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十四章 东西哥哥牌中找朋友 甄贤婆婆庙里求菩萨
第六十九回 东西哥哥牌中找朋友 甄贤婆婆庙里求菩萨（3）
中考前的最后一次模拟考试，我们班考砸了。
不是真砸了——是我们自己觉得砸了。卷子发下来的时候，教室里一片哀嚎。刘二娃把数学卷子翻过来覆过去看了三遍，嘴里念念有词：“这道题我明明会做的，怎么就算错了呢？我当时脑子里在想啥子？是不是考场外面那只麻雀把我思路打乱了？”
张大勇的语文作文只写了一半就交了卷，他说看到题目的时候脑子里一片空白，钢笔悬在试卷上方半天落不下去，手心全是汗，把试卷洇湿了一块。他写着写着忽然觉得时间不够了，草草收了尾，连自己写了些什么都记不清了。
王红梅倒是考得不错，可她也皱着眉头，把英语卷子折了又折：“那个单词我明明背过的——我昨晚还默写了三遍——可一坐在考场上看见它，就觉得它长得跟平时不一样了”。
东西哥哥在讲台上看着我们，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他把卷子从头到尾翻了一遍，翻完了，把卷子往讲桌上一放，推了推眼镜。日光灯在他头顶嗡嗡响着，把他的影子投在讲桌上，一动不动。“还有一个月。”他说话的声音不高，可教室里每个人都能听见每一个字，“一个月能做很多事情。你们现在错的每一道题，都是给中考攒的分数——错过了，记住了，中考就不会再错。这道题的错，是中考给你提前发的一份答案。”
放学后，东西哥哥把我单独叫到办公室。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桌上堆着两摞作业本，一摞改过的，一摞没改的。日光灯在头顶嗡嗡响，偶尔闪一下，像是电路不太稳。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递给我：“这是我给你定的时间表。你拿回去，从明天开始照着做。”他把时间表放在我手心里，纸面被橡皮擦过的地方有些发毛。
我接过纸，心里既感动又发憷——五点半起床，那不是天还没亮就得从被窝里爬出来，外面连卖豆腐的老孙头都还没出摊呢。“东西哥，五点半是不是太早了？鸡都没叫呢，我们家那只芦花鸡每天都是六点才打鸣。”他推了推眼镜，看着我的眼睛，没有笑。他眼窝底下有两团青色的暗影——那是连续熬夜备课熬出来的。补课期间他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白天上课晚上刻卷子，油印机的滚筒声要响到后半夜。
“你阿母和婆婆去庙里给你求签的事，我听说了。签语是什么不重要——‘天风渐’也罢，‘凤凰落西歧’也罢——那都是别人写在竹签上的话。重要的是你自己怎么做。”他的手指在时间表上轻轻敲了敲，指尖点在“五点半”那三个字上，“你阿母为你的学业操碎了心。你要是考不上，怎么对得起她？怎么对得起你婆婆？你婆婆那天从庙里回来，腿疼了两天，还是拄着拐杖来学校找我问你的成绩——她这辈子求过三次签，一次为你爷爷，一次为那封从台湾来的信，一次为你。”
我低下头，把时间表折好放进口袋里。折的时候很小心，沿着他画好的表格线对折，生怕把纸折皱了。他说完这话，自己倒先沉默了。他转过身，把桌上的作业本整理了一下——摞整齐又推散，推散又摞整齐，像是在找一个合适的角度。窗外的白果树叶子在风里沙沙响，几片早落的叶子贴在窗玻璃上，又滑下去。然后他忽然开口，声音比刚才轻了几分，像是从很深的地方捞上来的。
“金娃子，你知道什么叫‘喊朋友’吗？”
我愣了一下，说：“不是你们打牌那个吗？摸到王的人喊一张牌，谁有那张牌谁就是朋友。”他点了点头，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圈，又在圈旁边画了几个点，每个点都连了一根线到圈上——粉笔在黑板上画出短促而清晰的嗒嗒声。
“打牌的时候，你要喊一张牌，谁手里有那张牌，谁就是你的朋友。可你不知道谁手里有那张牌。你得猜。”他在其中一个点上圈了一下，粉笔绕着那个点画了一个问号，“你得看别人的表情，看别人怎么出牌，看别人怎么理牌。有时候你猜对了，两个人配合，把牌打赢了；有时候你猜错了，你的朋友其实是别人，你一直在帮倒忙，把本该自己赢的牌输得精光。你以为自己打的是好牌，其实从头到尾都打错了方向。”
他把粉笔扔进槽里，拍了拍手上的灰，灰在日光灯下飘成了细密的白雾。“人生也是一样的。你得喊朋友——你得在人群里找到那个能和你配合的人。找不到，你就孤立无援；找错了，你就南辕北辙。”他看着黑板上那个被他画满点和线的圈，“我教书这么多年，慢慢才明白——学生和老师，也是喊朋友。我在讲台上喊，你们在讲台下应。我喊的是知识，你们应的是努力。两边缺一样，这牌就打不成。”
他把目光从黑板上收回来，转过来看着我的眼睛。“金娃子，我在喊你。你应不应？”
办公室里安静了大约几秒钟，只有日光灯管里的电流声在头顶嗡嗡作响。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声，也听见走廊尽头有人在收板凳，板凳腿刮在水泥地上，发出一声尖锐的摩擦。
