,老两口却还住在那个小院里。

    程砚东退休那年,阮莺莺说:“老程,咱出去走走吧。”

    程砚东说:“去哪儿?”

    阮莺莺想了想:“回你老家看看。”

    程砚东愣了一下。他老家在北边,自从那年南下找人,就再也没回去过。算起来,快四十年了。

    “行。”他说,“回去看看。”

    走之前,阮莺莺从墙上取下那个镜框,把里面的硬币拿出来,用新红绳重新穿了一遍。旧绳子她没扔,叠得整整齐齐的,收在一个小铁盒里。

    “干啥?”程砚东问。

    阮莺莺把小铁盒放进包袱里:“留着,以后给孙子孙女看。”

    程砚东笑了:“你呀,啥都舍不得扔。”

    阮莺莺瞪他一眼:“你舍得?那八分钱你咋不扔?”

    程砚东不说话了,只是笑。

    火车还是往北开,和四十年前一样。只是这次,他身边有她。

    程砚东靠在车窗边,看着窗外的风景。四十年过去,田野还是那些田野,村庄还是那些村庄,可又好像什么都不一样了。楼房多了,路宽了,人的衣服鲜亮了。

    阮莺莺靠在他肩上,也看着窗外。她头发已经花白了,脸上也有了皱纹,可眼睛还是那么亮,笑起来还是弯弯的,像两弯月牙。

    “老程,”她说,“你还记得那年你来找我的时候,坐的啥车?”

    “绿皮火车,慢车,开了两天一夜。”

    “冷不冷?”

    “冷。”程砚东想了想,“可那时候顾不上冷,满脑子都是找你。”

    阮莺莺轻轻笑了一声,靠得更紧了些。

    到了老家,程砚东先去给父母上坟。父母早就没了,走的时候他都没能回来送。坟头在村后的山坡上,长满了荒草。他跪在坟前,烧了纸钱,磕了三个头。

    “爹,娘,儿子回来了。”他说,“这是你们儿媳妇,叫莺莺。孙子孙女都出息了,孙子叫念莺,孙女叫念东。你们在底下好好的,别惦记。”

    阮莺莺也跪下来,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头。

    从坟地回来,程砚东去了趟储蓄所。

    那家储蓄所还在,只是门脸变了,装修得亮堂堂的,玻璃门,不锈钢柜台,穿着制服的年轻姑娘坐在里面。程砚东站在门口看了半天,恍惚间好像还能看见当年那个女柜员,板着脸说“同志,我说了没有就是没有”。

    他笑了笑,没进去。

    他又去了雪儿家那条街。街还在,可房子都拆了,盖起了楼房。他站在街口,不知道雪儿还在不在,过得好不好。

    阮莺莺站在他旁边,轻轻握了握他的手。

    “想去找找?”

    程砚东摇摇头:“算了,过去的事了。”

    他转身,拉着阮莺莺的手,慢慢往回走。

    走了几步,他又回过头,看了一眼那条街。阳光很好,照在崭新的楼房上,亮得晃眼。

    他在心里说:雪儿,对不住。

    然后他转过身,再没回头。

    从老家回来以后,程砚东病了一场。

    不是什么大病,就是感冒,拖了一个月没好利索。可阮莺莺吓坏了,天天催他去医院。程念东从县医院回来,给爹做了个全身检查,说没事,就是年纪大了,恢复慢。

    阮莺莺不信,又拉着程砚东去市里的大医院查了一遍,还是说没事。

    “我说没事吧?”程砚东笑她,“你就是瞎操心。”

    阮莺莺瞪他一眼:“操心?我不操心谁操心?你操心?”

    程砚东不说话了,只是笑。

    从那以后,阮莺莺对他看得更紧了。天冷了不许出门,风大了不许出门,下雨下雪更不许出门。程砚东被管得像个小孩,可心里甜。

    “莺莺,”有一天他说,“你说咱俩还能过多少年?”

    阮莺莺正在缝衣服,头也不抬:“问这干啥?”

    “随便问问。”

    阮莺莺想了想:“再过二十年吧。”

    “二十年?那时候咱俩都九十多了。”

    “九十多咋了?九十多也是你媳妇。”

    程砚东笑了,笑得很开心。

    可命运这东西,从来不由人算。

    程念莺结婚那年,阮莺莺查出了病。

    一开始只是觉得累,没力气,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后来开始吃不下饭,人一天天瘦下去。程念东不放心,硬拉着她去检查。

    检查结果出来那天,程念东在办公室坐了很久,不知道该怎么跟爹娘说。

    胰腺癌,晚期。

    阮莺莺知道后,沉默了很久。然后她抬起头,问程念东:“能瞒多久?”

    程念东愣了:“娘,你说啥?”

