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6日，上午十点。
恰克图城南。
十辆黑色轿车组成的车队，在残破的公路上缓缓行驶。
八月的毒日头晒得柏油路面发软，把烧毁的坦克残骸、炸塌的断壁、来不及掩埋的苏军尸体，都投下扭曲变形的影子。
腐臭味混着硝烟味，顺着车窗缝隙钻进来，呛得人直咳嗽。
车里坐着莫洛托夫。
这位纵横国际舞台二十年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此刻脸色铁青。
他死死攥着西装袖口，指节发白。
窗外，道路两旁站满了中国士兵。
墨绿色的军装，锃亮的钢盔，冰冷的步枪。
车队经过时，没有一个人敬礼，没有一个人移开视线。
三万双眼睛，像三万把淬了冰的刺刀，直直刺进车里。
“野蛮人……”副座上的随行武官低声咒骂。
“闭嘴。”
莫洛托夫冷声道。
他整理了一下歪掉的领带，手指却控制不住地微微颤抖。
三天前，他还在克里姆林宫富丽堂皇的会议室里，和委员们争论该如何“教训不知天高地厚的中国人”。
三天后，他踩着自己军队的尸骸，来向那个“野蛮人”乞和。
车队在北征军指挥部前停下。
这是一栋三层小楼，原本是恰克图市政厅。
如今外墙布满弹孔，窗户全被木板钉死，门口堆着沙袋工事。
楼前只站着三个人——李卫，和两名持枪卫兵。
没有仪仗队。
没有欢迎仪式。
甚至连一句客套话都没有。
莫洛托夫深吸一口气，推门下车。
正午的阳光晃得他睁不开眼。
“莫洛托夫同志，请。”
李卫面无表情地做了个手势，连“先生”这个最基本的敬称都省了。
莫洛托夫强压怒火，带着代表团走进小楼。
一楼大厅里，几个参谋正趴在地图上标注阵地。
看到他们进来，连头都没抬。
空气中弥漫着烟草、汗水和血腥混合的刺鼻气味。
“这边。”
李卫领着他们上二楼。
走廊尽头，一扇木门虚掩着。
李卫敲了敲门：“总司令，人到了。”
“进。”
莫洛托夫推门而入。
房间很小。
一张掉漆的木桌，几把歪歪扭扭的椅子。
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远东地图。
陈树坤背对着门，站在地图前。
手里拿着一支红蓝铅笔。
阳光从他身后的窗户照进来，把他的身影拉得很长，投在地图上，像一座压顶的山。
他没有转身。
莫洛托夫站在门口，等了足足一分钟。
房间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坐。”
陈树坤终于开口，声音平淡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
依然没有转身。
莫洛托夫的脸瞬间涨红了。
他在克里姆林宫见过斯大林，在白宫见过罗斯福，在唐宁街见过张伯伦。
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他。
他强忍屈辱，拉开椅子坐下。
又过了两分钟，陈树坤才转过身。
他穿着普通的墨绿色作战服，没有勋章，没有绶带。
袖口沾着泥土，裤腿上还留着炮弹炸出的破洞。
但他的眼睛——
莫洛托夫从未见过这样的眼睛。
冰冷，锐利，没有一丝温度。
像西伯利亚冬天最锋利的冰锥，能刺穿人的骨头。
“莫洛托夫同志，”
陈树坤在桌子对面坐下，把铅笔“啪”地扔在桌上，
“斯大林让你来，是签字，还是送死？”
直白。
粗暴。
毫无外交辞令。
莫洛托夫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保持平静：
“陈将军，我是带着和平的诚意来的。战争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我们应该……”
“停。”
陈树坤抬手打断他。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叠照片，随手扔在桌上。
照片散开。
第一张，是堆积如山的苏军尸体，像柴火一样摞在反坦克壕里，阳光照在惨白的脸上，触目惊心。
第二张，是成排的T-28坦克残骸，炮塔扭曲变形，还在冒着青烟。
第三张，是上万名苏军俘虏，垂头丧气地坐在地上，影子缩成一团。
第四张，是朱可夫丢弃在指挥部里的元帅权杖，躺在满是灰尘的地上。
“六十万苏军，”
陈树坤用手指敲着桌子，每敲一下，莫洛托夫的心脏就跟着跳一下，
“三天。
这就是你们的‘和平诚意’？”
莫洛托夫嘴唇动了动，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的条件，电报里写得很清楚。”
陈树坤身体前倾，盯着莫洛托夫的眼睛。
阳光照在他的脸上，一半明亮，一半隐在阴影里。
“外达达以北、贝加尔湖以东，包括恰克图、涅尔琴斯克、乌兰乌德、赤塔、哈巴罗夫斯克、海参崴——全部归中国。”
“三亿五千万卢布黄金赔款，五年付清。”
“公开道歉，惩办战犯。”
他顿了顿，一字一顿：
“少一寸土地，少一两黄金，免谈。”
莫洛托夫的手在桌子下攥成拳头，指甲深深嵌进肉里。
“陈将军，这些条件太过苛刻。苏联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不可能……”
“伟大？”
陈树坤笑了。
笑声里满是嘲讽。
“六十万大军被打光，元帅逃命，这叫伟大？”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指着外面。
阳光洒在他的背上，把他的影子投在莫洛托夫身上。
“看到那些尸体了吗？那就是你们的‘伟大’。
现在，你们只有两个选择——”
他转过身，眼神如刀：
“签字，割地赔款。
或者，我亲自去莫斯科，让斯大林签字。”
房间里死一般的寂静。
莫洛托夫感觉后背的衬衫，已经被冷汗彻底浸透。
当晚，他给斯大林发了紧急密电：
“陈树坤态度极其强硬，毫无谈判余地。
建议做好最坏准备——要么接受条件，要么准备莫斯科保卫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