我说：“应。”他点了点头，从桌上拿起一本习题集递给我。习题集的封面已经磨得发白，书角卷着边，里面夹着好几张书签——有的是纸条，有的是糖纸，还有一张是电影票的票根。“那就从今天开始。每天晚自习后多留半小时，我给你单独讲几何。你的辅助线总画不对，不是不会画，是不敢画。”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三角形，在其中一个角上拉出一条虚线，“你要记住——辅助线没有对错之分，只有敢不敢画之分。画对了，你就找到了捷径；画错了，擦掉重来就是了，总比什么都不敢画强。”
从那以后，我每天晚自习后多留半小时。教室里只剩下我和他两个人，日光灯照得黑板发白，粉笔灰在灯光里慢慢飘落。他在黑板上画图，粉笔在他手里走得又稳又准，画出来的圆用圆规也挑不出毛病。我在下面做题，草稿纸画了一张又一张，有时候一道题画了七八条辅助线，把草稿纸画得像蜘蛛网。
有时候做错了，他就让我重新画辅助线，一遍一遍地画，直到画对为止。他从来不骂我，甚至不皱眉。只是等我画对了，点一下头，说声“对了”，然后在黑板上写下下一道题。他说“对了”的时候，嘴角会轻轻动一下——不是笑，是一种很淡的、像是松了一口气的表情。
有时候我抬头看见窗外的月光，想起他在东山顶上吹箫的样子——月光洒在黄毛草上，他的头发被山风吹乱，箫声像一只看不见的鸟在夜空中盘旋。想起他因为吃假药被我从鬼门关拽回来的那个晚上——他倒挂在床沿上，拼命抠自己的喉咙，吐了大半盆脏东西，最后瘫在床沿上，浑身软得像被抽去了骨头。想起他在办公室门口跟丽媛老师说“不要命的不是好箫”——那管箫挂在墙上落了很久的灰，后来终于被他取下来，擦干净，重新吹响了。
我真不敢相信，一个人能从那么深的泥潭里爬出来，还能站在讲台上，在日光灯下教别人画辅助线。他自己画了那么多错误的辅助线——千寻姐姐是画错的，那条线画得太美太远，够不着；美媛老师是画错的，那条线画得太近太像，却不是他的；老鼠药更是画得离谱，那条线差点连自己的命都画没了。可他还是继续画，一条一条地画，终于画对了雨花姐，画对了讲台，画对了那一管重新吹响的箫，画对了从寝室到教室这段每天都要走的路。
其他老师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喊朋友”。贾老夫子虽然还在为阅卷的事耿耿于怀——他的肝火还没散完，每天端着一杯菊花茶清肝明目——可上课时依然一丝不苟。讲到《出师表》时依然会摇头晃脑，粉笔在黑板上写“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把“瘁”字写得特别大，写完退后两步看了看，又用红粉笔在“瘁”字旁边画了个圈。
丽媛老师代语文课时，声音轻轻柔柔的。
美媛老师上政治课把“四有新人”写在黑板正上方，每个字都端端正正。
虚武昌把化学方程式编成顺口溜——“一价钾钠氯氢银，二价氧钙钡镁锌”——让大家在课堂上齐声朗读。
贾富春则把物理实验搬到了讲台上，用一根弹簧秤和几个砝码演示力的合成与分解。
就连郑校长也在用自己的方式给大家打气。他隔三差五到教室门口转一圈，不说话，就那么背着手看一会儿，两支金星钢笔在衣兜里闪闪发光。有一次他在走廊上碰见我，忽然叫住我，从兜里掏出一块水果糖递给我：“你东西哥哥当年也是我教出来的。他那时候辅助线也画不好，画得比你还差。”
可压力还是像一块石头，沉甸甸地压在每个毕业生心上。教室里的倒计时已经变成了个位数，黑板上的红粉笔字越来越小——从“距中考100天”写到了“距中考7天”。
有一天晚自习，刘二娃忽然把笔往桌上一摔，笔在桌面上弹了一下，滚到了地上。他站起来喊了一声：“我不干了！我要去放牛！放牛不用考试，放牛不用背单词，放牛不用画辅助线！”
全班都愣了。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看着他，有人停下了笔，有人抬起头，有人把课本合上了。东西哥哥从备课本上抬起头，摘下眼镜放在桌上，站起来，走到刘二娃面前。“你出来一下。”
刘二娃耷拉着脑袋跟他走出教室，走廊上的灯光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门框上——一个高，一个矮。两个人在走廊上站了大约半个钟头，隔着窗户能看见东西哥哥的嘴唇在动，刘二娃的脑门上有灯光照出的汗珠。后来刘二娃回来了，眼睛有点红，但没有再说什么。他弯腰捡起地上的笔，在裤腿上擦了擦灰，翻开习题集继续做题。
第二天我问刘二娃，东西哥哥跟他说了什么。刘二娃把笔搁在作业本上，歪着头想了想，翻了个白眼说：“他说他当年也想过放弃，跑去东山顶上吹箫，吹了一夜，手指都冻僵了，天亮的时候想通了。”我问他怎么想通的。他把身子靠在后排桌上，两条腿伸得老长，模仿着东西哥哥的语气：“他说放弃是最容易的事，可容易的事从来不会让人长记性。他说这世上最难的不是画对辅助线，是学会在画错之后，继续画。画错了就擦掉，擦掉了再画。画一百次错一百次，第一百零一次画对了，前面的一百次就不算白画。”
我听完，心想，这话大概是他的真传。他自己也画错了那么多辅助线，比一百次只多不少。那些错线一道道刻在他走过的路上——每一条都歪歪扭扭，每一条都擦不干净——可他还是继续画。终于画对了人，画对了路，画对了那一管重新吹响的箫。风从走廊尽头灌进来，吹得墙上的倒计时表轻轻晃动，那张表上只剩下最后几个数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