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的汉东大学，梧桐叶已经黄了。
风一吹叶子哗啦啦地往下掉，铺满了整条梧桐道，踩上去软绵绵的，像踩在厚厚的地毯上。
陆云峥走在梧桐道上，怀里抱着两本新借的书。
有人从后面追上来，拍了他的肩膀。
他转过头一看是高育良。
“我看了你的两篇文章。”
“你觉得怎么样？”
高育良没有立刻回答。
他走在陆云峥左边，步子还是那么稳。
“第二篇比第一篇好。”
“为什么？”
“因为第一篇在讲‘是什么’，第二篇在讲‘为什么’。
‘是什么’让人惊讶，‘为什么’让人思考。”
陆云峥看了他一眼。
“你这是在夸我？”
“我是在陈述事实。”
高育良的语气和赵志远如出一辙。
“按理说你这个级别。。。不过既然你问了，那我再说一句你引用马克思的那段话，很聪明。”
“聪明在哪里？”
“因为你在用马克思的话，证明你的观点。
孙教授没法反驳马克思，所以他也无法反驳你。
这是辩论的技巧，不是学术的深度。”
陆云峥停下了脚步。
高育良也停下来，转过身看着他。
“所以你觉得，我那篇文章是在耍技巧？”
陆云峥问。
“不。”
“你的文章有深度，但你选择了用一种更安全的方式表达出来。
这不怪你，换了我，我也会这么做。”
他看着陆云峥，目光很认真。
“但我想告诉你一件事——你不需要那么安全。
你的观点本身就站得住，不需要借马克思的话来背书。”
陆云峥沉默了几秒钟。
梧桐叶在他们身边飘落，一片接一片，像无声的雨。
“你说得对。下次我不借了。”
“下次你直接说。
说完我帮你挡。”
“你帮我挡？
你一个学法律的，帮我挡经济学的质疑？”
“法律是最后的盾牌。”
高育良推了推眼镜，嘴角微微上扬。
“当所有争论都无法解决的时候，法律说了算。”
“你这是法学家沙文主义。”
“你这是经济学家本位主义。”
两人对视了一眼，都笑了。
梧桐叶还在落。
远处的钟楼敲了五下，声音沉闷而悠长，在校园的上空回荡。
陆云峥把书换到左手，右手插进裤兜里。
“走，我请你吃饭。”
高育良挑了挑眉。
“你请我？”
“上次是你请的。”
“所以我这次请回去。
这叫等价交换，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你上次不是说，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价格机制吗？”
“价格机制是基本原则之一，等价交换也是。”
“那你这是计划和市场的结合？”
“对。
请你吃饭，就是计划和市场的完美结合，我计划请你，你市场地接受。”
高育良愣了一秒，然后摇了摇头。
“你这个人的脑子，到底是学经济学的，还是说相声的？”
两人并肩走向食堂，影子在梧桐道上拉得很长。
校刊上的两篇文章，让陆云峥在汉东大学站稳了脚跟。
但所有人都知道，校刊是校刊，省刊是省刊，国刊是国刊。
在学术圈里，这三者之间的差距，不是“大一点”和“小一点”的区别，而是“有人看”和“没人看”的区别。
校刊上的文章，讨论再热烈，也只是在一个校园里。
出了汉东大学的大门，没人知道你写了什么。
陆云峥不想做校园名人。
他想做的，是让这个国家的经济学界，听到他的声音。
十一月中旬，汉东下了第一场雨。
雨不大，细细密密的打在梧桐叶上沙沙作响，像是有人在轻轻地翻书。
空气里弥漫着潮湿的泥土味，混着枯叶发酵的气息，有一种特有的萧瑟感。
陆云峥坐在宿舍靠窗的书桌前，面前摊着一沓白纸。
这是他特意去校门口的文具店买的——不是平时用的那种粗糙的黄纸，而是质地细腻的道林纸，一百张一沓，花了他两块钱。
两块钱在这个年代不是小数目，王大勇听说后瞪大了眼睛：“你疯了？
两块钱够我吃一个星期的饭！”
陆云峥没有解释。
他需要好的纸。
因为他接下来要写的东西，值得用好的纸。
窗外的雨声很轻，像背景音乐。
陆云峥拿起钢笔，拧开笔帽，在纸的最上方写下一行字
《论我国经济发展转型中的重要概述》
他没有写副标题，没有写摘要，没有写任何多余的东西。
标题下面直接就是正文。
笔尖落在纸上，发出细微的沙沙声。
他写得很快。
因为脑子里已经装满了，只是往外倒。
那些观点、那些数据、那些逻辑链条，在他脑子里已经转了无数圈，每一个段落、每一个句子、每一个关键词，都已经被反复打磨过无数次。
他写道：
“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不是一条平滑的直线，而是一条充满波折和转折的曲线。
我国的经济，在经历了建国初期的恢复性增长、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高速发展之后，目前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型期。”
“所谓转型，不是从一种制度转向另一种制度，而是从一种发展模式转向另一种发展模式。
具体来说，是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从‘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从‘外延式扩大再生产’转向‘内涵式扩大再生产’。”
这三个“从……转向……”，
是他整篇文章的核心框架。
他没有用太学术化的语言。
因为他知道这篇文章的读者，不只是学者，还有可能是政策制定者。
政策制定者没有时间读长篇大论的学术论文，他们需要的是“三句话能说清楚”的核心观点。
写到这里他停了一下，把这一段重新读了一遍。
然后他才继续写：
“为什么必须转型？
因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三大结构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