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离后的日子，比周南书预想的更难熬。
不是物质上的难。台地上的帐篷、棉被、食品、饮用水，洛桑县长按五天量备的物资，头两天还绰绰有余。武警每天早晚各巡查一遍帐篷，医疗点二十四小时亮着灯，警务站的警察每隔两小时巡逻一次，食堂每天准点开饭。两千多人的安置点，秩序井然得像一座小镇。
难的是等待。
第一天，没有人问“什么时候能回去”。大家还在适应新环境——找厕所、找食堂、找自己帐篷的位置。孩子们在帐篷之间的空地上奔跑，追逐一只不知谁家带上来的小狗。老人们坐在帐篷门口晒太阳，手里转着佛珠。
第二天，开始有人问了。一个中年人走到方远面前，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话问：“领导，什么时候能回去？家里的牲口没人看。”方远说：“草场上有牧民轮流看着，你放心。”中年人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转身走了。
第三天，问的人多了。不光是问方远，也问武警、问村干部、问任何一个看起来像是“管事的”。问题从“什么时候能回去”变成了“到底有没有地震”。一个老阿妈拉着村支书的手，说了很长一段藏语。方远翻译给周南书听：“她说，她活了七十年，经历过好几次地震。以前没有人告诉他们要跑，他们也没跑。这次跑了，住了三天帐篷，山还没翻。她问，是不是搞错了。”
第四天，方远的手机开始响个不停。不是洛桑县长打来的——县长从那天紧急会议后就再没来过电话，方远知道他是在扛着上面的压力。打来电话的是市里、区里、部里，不同部门、不同层级，问的是同一个问题：疏散的依据是什么？数据是谁确认的？专家是谁签字的？
方远一个一个回答，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稳。他把专家组报告、现场测量数据、微震监测趋势、裂缝扩张记录，一份一份报上去。电话那头沉默，然后说“知道了”，挂了。
周南书抱着福崽坐在帐篷门口，看着方远打电话。福崽这几天安静了很多，不再焦躁，不再耳朵乱转，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偶尔醒来吃两口东西，又睡过去。周南书摸它的背，它也不像以前那样呼噜，就是安安静静地趴着。像是在等什么。
“它是不是病了？”方远打完电话走过来，看了一眼福崽。
“不是。”周南书说，“它在等。”
“等什么？”
周南书没有回答。她知道福崽在等什么——等那个声音。从地底下传上来的、动物们都能听到的、人听不到的声音。那个声音在变大，在靠近，在从“很远”变成“就在下面”。福崽不是在休息，是在听。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听那个声音，所以它才不说话，不蹭人，不呼噜。
第五天。网络上的声音开始变了。
方远的手机上弹出几条推送，他看了一眼，眉头皱起来。周南书瞥见屏幕上的标题——《两千人撤离五天，地震为何还未发生？》《专家预警遭质疑，藏区百姓何时能回家？》《是科学决策还是“草木皆兵”？》
“网上开始有人说了。”方远把手机扣在桌上。
周南书没有接话。她不需要看手机也能猜到那些评论——“劳民伤财”“瞎折腾”“专家的话也能信？”“上次不也没震吗”。洛桑县长在签批意见时写下的那行字——“老百姓的信任，比什么都值钱”——正在被一条一条的评论啃噬着。
第六天。
方远的电话少了一些，但他的脸色更沉了。
“上面有人质疑了。”他在周南书旁边坐下来，声音很低，像是怕被别人听到，“说我们的数据可能有问题，说疏散决定可能太草率。有人建议，如果明天还没动静，就开始组织返迁。”
周南书看着他。“洛桑县长怎么说？”
“他没说。他什么都没说。”方远低下头，“但他扛不了太久了。上面有上面的压力，他一个人顶着，顶不了几天。”
周南书没有说话。她低头看着怀里的福崽。福崽翻了个身，把脑袋从她臂弯里拱出来，仰头看了她一眼，又闭上了。它的耳朵动了一下——不是随意地转动，是朝向一个固定的方向，然后停住。
周南书注意到了那个动作。她顺着福崽耳朵的方向看过去，东南方向。是台地选址的那个方向，是动物们说“安全”的那个方向，是堪舆术指向的那个方向。地下的声音，还在从那边传来。
“再等等。”周南书说。
方远看了她一眼，没有问“等什么”。他只是点了点头。
第六天的夜，是撤离以来最难熬的一夜。
不是因为有雨雪，不是因为缺物资，是因为人开始动摇了。
