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时候,奶奶在城里住习惯了。

    她不再说“太大了”“不习惯”之类的话了。她知道小区门口哪家超市的鸡蛋便宜,知道哪条路去菜市场最近,知道楼下那个老太太姓什么、家里几口人、孙子考了多少分。她每天早上六点起来,去楼下散步,走得很慢,一圈一圈的,走到七点回来,给房寨做早饭。房寨说过好几次“你别做了,我来做”,她不听,说“你一天到晚那么忙,早上多睡一会儿”。房寨拗不过她,就随她了。

    早饭很简单,粥、馒头、咸菜,偶尔加一个鸡蛋。粥是大米粥,熬得很稠,米油都熬出来了,喝起来很香。馒头是她自己蒸的,发面、揉面、上笼,每一步都不马虎。房寨问她手不疼吗,她说早就不疼了,做这点活不碍事。

    房寨吃着奶奶做的早饭,想起小时候。那时候他每天早上去上学,奶奶也是这样给他做早饭,粥、馒头、咸菜,吃了十几年,从来没变过。现在他又吃到了这个味道,不是记忆里的味道,是真实的、热乎乎的、在舌尖上能尝到的味道。

    奶奶来店里越来越勤了。一开始是一周来一次,后来一周来两三次,再后来几乎天天来。她坐在靠窗的位置上,喝茶,看人,偶尔跟客人聊几句。她认识了很多老客人,能叫出他们的名字,知道他们爱吃什么。有人问她“奶奶,你今年多大了”,她说“七十九,快八十了”。那人说“不像,看着像六十多”。奶奶笑了,笑得很开心。

    小月放学后也来店里,和以前一样。她现在五年级了,作业多了,不像以前那样有时间画画了。但她还是每天来,坐在她的椅子上,写作业,吃面,跟奶奶聊天。奶奶和小月很投缘,两个人能聊很久。奶奶给小月讲房寨小时候的事,说他多调皮、多不听话、多爱吃她做的红烧肉。小月听得津津有味,眼睛亮亮的,像在听一个很远很远的故事。

    “叔叔小时候也吃红烧肉?”小月问。

    “吃,他最爱吃。”奶奶说,“一顿能吃大半碗。”

    “他现在也爱吃。”

    “是吗?那我还得给他做。”

    小月笑了,奶奶也笑了。

    三月的第二周,店里发生了一件小事。

    一个年轻人在店里吃面的时候,手机响了。他接起来,听了一会儿,然后哭了。不是那种大声的哭,是那种默默的流泪,眼泪一颗一颗地往下掉,砸在碗里,把面的汤汁都冲淡了。店里的客人都在看他,有人想过去问,又怕唐突。

    奶奶走过去,在他对面坐下来。

    “孩子,怎么了?”

    年轻人抬起头,看着奶奶,眼睛红红的。“我奶奶走了。”

    奶奶愣了一下。

    “我妈刚才打电话来说的。”年轻人用手背擦了擦眼泪,“我回不去了,我在外地,赶不回去了。”

    奶奶没说话。她站起来,走到厨房门口,跟房寨说“做一碗阳春面”。房寨做了,奶奶端过去,放在年轻人面前。

    “孩子,吃面。”

    年轻人看着那碗面,又哭了。他拿起筷子,挑了一箸面,送进嘴里,嚼了嚼,又吃了一口。他吃得很慢,一口一口的,像在吃一种很珍贵的东西。

    “好吃吗?”奶奶问。

    “好吃。”年轻人说,“和我奶奶做的一个味道。”

    奶奶点了点头,拍了拍他的肩膀,转身回去了。

    年轻人把那碗面吃完了,汤也喝了。他站起来,走到奶奶面前,鞠了一躬。

    “奶奶,谢谢你。”

    “不客气。”奶奶说,“你奶奶会在天上看着你的。”

    年轻人点了点头,走了。

    晚上关店之后,房寨和奶奶一起回家。路上,奶奶忽然说了一句话。

    “寨儿,我想回老家一趟。”

    房寨愣了一下。“回去干什么?”

    “给你爷爷上坟。清明快到了。”

    房寨想了想,清明还有一个多星期。他本来打算自己回去上坟的,但奶奶想回去,那就一起回去。

    “行,我陪你回去。”

    奶奶点了点头,没再说话。

    清明前一天,房寨带着奶奶回了老家。他请了两天假,让张建国帮忙盯着店。张建国说没问题,让他放心回去。

    火车上,奶奶看着窗外。田野绿了,麦苗长出来了,一片一片的,像绿色的地毯。油菜花开了,金黄金黄的,在风里摇来摇去。奶奶看了很久,没说一句话。

    到了县城,他们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坐大巴回镇上,再坐摩的回村里。马师傅还在,但换了新车,不是那辆用铁丝绑着排气管的旧车了。他戴着头盔,穿着冲锋衣,看起来很精神。

    “房寨,你奶奶身体还好吧?”马师傅问。

    “还行。”

    “那就好。”马师傅发动车子,突突突的。

    到了村口,奶奶下了车,站在那棵树下。树还是那棵树,但叶子多了,枝丫密了,比去年更茂盛了。风吹过来,树叶哗啦哗啦地响,像在说话。

    奶奶站在树下,看了很久。

    “走吧。”她说。

    房寨扶着她,往村里走。村子还是那个村子,但人少了。很多房子锁着门,门口长了草。年轻人都出去了,老人也走了不少,剩下的都是走不动的。奶奶一边走一边看,看到熟悉的人就打招呼,那人说“你回来了”,奶奶说“回来了,回来给你爷爷上坟”。

