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脚一天天过去，广州方向的消息，像石沉大海。
陈玲每日清早起来，头一桩事情，就是到弄堂口去等。
天还没亮透，她就起床了。轻手轻脚地穿衣，轻手轻脚地开门，生怕吵醒隔壁屋里睡着的宝根。灶披间的门吱呀一声推开，她走到弄堂口，在那棵落光了叶子的梧桐树下站定，望着外头的马路。
马路上，黄包车一辆接一辆地过去。卖豆浆的挑子冒着热气，从她身边经过，熟悉的香味飘过来。报童挥着刚到的报纸，尖着嗓子喊：“《申报》《新闻报》！要看新闻伐！”买菜的主妇拎着篮子，匆匆走过，边走边议论今朝的菜价。
陈玲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她的眼睛，望着每一辆从东边过来的黄包车。望着每一个背着包袱、风尘仆仆的行人。望着每一个可能带来消息的身影。
可那些身影，一个一个走近，又一个一个走远。
没有一个是周家明。
天大亮了，她才慢慢走回弄堂里。灶披间的门开着，姆妈已经在忙活了。锅里的粥咕嘟咕嘟冒着热气，香味飘出来，钻进鼻子里。
李秀珍看见女儿进来，心里头一酸。
那张脸，又白了几分。眼眶底下那两团青黑，比前几日更深了。嘴唇干干的，起了一层皮，一看就是夜里头又没睡好。
“阿玲，来，吃碗粥。”李秀珍盛了一碗，搁在桌边，“今朝煮的是新米，香得来。”
陈玲走过来，坐下，端起碗，低头喝了一口。
“好吃伐？”李秀珍问。
陈玲点点头：“好吃。”
她又喝了一口，然后放下碗，望着窗外。
窗外，还是那棵光秃秃的梧桐树，还是那条人来人往的弄堂。可她要等的人，还没来。
李秀珍望着女儿，嘴唇动了动，想说点什么，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说啥呢？
说“莫急，会回来的”？说了半个月了。说“再等等，信在路上”？也说了半个月了。说“广州那边乱，寄信慢”？还是说了半个月了。
这些话，阿玲听了半个月，耳朵都要起茧子了。可伊等的那个人，还是没回来。
李秀珍转身，从灶台上端过一碗烤毛豆。那是昨夜里头，她一颗一颗剥出来的，剥了半日，剥了满满一碗。
“阿玲，吃点毛豆。新毛豆，嫩得很。”
陈玲低头看了看那碗毛豆，碧绿生青的，油光光的。她拈起一粒，放进嘴里，慢慢嚼着。
嚼着嚼着，眼泪又下来了。
她赶紧别过头，用袖子擦掉。可擦完，又有新的涌出来。
李秀珍看见了。她没吭声，只是走过去，把手轻轻搭在女儿肩上。
那手，粗糙的，温暖的，微微地抖着。
陈玲没回头。她只是低着头，望着那碗粥，望着那碗毛豆，望着桌上那些热气腾腾的吃食。姆妈这些日子，变着法子做好吃的。今朝煮新米粥，明朝蒸桂花糕，后日烧红烧肉。灶披间的香味，一天比一天浓。可她的胃口，一天比一天差。
不是不想吃。是吃不下。
每一口饭咽下去，都会想起那个人。想起他背着包袱走出弄堂口的背影。想起他回头朝她挥手时的笑容。想起他说“到了就来信”时，那双认真的眼睛。
半个月了。
一封信也没有。
他到底到广州了伐？接到家栋了伐？路上太平伐？有没有碰上东洋人的飞机？有没有——
她不敢往下想。
李秀珍站在女儿身边，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轻轻叹了口气。
那天傍晚，陈醒回来得比平时早些。
她推开灶披间的门，看见姆妈正在灶台边忙活。锅里的红烧肉咕嘟咕嘟冒着泡，香气浓得化不开。宝根蹲在炭炉边烤山芋，小脸被火烤得红扑扑的。
“阿姐回来啦！”宝根抬起头，咧嘴一笑，“阿妈烧了红烧肉！香得来！”
陈醒摸摸他的头，走到灶台边。
“姆妈，我来。”
李秀珍让开一步，在旁边望着女儿翻炒。锅里那几块五花肉，肥瘦相间的，煸得金黄金黄的，滋滋冒着油。
陈醒一边炒，一边低声问：
“姆妈，大姐呢？”
李秀珍朝里间努努嘴。
“躺着呢。今朝在弄堂口站了半日，回来就躺下了。午饭也没吃几口。”
陈醒沉默了几秒。
“我托人去打听了，”她说，“沈嘉敏那边有路子，认识几个从广州逃难过来的。伊讲帮我去问问，看有没有姐夫的消息。”
李秀珍抬起头，望着女儿。
那双眼睛里，有担忧，也有感激。