晚饭后，几个中年男人聚在一顶帐篷外面，声音越来越大。周南书听不懂藏语，但从他们的语气和手势里，她看到了愤怒和委屈。有人指着村委会的方向，有人在摔东西，有人试图往村支书的帐篷那边走，被旁边的人拉住了。
方远从帐篷里出来，走过去。
他在那些人面前站定，没有说话。他没有解释为什么地震还没来，没有承诺什么时候能回去，没有说任何一句“官方口径”。他就站在那里，看着他们。
那个声音最大的男人，是个四十多岁的藏族汉子，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他指着方远，说了一长串藏语。声音很大，整个台地都能听到。
方远听完，沉默了几秒。然后他说了一句藏语，很短，很轻。
那个男人愣住了。
方远又说了几句，声音不大，但周围的人都安静了。他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看着那个男人，没有移开过。
说完，他向那个男人鞠了一躬。
不是那种敷衍的、点一下头就抬起来的鞠躬。是弯下腰，停了足足三秒，才慢慢直起身。
那个男人站在原地，嘴唇哆嗦了几下，最终没有再说一句话。他转身走进了帐篷，把帘子放了下来。
周南书站在远处，直到方远走回来，她才开口。“你说了什么？”
方远坐下来，声音有些哑。“我说——我知道你们想回家。我也想回家。但我不能拿你们的命去赌。”
他停了一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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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如果明天山翻了，你们会恨我没有把你们拉出来。如果明天山没翻，你们可以恨我。恨我一个人就够了。”
周南书沉默了。
台地上安静下来了。帐篷里的灯一盏一盏熄灭，只有警务站的探照灯和医疗点的白炽灯还亮着。福崽从周南书怀里跳下来，走到台地边缘，蹲在那里，耳朵竖着，朝着东南方向。
周南书没有叫它回来，只是坐在帐篷门口，看着它的背影。那只白猫蹲在黑暗中，一动不动，像一个微小的、沉默的哨兵。
第七天。
凌晨。
周南书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她只记得自己靠在帐篷门口的行李上，福崽蹲在她脚边，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她是被福崽叫醒的。
不是用爪子踩，不是用脑袋蹭。福崽在叫——那种她从来没听过的叫法，不是喵喵叫，是一种尖锐的、急促的、像警报一样的声音。它站在帐篷门口，朝着黑暗的方向，一声一声地叫。
周南书猛地坐起来。
她一把抓起福崽塞进怀里，冲出帐篷。
方远已经站在台地边缘了。他的对讲机在手里，没有举到嘴边，就那么垂着。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棵树。
“方远！”周南书跑过去。
方远转过头。他的脸在探照灯的光里惨白得吓人，但他的声音很稳。“来了。”
周南书停住脚步。
她感觉到了。
先是脚下的地面——不是晃动，是一种极细微的、从深处传来的震颤。像有人在很深很深的地方，推了一下桌子。接着是声音。不是从外面传来的，是从地底下传上来的。低沉、厚重、像一头巨兽从睡梦中翻了个身。
然后地面开始晃。
不是青龙湖那种山体滑坡的局部震动，不是她经历过的任何一次地震。是整个大地在呼吸。帐篷的骨架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应急灯在头顶摇晃，光斑在帆布壁上划出一道道弧线。有人在喊，有人在哭，有人在念经。
整个过程持续了大约二十五秒。
二十五秒之后，晃动停止。
福崽从周南书怀里探出头，朝河谷的方向看了一眼。它的耳朵竖着，但没有焦躁，没有恐慌。它只是看了一眼，然后把脑袋缩回去了，呼噜声又响了起来。
它听了七天的那个声音，终于停了。
方远的对讲机响了。
“县长！”对讲机里的声音几乎是在吼，“河谷！河谷的村子——全塌了！全塌了！”
方远的对讲机掉在地上，他没有捡。周南书弯腰捡起来，递给他。他接过去，手在抖，但他把对讲机举到嘴边，说了一句话：“伤亡呢？”
对讲机那头沉默了三秒。那三秒像一个世纪。
“……村里没人。一个人都没有。”
方远的肩膀塌了下去。不是垮了，是终于可以不用撑着了。他站在那里，浑身发抖，但脸上没有恐惧，没有后怕，只有一种如释重负。像是扛了七天的一块石头，终于放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