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福四年（公元939年），南方的局势刚刚因吴越国对南唐的强硬姿态而趋于微妙的平衡，北方却再度传来惊雷。
邺城（今河北临漳）狼烟四起，后晋天雄军节度使范延光据城反叛，兵锋直指汴梁。刚刚在皇位上坐稳几年的石敬瑭焦头烂额，禁军屡战屡败，国库空虚得连军饷都发不出来。走投无路之下，他竟想起了远在杭州的“盟友”钱元瓘，派使者昼夜兼程，带着御笔亲书的求援诏令，跨越大半个中国来到了吴越国。
此时的杭州，钱元瓘正坐在临安宫的御花园中，手中把玩着一只从大食商人手中购得的琉璃盏。阳光透过盏壁，在桌面上投下斑驳陆离的光影，就像此时天下纷乱的局势。
“大王，”内侍监悄悄凑近，低声道，“晋国使者已在偏殿候了半日，哭诉得嗓子都哑了，求我们发兵北上，勤王平叛。”
钱元瓘轻抿一口清茶，淡淡道：“石敬瑭这是病急乱投医。范延光拥兵十万，占据邺城坚城，我吴越的水军即便能渡过长江，到了北方的平原上，也不过是送死的靶子。他石敬瑭当真以为我是傻子？”
谋士罗隐此时从竹林深处走来，手中依旧摇着那把标志性的鹅毛扇：“大王明鉴。石敬瑭如今已是冢中枯骨，靠出卖燕云十六州换来的江山，本就摇摇欲坠。范延光之乱，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若出兵，无论胜负，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先生所言极是。”钱元瓘放下茶盏，眼中闪过一丝精光，“但南唐那边刚刚被我们震慑住，若是此时我们拒绝晋国，石敬瑭狗急跳墙，转头向南唐求援，或者南唐趁机打着‘勤王’的旗号北上，那我们的战略就落空了。”
罗隐微微一笑，躬身道：“大王，这便是‘虎狼相争，猎人观火’的时机。石敬瑭求的是兵，我们要的是利。他既然开口，我们就顺势而为。”
“先生的意思是……”
“虚与委蛇。”罗隐扇子一合，轻轻敲在掌心，“答应借兵。但吴越兵贵，路途遥远，粮草辎重耗费巨大。我们要价——关南十县。”
钱元瓘眼中闪过一丝笑意：“关南十县？那是后晋的腹心之地，石敬瑭肯割让？”
“他不肯也得肯。”罗隐道，“如今是他在求我们。即便他最后反悔，我们也没有损失；若是他为了稳住我们，先割让几座城池，那我们便是白捡的便宜。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借这个谈判的过程，拖住局势。”
钱元瓘抚掌大笑：“妙极！传令下去，厚待晋国使者，许诺‘吴越愿倾国之力，助天子平叛’，但前提是晋国必须立即将关南十县的户籍版图移交，作为借兵的信物。”
这封回信如同一块巨石投入死水。远在汴梁的石敬瑭接到回复后，气得在宫中摔碎了无数瓷器。关南十县是他最后的屏障，若是割让给吴越，吴越国的势力便直接插到了黄河边上，日后若吴越与南唐联手，他石敬瑭更是死无葬身之地。
然而，邺城的战报一日三惊，范延光的叛军已准备南下。石敬瑭在绝望中权衡再三，最终只能咬牙答应先移交三座县城的户籍，其余待平叛后再议。
然而，钱元瓘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发一兵一卒。
他只是在杭州城高筑围墙，操练水军，摆出一副即将北上的浩大声势。实际上，吴越国的军队依旧在修筑海塘、疏浚西湖，国力反而在这一片备战的喧嚣中越发强盛。
与此同时，钱元瓘并未放松对南方的警惕。他深知，北方的混乱正是南唐李昪觊觎天下的良机。为了防止南唐趁火打劫，他一方面将谈判的进展（或拖延）巧妙地透露给金陵，暗示吴越与后晋关系紧密；另一方面，他暗中加大对闽国（福建）的支持力度，扶植亲吴越的势力，构建起一道坚固的东南屏障，让南唐不敢轻举妄动。
这一年冬天，邺城之战进入白热化，后晋的国力在内耗中被彻底榨干。而远在杭州的钱元瓘，却坐在温暖的火炉旁，清点着从北方运来的金银珠宝（作为“不发兵”的默契补偿），以及那三座关南县城的印信。
“大王，”罗隐看着窗外飘落的初雪，淡淡说道，“石敬瑭这头虎，已经被范延光咬得遍体鳞伤。而南唐那边，因为我们在闽地的布局，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北方乱成一锅粥，不敢轻举妄动。”
钱元瓘端起酒杯，遥敬北方：“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石敬瑭靠出卖祖宗得来的江山，终究是守不住的。我们吴越国虽处东南一隅，但只要善用智慧，这乱世中的每一股风浪，都能成为我们前行的助力。”
这一夜，杭州城万家灯火，歌舞升平。而在遥远的北方，战火依旧在燃烧，吞噬着后晋最后的元气。钱元瓘知道，属于他的时代，正随着这滚滚长江水，缓缓向东推进。而他，只需坐拥这富庶的江南，静待时机，便能在这乱世中，保境安民，独善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