“醒醒，辛苦侬了。”
陈醒摇摇头。
“姆妈，一家人，讲啥辛苦。”
她顿了顿，压低声音：
“姆妈，这些日子，侬多陪陪大姐。伊心里头苦，又不敢讲出来。”
李秀珍点点头。
“我晓得的。”
第二天，陈醒请了半天假，去了一趟报社。
沈嘉敏正在里头间忙活，桌上堆满了稿子。看见陈醒进来，她抬起头，眼睛一亮：
“阿醒！侬哪能来了？”
陈醒在她对面坐下。
“嘉敏，上回托侬打听的事体，有消息伐？”
沈嘉敏放下手里的笔，叹了口气。
“阿醒，我正要寻侬呢。这几日我跑了好几趟，找了几个从广州逃过来的难民，还托了报社里跑码头的同事打听。可——”她摇摇头，“没消息。姐夫那班船，‘新宁号’，十月二十号从上海出发的。可十月二十一号，广州就沦陷了。那几日码头上乱成一锅粥，逃难的人挤得水泄不通，船能不能靠岸，靠了岸能不能下来人，下来人能不能找到地方住——啥人也不晓得。”
陈醒听着，心一点一点往下沉。
“有没有——出事的消息？”她问，声音压得很低。
沈嘉敏摇摇头。
“没得。那几日翻了的船、炸沉的船，名单都查过了。没有‘新宁号’。”
陈醒沉默了几秒。
“那——再等等？”
沈嘉敏点点头。
“再等等。也许伊在路上耽搁了。也许伊带着弟弟，走得慢。也许——也许伊在等船回来。”
她伸出手，握住陈醒的手。
“阿醒，莫急。姐夫是个聪明人，会照顾好自己的。”
陈醒点点头。
从报社出来，天已经擦黑了。
她沿着霞飞路慢慢走，心里头像压着一块石头。
姐夫。广州。家栋。
那些她从前只在报纸上读到的消息，如今变成了家里实实在在的等待。变成大姐每天站在弄堂口的身影。变成姆妈变着法子做的好吃的。变成饭桌上那些沉默的、咽不下去的饭。
她走到弄堂口，停下来，回头望了一眼。
暮色里，霞飞路的灯火一盏一盏亮起来。那些暖黄色的光，映在梧桐树光秃秃的枝桠上，映在来来往往的行人身上。
她想起沈嘉敏的话。
“再等等。”
她点点头，转身走进弄堂里。
日子照常过。
十一月十日。十一月十二日。十一月十五日。
陈醒照常上班，照常做账，照常听王姐絮絮叨叨讲菜市里的行情。周世昌还是那样，端着茶杯从她桌边走过，笑眯眯地问一句“陈小姐辛苦了”。她淡淡地应着，心里头那根弦，却一直绷得紧紧的。
那张纸条，沈泽楷收到了。
她从那日后沈泽楷的沉默里，能感觉到。
可他没有任何动作。没有找周世昌对质，没有在公司里露出任何异常。一切如常。
她晓得，这是对的。现在不是惊动的辰光。可她也晓得，那条蛇，还在那里。还在盯着沈泽楷，盯着她，盯着那些它想盯的人。
十一月十八日，礼拜五。
那日下午，陈醒正在整理三季度的最后一批单据。翻到共荣商行的账目时，她的手忽然停住了。
货运方向。
八月：武汉方向七批，九江方向五批，安庆方向三批。
九月：武汉方向两批，九江方向四批，安庆方向四批。
十月——
十月，共荣商行的货运方向，忽然变了。
长沙。衡阳。
那些“机械零件”，那些保费畸高的“工业原料”，一船一船，从上海出发，往长沙、衡阳去。
陈醒盯着那几行字，心跳快了一拍。
她翻开九月的数据，一笔一笔比对。九月下旬开始，往长沙方向的货就开始增加了。到了十月，已经占了总量的一半以上。
长沙。衡阳。
那是日军下一步的进攻方向。
她想起上个月自己总结的那个规律：货物集中在哪个城市，一个月后，那个城市就会成为日军的主攻方向。
九、十月货物集中在长沙、衡阳——
那么十一月、十二月——
她的手，微微抖了抖。
她抬起头，望了望四周。王姐在泡茶，何美芳在描眉毛，朱先生闷头做账，周世昌不在座位上。
她低下头，飞快地翻出纸笔，把关键数据抄下来。日期，货物品名，数量，目的地，付款方——一笔一笔，清清楚楚。
抄完，她把那张纸折成小方块，塞进贴身衣袋里。
胡为兴还在静默。
可这消息，不能等。
那天傍晚，陈醒绕了个大圈，去了那条僻静的小弄堂。
四下无人。暮色已经暗下来了，弄堂里黑漆漆的，只有远处一盏路灯，昏黄昏黄的。她走到那堵墙前头，伸手进去摸了摸。
空的。
她把那张叠好的小方块塞进去，用指头往里推了推。然后她转身就走，没有回头看一眼。
走出那条弄堂，走进外头的暮色里，她深吸一口气。
心还在跳。
不是因为怕。是因为——这条消息，也许能救很多人。