    “能瞒你爹多久?”阮莺莺说,“你爹那性子,知道了肯定受不了。能瞒一天是一天。”

    程念东眼眶红了:“娘……”

    阮莺莺拍拍他的手:“别哭,娘活了这么大岁数,值了。”

    可这话说出去容易,做起来难。

    阮莺莺的病越来越重,人瘦得脱了形,吃什么吐什么。程砚东再迟钝也看出不对了。他追问程念东,程念东不说。他追问程念莺,程念莺也不说。他急了,自己去翻阮莺莺的病历本。

    病历本上写着那三个字,他看了好几遍才看明白。

    那天晚上,程砚东在院子里坐了一夜。

    石榴树已经老了,枝叶稀疏,月光透过枝叶洒下来,斑斑驳驳的。他就那么坐着,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像。

    阮莺莺半夜醒来,发现身边没人,披着衣服出来找他。

    “老程,回屋睡吧,外头冷。”

    程砚东抬起头,看着她。月光下,她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可眼睛还是那么亮。

    “莺莺,”他说,“你瞒着我干啥?”

    阮莺莺愣了一下,然后在他身边坐下来。

    “怕你受不了。”

    程砚东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才受不了。你疼不疼?”

    阮莺莺没说话。

    程砚东握住她的手,那只手瘦得皮包骨头,凉得像冰。他把她的手捂在自己手心里,一下一下搓着。

    “莺莺,”他说,“你怕不怕?”

    阮莺莺想了想:“以前怕,现在不怕了。”

    “为啥?”

    “因为你在。”她说,“你在,我就不怕。”

    程砚东的眼眶红了。他低下头,把脸埋在她的手心里,肩膀一耸一耸的。

    阮莺莺轻轻摸着他的头发,像年轻时那样。

    “老程,”她说,“咱俩这辈子,值了。”

    程砚东没说话,只是把她的手握得更紧。

    那之后的日子,程砚东寸步不离地守着阮莺莺。

    他学会了熬药,学会了煮粥,学会了给她翻身、擦洗。阮莺莺有时候疼得厉害,他就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一遍遍讲他们年轻时候的事。

    讲储蓄所,讲八分钱,讲她在路灯下还钱,讲他在巷子里追她。

    讲她在城南的破屋里糊火柴盒,讲他在码头扛大包,讲她剪的那对鸳鸯窗花。

    讲她怀孕的时候,高兴得在屋里转了三圈,差点撞到门框上。

    阮莺莺听着听着,就笑了。笑着笑着,眼角就有泪滑下来。

    “老程,你记性真好。”

    “那是,”程砚东说,“跟你有关的事,一件都忘不了。”

    阮莺莺看着他,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

    “那下辈子呢?下辈子你还记得不?”

    程砚东想了想:“下辈子我也找你。”

    “你咋找?”

    “我还揣着那八分钱,挨家挨户问。”

    阮莺莺笑了,笑得很开心。笑着笑着,她慢慢闭上眼睛,睡着了。

    那天晚上,阮莺莺的精神突然好起来。

    她坐起来,说要吃东西。程砚东高兴坏了,赶紧让程念莺去煮粥。阮莺莺吃了小半碗,又说要下床走走。

    程砚东扶着她,在屋里慢慢走了一圈。走到墙边,她停下来,看着那个镜框。镜框里还是那两枚硬币,红绳已经换了好几根,可硬币还是原来的。

    “老程,”她说,“把那个拿下来。”

    程砚东把镜框取下来,递给她。

    阮莺莺把镜框打开,取出那两枚硬币,握在手心里。硬币被她握了几十年,边缘都磨圆了,可还是亮亮的。

    她把其中一枚递给程砚东。

    “这个你拿着。”

    程砚东接过来,不明白她要干啥。

    阮莺莺看着自己手心里的那一枚,说:“老程,咱俩一人一枚。谁先走,谁就带着。后走的那个,等到了那边,拿这个对上,就知道是咱俩了。”

    程砚东的眼眶一下子红了。

    “莺莺……”

    阮莺莺抬起头,看着他,眼睛弯弯的,像两弯月牙。

    “老程,这辈子跟你,我没过够。”

    程砚东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他把她抱在怀里,抱得紧紧的,像抱着什么稀世珍宝。

    “我也没过够,”他说,“下辈子还跟你过。”

    阮莺莺靠在他怀里,轻轻点了点头。

    那天夜里,阮莺莺走了。

    走得很安静,像睡着了一样。她的手心里,还握着那枚硬币。

    程砚东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一直坐到天亮。

    丧事是孩子们办的,程砚东什么都不管,只是坐在那里,像丢了魂一样。

    下葬那天,天上下着小雨。程砚东站在坟前,把那枚硬币放进棺材里,放在阮莺莺的手边。

    “莺莺,”他说,“你先走一步,在那边等着我。等我也过去了,咱俩把硬币对上,就知道是咱俩了。”

    雨打在他脸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

    程念莺在旁边哭得直不起腰,程念东红着眼眶,扶着爹。

    “爹,回吧。”

    程砚东摇摇头:“再站一会儿。”

    他就那么站着,站在雨里,看着那座新坟。坟头还带着新土的腥气,雨落在上面,打出一个个小坑。

    “莺莺,”他在心里说,“你走慢点,等我。”

    阮莺莺走后,程砚东像变了一个人。

    他不怎么说话,也不怎么出门,就坐在屋里,看着墙上那个镜框发呆。镜框里只剩下一个空位,另一枚硬币被他攥在手心里,一刻也不撒手。

    程念莺怕他出事,天天回来看他。程念东也经常回来,给他检查身体,开药,叮嘱他按时吃。

    程砚东都点头,都答应,可孩子们一走,他还是老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