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炸开的第三天上午。
周海正在办公室翻ICU排班表，桌上的红色保密电话忽然响了。
打来的人是外交部礼宾司的处长，姓方。
方处长嗓门压得极低，连喘气都带着一股子小心翼翼：“周院长，苏联驻华大使馆一等参赞佐洛托夫，半小时前直接找到我们司长。”
“说什么？”
“说巴库洛夫心血管外科中心的安德烈院士，要跟你们总院做一次'学术对等交流'。”
方处长顿了一下。
“原话——对等交流。”
周海端着搪瓷茶缸的手停住了。
对等交流。
这四个字从苏联人嘴里蹦出来，味道就不一样了。
八十年代的巴库洛夫中心，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心外科的门面。安德烈·波波夫，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人送外号“红色手术刀”，在东欧阵营的江湖地位，等同于西方的德贝基。
“对等”——翻译翻译，就是：我跟你平起平坐，已经给足你面子了。
周海把茶缸搁下。
“他们到底要什么？”
方处长苦笑：“佐洛托夫的原话是——鉴于中苏两国在社会主义医疗事业上的深厚友谊，安德烈院士愿意'指导'贵方完善心外科临床路径，并希望贵方提供近期手术的完整记录，包括术前推演图，以便'评估合作可行性'。”
周海的手搁在话筒上，顿了一下。
指导。
评估。
好家伙。
西方那十七家好歹用的是“恳请”，苏联人倒好，直接上“指导”了。
刘建民刚好端着片子从门口过，听了个尾巴，老脸上的表情跟吞了颗青杏似的。
“院长，这帮人什么意思？当咱们是加盟共和国呢？”
周海没接话。
他拿起电话拨了个内线。
“叶大夫在吗？”
“在ICU查房。”
“请她来一趟，有重要的事。”
十五分钟后。
叶蓁走进办公室。
周海把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
叶蓁听完，拉过一把椅子坐下，随手捡起桌上的铅笔，在一张空白处方笺背面画了个圈。
“安德烈·波波夫。”
她开口了，语速不快。
“1979年，他在《苏联外科学报》上发过一篇关于法四根治术的论文。”
周海一愣。“你看过？”
“看过。”
叶蓁把铅笔搁下。
“结论写得很漂亮。但数据里藏了一个致命的问题——他的术后三年存活率，只统计了留在莫斯科随访的病人。”
刘建民没听明白：“什么意思？”
“意思是——”
叶蓁抬了抬眼皮。
“那些术后两年内死在加盟共和国地方医院的孩子，没进他的分母。”
办公室安静了两秒。
周海和刘建民对视一眼。
叶蓁看了周海一眼。
“让他打电话过来。”
“啊？”
“不是要'对等交流'吗？”
叶蓁往椅背上一靠，声音不大，慢悠悠的。
“那就对等。我跟他直接谈。”
下午两点。
总院三楼，小会议室。
一台砖头大的保密电话搁在桌中央，旁边摆着翻译机和一只录音设备。
外交部派了个俄语翻译过来，小伙子二十出头，紧张得手心全是汗。
电话接通。
对面先是一段稀里哗啦的俄语，语速快得跟机关枪似的。
翻译小伙子竖着耳朵听了半天，脸色一点点变了。
“安德烈院士说……他对中国同行近期的'尝试'表示关注，但他认为，经心尖入路在理论上存在重大缺陷，右室游离壁的术中损伤概率超过40%，不建议临床推广。”
翻译完，小伙子偷偷瞥了叶蓁一眼。
叶蓁没什么表情。
她伸手，拿过电话听筒。
然后用俄语开口了。
标准的莫斯科口音。
翻译小伙子嘴巴张成了O型。
电话那头明显卡了一拍。
叶蓁没给对方反应的时间。
“安德烈·伊万诺维奇。”
她叫出了全名，语气跟老同行拉家常似的。
“你说右室损伤概率超过40%。这个数据，出自你1979年那篇论文的动物实验模型。”
对面沉默了。
“那组实验用的是成年犬心脏。犬的右室壁厚度均值4.8毫米，而人类婴幼儿右室壁最薄处，1.2毫米。”
“你拿大狗的数据，否定人类婴幼儿的术式。”
她顿了一拍。
“先生，这不叫学术。”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粗重的喘息。
紧接着，一串急促的俄语劈头盖脸喷过来。
翻译小伙子脸都白了。
不用翻——光听那个语速和音量，安德烈是彻底炸了。
叶蓁靠在椅背上，安安静静等他喷完。
一个字没插。
等那头的咆哮终于断了气，她才慢条斯理地接了一句。
“你说你们巴库洛夫中心做过二十三例法四根治。”
“那我问你，你的带瓣管道，用的什么材料？”
对面一顿。
“涤纶人工血管。”安德烈的声音沉下来了。
“涤纶管道在婴幼儿体内的五年钙化率，是多少？”
没声了。
叶蓁抬手腕看了一眼表。
动作随意，跟看时间赶不赶得上食堂开饭似的。
“38%。”
“这个数据在你们自己1981年的内部报告里写得清清楚楚。”
她放下手腕。
“三年之内，你那二十三个孩子里，至少有八个需要二次开胸换管道。”
电话那头的呼吸声粗了一倍。
叶蓁没停。
“而我的自体心包带瓣管道，零钙化。”
“零排异。”
“终身不换。”
三句话砸下去，电话那头彻底没了动静。
安静得像断线了。
叶蓁拿过桌上的搪瓷茶缸，不紧不慢喝了口水，把听筒换了只手。
“你要图可以。”
“条件跟其他人一样。我开，你接。”
“想讨价还价——”
她把茶缸往桌面上一搁。
“嗒。”
声音不大，但在死寂的会议室里，像一记法槌。
“先把你那二十三例的真实随访数据交上来。全部，包括死在外地的那些。”
电话里是一段极其漫长的沉默。
翻译小伙子手里的笔“啪嗒”掉在地上，自己都没发觉。
他哆嗦着嘴唇，脑子里就一个念头翻来覆去转。
这位叶大夫……到底会多少种语言？
三十秒。
像三十年那么长。
电话那头的安德烈院士终于开口了。
嗓音压得很低。
跟开场时那个颐指气使的语气，判若两人。
翻译小伙子竖着耳朵听完最后一个词，手抖着在本子上记下那行字。
抬起头，看向叶蓁。
眼珠子瞪得溜圆。
“他……他说，数据可以给。”
小伙子咽了口唾沫。
“但他请求——”
“请求下个月亲自来北城，当面向您……请教。”
“请教”两个字。
安德烈用的是俄语里最正式的敬语。
从“指导”，到“对等”，到“请教”。
一通电话。
周海的搪瓷茶缸端到嘴边，半天没喝下去。
叶蓁把听筒搁回座机上。
“行。让他来。”
三个字，轻飘飘的。
她站起身，拢了拢白大褂领口，朝门口走。
会议室里。
周海和刘建民面面相觑。
一会儿，保密电话又响了。
方处长嗓门比刚才大了三倍，差点把话筒震飞。
“老周！苏联大使馆刚才又打电话过来了！佐洛托夫说安德烈院士要申请来华签证，他亲口说的。”
方处长的声音拐了个弯，像是自己都不敢信。
“来观摩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