第二天，十一月十九号。
陈醒照常上班。一上午心神不宁，账对错了两笔，又重新做。王姐笑她：“陈小姐今朝哪能了？魂丢啦？”
她笑笑，说没事体，昨夜里没睡好。
午饭后，她请了个假，说去买点东西。
从公司出来，她绕到那条小弄堂，伸手进去摸了摸。
这一次，空的里头，多了一样东西。
她飞快地把那张叠成小方块的纸塞进袖口，转身就走。
走到一条僻静的巷子里，她才展开来看。
上头只有一行字：
“情报有用。已提醒长沙方面注意物资疏散。继续静默。切记。”
是胡为兴的笔迹。
陈醒把那行字看了两遍，然后把纸撕成细碎的碎片，一片一片丢进路边的阴沟里。
情报有用。
她站在那里，望着那些碎片漂在水面上，慢慢沉下去，慢慢消失在黑暗里。
心里头，有什么东西，轻轻落了下来。
十一月二十日。
那天下班前，陈醒整理最后一批单据时，又发现了一笔异常。
不是货运方向。是钱。
一笔巨额汇款。三十二万块。
收款方：香港某公司，名叫“裕华贸易行”。
付款方：共荣商行。
备注栏里只有四个字：“特别经费。”
三十二万。
那是多大一笔钱？够买一幢花园洋房，够开三家铺子，够几百户人家吃一年。
香港。
裕华贸易行。
“特别经费”。
陈醒盯着那几行字，脑海里头飞快地转着。
香港。英国人的地盘。东洋人打不过去。那里是情报中转站，是资金洗白的地方，是各种势力交汇的漩涡。
“特别经费”——给啥人的？做啥用的？
她想起上个月，胡为兴讲过的那些话。汪精卫派人赴日谈判。账本里那些异常的汇款。那些“学术交流经费”。
她心里头，隐隐约约有了一个猜测。
可她没有证据。
她把那笔记录抄下来，折好，塞进贴身衣袋里。
走出公司大门时，天已经黑了。
十一月的夜风，凉飕飕的，吹在脸上，像刀子刮。她拢了拢外套，沿着江西中路往东走。走到外滩，她在江边站了一会儿。
黄浦江对岸，虹口那边，灯火稀稀落落。东洋人的探照灯，还在扫过夜空，白惨惨的，像一根根巨大的手指。
她想起那些账目。那些“机械零件”。那些保费畸高的“工业原料”。那些往长沙、衡阳去的货船。
还有那笔三十二万的“特别经费”。
这些事体，像一张网，越织越大，越织越密。她站在这张网的最边缘，只能看见一小部分。可那一小部分，已经让她心惊肉跳。
她深吸一口气，转身离开。
回到仁安里，已经快八点了。
灶披间的灯亮着，青烟袅袅地升起来。她推开门，一股暖意扑面而来。
姆妈在灶台边忙活，锅里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宝根趴在桌边写字，一笔一画，写得认真。大姐坐在窗边，低着头，手里握着针线，在缝一件旧衣裳。
一切如常。
可她知道，有些事体，不一样了。
晚饭时，一家人围坐在桌边。姆妈做了红烧肉、炒青菜、豆腐汤，还有一碟烤毛豆。菜比平时多，香味比平时浓。
可大姐还是吃得很少。
她扒了两口饭，夹了一筷青菜，就放下碗，说吃饱了。
姆妈望着她，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可最后还是没开口。
宝根抬起头，望着大姐。
“大姐，侬不吃肉啦？阿妈烧的红烧肉，香得来！”
陈玲勉强笑了笑。
“宝根吃。大姐不饿。”
宝根愣了愣，然后低头继续扒饭。
陈醒坐在旁边，望着大姐。
那张脸，比前几日又瘦了一圈。颧骨凸出来了，眼窝陷下去了，嘴唇干干的，一点血色都没有。那件旧衣裳，她缝了又缝，补了又补，可缝着缝着，手里的针就停了，眼睛望着窗外，一望就是半日。
她晓得大姐在想啥。
姐夫。家栋。广州。
那些她每天都在想的事情。
她放下碗，轻轻叫了一声：
“大姐。”
陈玲转过头，望着她。
陈醒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说“再等等”，说“会回来的”，说“嘉敏在帮忙打听”。可这些话说出来，有用吗？大姐听了半个月了，姐夫还是没回来。
她沉默了几秒，然后从碗里夹了一块最大的红烧肉，放进大姐碗里。
“大姐，”她说，“吃块肉。迭个是姆妈烧的，顶好吃。”
陈玲低头望着那块肉，油光光的，红彤彤的，冒着热气。
她望着望着，眼眶忽然红了。
她赶紧别过头，用手背擦了擦眼睛。