    到了家,门锁着,钥匙藏在门口的花盆底下。房寨找出钥匙开了门,屋里有一股霉味,好久没人住了。他把窗户打开,通风透气。奶奶坐在沙发上,看着四周。墙上的画还是那些画,桌上的灰还是那些灰。

    “奶奶,你坐着,我收拾。”

    房寨打了水,把桌子擦了,把地拖了,把床单换了。他忙了一个多小时,把屋子收拾干净了。奶奶看着干净了的屋子,说了一句“还是家里好”。

    下午,他们去给爷爷上坟。

    坟在村后面的山坡上,要走一段小路。路不好走,坑坑洼洼的,奶奶走得很慢,房寨扶着她,一步一步地走。路边的草长得很高,有的快有膝盖高了。奶奶一边走一边说“以前这条路好走的,现在没人走了,草都长起来了”。

    到了坟前,房寨把带来的东西摆好。香、纸钱、水果、点心,还有一碗阳春面。他点了香,插在坟前,烧了纸钱。奶奶蹲下来,用手把坟头的草拔了,一把一把地拔,很慢,很用力。

    “你爷爷最爱吃面。”奶奶说,“以前我每次做面,他都要吃两大碗。”

    房寨没说话,站在旁边看着。

    奶奶拔完草,站起来,看着坟头。坟头的土有些塌了,露出了下面的砖。房寨说回去拿铁锹来修一下,奶奶说不用,就这样吧,你爷爷不在乎这些。

    他们在坟前站了一会儿。风吹过来,把纸钱的灰吹起来,飘在空中,像黑色的蝴蝶。

    “老头子,我走了。”奶奶说,“明年再来看你。”

    她转过身,房寨扶着她,慢慢往回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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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一早,他们回了城里。

    火车上,奶奶又看着窗外。田野绿了,油菜花开了,一切都和来时一样。但奶奶的表情不一样了,来时是平静的,现在是轻松的,好像放下了什么东西。

    “奶奶,你心情好了?”

    “好了。”奶奶说,“跟你爷爷说了说话,就好了。”

    房寨握着她的手,没说话。

    四月的第一周,店里出了一件大事。

    美食广场的物业通知,说下个月租金要涨百分之十。房寨算了一下,一万二的百分之十是一千二,涨到一万三千二。他去找物业经理谈,经理说这是公司定的,他也做不了主。房寨说那我搬走,经理说随你。

    房寨把这件事跟张建国说了。张建国听完,沉默了一会儿。

    “寨哥,你怎么想的?”

    “我不知道。”

    “你想搬吗?”

    房寨想了想。搬走的话,要重新找地方,重新装修,重新积累客源,至少折腾一两个月。不搬的话,每月多交一千二,一年多交一万多。不是拿不出这个钱,但心里不舒服。

    “我再想想。”他说。

    他把这件事在群里说了一下。群里又炸了。

    “又涨?去年不是涨过了吗?”

    “寨哥儿你别搬,你搬走了我们上哪吃去?”

    “要不我们众筹给你付房租?”

    “对,众筹!一人出一点,寨哥儿就不用搬了。”

    房寨看着这些消息,心里很暖,但他不会要大家的钱。他的店,他的房租,凭什么让别人来付?

    晚上,他跟奶奶说了这件事。奶奶正在织毛衣,手很慢,一针一针的,毛线是蓝色的,说是给他织的。

    “奶奶,物业要涨房租。”

    “涨多少?”

    “一千二。”

    奶奶的手停了一下。

    “寨儿,你还记得你爷爷吗?”

    “记得。”

    “你爷爷年轻的时候,是个木匠。手艺很好,方圆几十里的人都找他做家具。”奶奶说,“后来镇上开了个家具厂,机器做的家具又便宜又快,没人找他做了。有人劝他去厂里上班,他不去。”

    “我记得你说过。”

    “你知道他为什么不去吗?”

    房寨摇了摇头。

    “他说,机器做的家具不是家具,是木头。人做的家具才是家具,有温度。”奶奶放下毛衣,看着房寨,“你的店也是。你做的饭,是你做的,不是机器做的。你去哪,客人就去哪。不是因为你的店在哪个位置,是因为你这个人在这里。”

    房寨看着奶奶,喉咙很紧。

    “奶奶,我懂了。”

    第二天,房寨去找了物业经理。

    “经理,我不搬,但也不涨。合同签了一年,白纸黑字写的,你不能说涨就涨。”

    经理看着他,没说话。

    “你要是非涨不可,那我们就按合同办。合同到期我搬走,你重新找租客。但合同期内,一分钱我都不多交。”

    经理沉默了一会儿。

    “我跟公司汇报一下。”

    两天后,经理给他打了电话。说公司同意不涨了,合同期内维持原价。房寨挂了电话,站在店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阳光很好,照在招牌上,“寨哥儿”三个字歪歪扭扭的,但很亮。

    他转过身,回了厨房。

    灶火很旺,锅里的油热了,菜倒进去,刺啦一声,香味炸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