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时刻，凉山要塞。
法兰西印支驻军总司令阿尔贝·米拉尔，站在观察哨里。
他是索姆河老兵，荣誉军团勋章获得者，习惯在最前线直面危险。
可此刻，看完电报的他，脊椎窜起刺骨寒意。
举着望远镜，望向北方。
镜筒里，是北仑河，是对岸被晨雾笼罩的沉默土地。
昨天还一片死寂，今天，雾后藏着什么？
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雾后集结着一支装备更优、训练更精、仇恨更深的军队。
“将军。”
副官的声音带着小心翼翼的颤抖，“河内再电，总督命全军集结边境。可我们的兵力……”
米拉尔放下望远镜，缓缓转身。
面无表情，蓝灰色眼底，只剩认命的冰冷。
“北圻正规军多少？”
“一万两千。外籍兵团第三旅、第五殖民步兵团。越南伪军三万，装备低劣，士气……极不稳定。”
“重装备？”
“75毫米山炮四十八门，37毫米反坦克炮二十四门。装甲车十二辆，雷诺FT-17，1918年型号。战机……零。河内两架波泰25侦察机，发动机故障待修。”
米拉尔沉默。
走到地图前，指尖掠过北仑河、凉山、河内，最终停在红河三角洲。
一万两千正规军，对三十万。
四十八门75炮，对二百门105炮、二十四门150炮。
十二辆一战老坦克，对五百辆德制半履带车。
两架故障侦察机，对六十架先进战机。
这不是战争。
是屠杀。
“将军，”副官抱着最后侥幸，“也许英国人夸大了，也许只是虚张声势……”
“不。”
米拉尔轻声打断，每个字都像铁钉砸进棺木，“1900年的中国军队，勇敢但愚蠢。可沙面一战，他们的炮火精准如钟表，突击锋利如手术刀。”
“那是现代化军队。”
他抬眼看向副官：“你去过广州吗？”
副官摇头。
“我1925年去过。破败，混乱，军阀混战。”
“现在，他们有了这些。”
他指向电报上的触目数字。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自问自答，“跪了百年的中国，站起来了。”
“它站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当年打跪它的人，报仇。”
窗外，集合哨声尖锐。
外籍兵团士兵跑出营房，在操场列队。
他们是法兰西精锐，来自北非、欧洲，见过死亡，不惧死亡。
可今天，听闻要对阵三十万德械中国军队，老兵油子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不安。
“我们……能守住吗？”
副官终于问出所有人不敢提的问题。
米拉尔没有回答。
重新举起望远镜，望向北方越来越浓的晨雾。
良久，轻声说：
“上帝保佑法兰西。”
红河三角洲的村庄、街巷，恐慌如瘟疫蔓延。
亲法越南官僚开始秘密转移财产。
税务局局长阮文道，连夜把妻儿送上开往西贡的船。
码头边，他攥着妻子的手，声音哽咽：
“先去西贡，不安全就去法国，马赛的小屋钥匙在……”
妻子抱着孩子，泪如雨下：“你不走？”
“我是官员，法国人不会放我走。”
阮文道惨笑，“我走了，中国人清算，家人难逃。我必须留下，装样子。”
越南伪军兵营，恐惧更直白。
刚征召三个月的北江新兵，抱着步枪缩在墙角发抖。
三个月前还在插秧，如今要上战场。
“阿雄，”老兵压低声音，“中国人来报仇，芒街杀了两千人，现在要杀我们。”
“我们没杀中国人……”新兵声音发颤。
“你穿了法军的衣服，就是敌人。”
老兵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听说他们不要俘虏。”
新兵脸色瞬间惨白。
这样的对话，在每一个伪军兵营上演。
士兵装病、丢弹药、夜间开小差。
法国军官鞭打、枪托砸，却拔不掉恐惧的根。
河内茶馆，几位老人围坐低语。
“中国人要打过来了，打法国人。”
一阵沉默。
“法国人该打。我儿子被监工鞭死，扔进湄公河，官府说他自己摔死。”
“我女儿被工头侮辱，跳了红河，尸骨无存。”
一位老人左右张望，压着嗓子：“听说中国人不杀百姓，只杀法国兵和走狗。”
老人们对视，眼神复杂。
恨法国人，六十年殖民压榨，恨入骨髓。
怕战争，怕炮火，怕沦为冤魂。
这种矛盾的心态，在越北每一寸土地蔓延。
法国殖民当局的权威，在恐慌与流言里，悄然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