“阿醒，”她轻声说，声音哑哑的，“谢谢侬。”
她夹起那块肉，放进嘴里，慢慢嚼着。
嚼着嚼着，眼泪还是下来了。
可她没有再擦。就那么让它流着，流进嘴里，混着那块肉的滋味，一起咽下去。
李秀珍在旁边，低着头，望着碗里的饭，一口一口，慢慢吃着。
宝根不晓得发生了啥，只是看看大姐，看看阿妈，又看看阿姐。然后他低下头，继续扒他的饭。
陈大栓一直没吭声。可他夹菜的动作，比平时慢了许多。
饭后，陈醒帮着姆妈收拾碗筷。
李秀珍站在水斗边洗碗，忽然压低声音说：
“醒醒，阿玲这样下去，不行。”
陈醒点点头。
“姆妈，我晓得的。嘉敏那边还在打听。再等等。”
李秀珍沉默了几秒。
“醒醒，”她说，声音压得更低，“侬老实告诉我，姐夫他——会不会——”
她没说下去。
可陈醒晓得她要问啥。
会不会出事了？会不会回不来了？会不会——
陈醒摇摇头。
“姆妈，我不晓得。可嘉敏讲了，那班船没翻，没炸沉。姐夫是大人了，会照顾好自己的。也许——也许伊在路上耽搁了。也许伊带着家栋，走得慢。也许——也许明日后日，伊就回来了。”
李秀珍望着女儿，望着那张越来越陌生的脸。
那双眼睛，静静的，沉沉的，像秋天的深潭。可那深潭里头，有一种东西，是她看得懂的。
是相信。
是相信那个人会回来的相信。
她点点头，没再问。
那天夜里，陈醒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
宝根在旁边睡着了，呼吸均匀。隔壁大姐的屋里，没有声音。
她想起白天看见的那笔汇款。三十二万。“特别经费”。
那些钱，现在在哪里？在香港那家“裕华贸易行”的账上？还是已经转到了别的地方？转给了啥人？
她想起胡为兴的话：“继续静默。切记。”
她不能动。
只能等。
等胡为兴的下一个指令。等那条蛇露出七寸。等那些暗流，自己涌上来。
窗外，夜色如墨。
远处，海关大楼的钟声隐隐传来，十点了。
她翻了个身，把被子往上拉了拉。
闭上眼睛之前，她心里头浮起一个念头：
姐夫，侬到底在哪里？
第二日清晨。
陈玲照例早起，照例走到弄堂口，在那棵光秃秃的梧桐树下站定。
天还没亮透，雾气蒙蒙的。马路上人还少，只有几辆黄包车慢慢驶过。卖豆浆的挑子，还是那个老位置，热气腾腾的香味飘过来。
她站在那里，望着每一辆从东边过来的车，望着每一个背着包袱的行人。
望着望着，眼泪又下来了。
她没擦。就那么让它流着。
忽然，雾里头，有一个人影慢慢走近。
背着包袱，走得很慢，一瘸一拐的。
她盯着那个人影，心砰砰地跳起来。
近了，近了，更近了——
那张脸，从雾里浮现出来。
瘦得脱了形，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深陷下去。嘴唇干裂，胡子拉碴，身上那件短褂，脏得看不出颜色。
可那双眼睛，是那双眼睛。
是她的家明。
周家明站在那里，望着她。怀里，紧紧护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家栋。
两个人，都活着。
陈玲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她望着那个人，望着那张脸，望着那件脏得不成样子的短褂，望着他怀里那个睁着大眼睛的男孩。
然后她冲进雾里，一把抱住他。
没有声音。
只是抱着。
眼泪流下来，流在他肩膀上，流在他胸口，流在他紧紧护着家栋的那只手上。
周家明站在那里，一只手抱着家栋，一只手轻轻拍着她的背。
“阿玲，”他说，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我回来了。”
陈玲抱着他，哭得像个孩子。
家栋在哥哥怀里，睁着大眼睛，望着这个陌生的女人，不晓得发生了啥。
雾渐渐散了。
阳光从云缝里透出来，落在弄堂口，落在那棵光秃秃的梧桐树上，落在这三个紧紧抱在一起的人身上。
远处，卖豆浆的挑子还在冒着热气。报童挥着报纸跑过，尖着嗓子喊：“《申报》《新闻报》！要看新闻伐！”
一切如常。
可这一刻，对陈玲来说，天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