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是玛莎教授讲课。”狄奥多先露出了一个轻松的笑容，“当时匆忙间只看到海报上写着格兰特教授的名字，没反应过来，犯了个傻。”
基甸听了，笑了一下。那种笑不是觉得好笑，是一个宽慰的意思。
“我跟格兰特认识很久了。之前偶然知道你加入了她的学习小组，我也很惊讶。”基甸低头扣上西装扣子，“走吧，出去说。”
两个人走出教室，穿过三三两两还在走廊里逗留的学生，一直走到走廊尽头的窗户边。这里没人。楼下的草坪上有几个学生在丢飞盘，远处钟楼的指针刚过五点，钟声还残留在空气里，嗡嗡地震着窗玻璃。
狄奥多从书包侧袋里抽出一个折叠的纸页，递给基甸。动作很干脆，像是这个动作他已经在脑子里排练过很多遍。
“我调查了一下，”狄奥多的声音沉了下去，那种轻松的笑意被抽走不见了，“这是帮布歇尔写报道的那几家报社的名单，还有撰稿人的名字。”
基甸接过去。他没有立刻打开，只是捏在手里，低头看着那张折得整整齐齐的纸，像是想从纸背透出的字迹里猜出些什么。他抬起头看着狄奥多，脸上的表情很复杂——不是生气，也不是难过，更接近于一种不知该从何说起的为难。他的嘴唇动了动，好像想说很多，但最后只说出来一句。
“你没必要做这些。”基甸的声音比平时轻，比刚才在讲座上轻得多，“我们不会辜负你的。这件事让我们来处理。”
狄奥多看着他。
走廊很长，这会儿只剩他们两个人。风从窗户的缝隙里挤进来，把狄奥多额前的头发吹起来又落下。他感觉到自己攥着背包带子的手指正在收紧，指节硌在尼龙织带上，有一点疼。
“你明白的，”狄奥多开口。
这三个单词他说得很轻。他本来想说得更有力一些，但嘴巴张开的瞬间声音就自己变轻了，像是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在把那些单词一个一个往下拽。说出这句话真的太需要勇气了——
“我也不能辜负我死去的朋友们。”
基甸没有立刻回答。
他低下头，把那页纸折了两折——折痕压得很平，像是某种不需要言说的郑重——然后放进口袋。接着基甸转过身，双手撑在窗台上，看着楼下草坪上那个还在空中飞来飞去的飞盘。阳光从他背后照过来，把他整张脸都笼在阴影里，看不清表情。
“上诉准备期很长，”他终于开口，语气变了。不再是刚才那种为难的温和，而是一点一点沉下来，变成了狄奥多熟悉的那个分析案情时的声音——平稳、克制，“可能要两三年。你在这期间还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学业。之后还有布莉安娜案的开庭要参加。而且布歇尔现在就是想利用你之前对他的攻击，狡辩初审有程序错误。”
他顿了顿，侧过头看着狄奥多。
“我的建议是，冷处理。不要把精力耗在这上面。布歇尔想让你耗在上面——他需要你耗在上面。我们不能让他如愿。”
狄奥多没有说话。
他的注意力在布莉安娜的案子上停留一瞬。为了查清那些易爆品的来源，还有查清人口贩卖与贩毒团伙的联系，这个案子的审理被推迟了很多。他也确实有去法庭上走个过场的必要。
狄奥多收回思绪，看着基甸的眼睛，想从中找到一点回旋的余地、一点“这是策略不是定论”的暗示。但基甸很认真。认真地告诉他，不要再去翻那些报纸，不要再去找那些记者的名字，不要再把布歇尔的事扛在自己肩上。
狄奥多慢慢转过身，后背靠上墙壁。墙很凉，透过衬衫的布料贴着他的肩胛骨。
他不怕等。
“斯特林那边呢？”狄奥多的声音比刚才更轻了，但每一个字都很清楚。“布歇尔的那个律师。”
基甸转过头，看了他一眼。
“你知道他的名字了。”他说，“但你知道他是个什么人吗？”
“公益律师。”狄奥多说。
基甸点了点头。“正因为他是公益律师，这件事才算真正麻烦。对方不是为了律师费在打这场官司。他觉得自己在做一件正确的事。”
狄奥多靠在墙上，沉默了一会儿。走廊尽头最后一扇窗户开着一条缝，傍晚的风挤进来，带着割草后那种青涩的气味。楼下草坪上的飞盘接住了又落下，欢呼声远远地灌进来，隔着墙，模糊得像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
他慢慢抬起眼睛：“基甸探员。”
“嗯。”
“你觉得——我做得不够多吗？”
基甸转过头，看着他的眼睛。狄奥多的表情没有变，但那双蓝色的眼睛里有一种很深的、被压了很久的东西。
“你做得太多了。比任何人能要求的都多。”基甸说得很慢，像是每一个字都是实心的，需要一颗一颗地递到狄奥多手里，“所以我才说——不要再做了。”
基甸收回手，也靠上墙壁。两个人并肩靠在墙上，看着对面那幅画作里的灰色天空。
“你知道我在FBI这些年学到的最难的一件事是什么？”
狄奥多摇摇头。
“是有些事你明明可以在场外看清楚，明明知道更高效的解决办法，但你不能动手。”基甸的声音平静得不像是在开导另一个人，倒像是在陈述一个他自己也没能完全接受的结论，“规则不是你一个人打破的。你打破一次，对方就有理由打破一次。你用规则外的手段反击，对方就能说‘看，他从一开始就不讲规则’。”
狄奥多垂下眼睛，没有接话。基甸侧过脸看着他。有那么一瞬间，这个无论面对多么可怕的案件都能保持冷静的刑侦专家竟不知该说什么。他可以对着一百多个学生讲三个小时的课，但面对眼前这个他亲眼看着从十六岁长到二十岁的年轻人——他忽然发现自己一直在用对组员的态度与狄奥多交流。冷静、专业、周全。
但狄奥多从来不是他的组员。
基甸手掌在窗台上按了一下，声音放下来：“我说的‘冷处理’，不是让你坐视不理。只是现在，他要的就是你这个人。你给的任何回应，哪怕只是一句反驳，都会被他拿去做子弹。”
狄奥多没有说话。他的视线落在装裱玻璃表面那道细长的反光上，手指在背包带上收紧又松开。基甸知道他在听。这个年轻人从来没有真正拒绝过任何一句为他好的话——哪怕那些话像石头一样硬，他也照单全收，然后自己一个人咽下去。
“你最应该做的，就是把这件事交给我。”基甸的声音放得更轻了，像是这些话不该被大声说出来，“不只是你。还有凯伦，还有丹尼尔，还有所有被他伤害过的人。这个案子从来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从在那座山上我找到你开始，从来都不是。”
狄奥多忽然闭上了眼睛。
走廊里很安静。基甸没有说话。他只是在旁边站着，等他慢慢消化那些沉甸甸的东西。
过了很久，狄奥多的喉结滚动了一下，像是在吞掉什么。然后他睁开了眼睛。
“好。”狄奥多的声音有点哑，却很有力，“但如果有布歇尔的支持者去骚扰凯伦和丹尼尔——我会立刻站出来。不管程序走到哪一步，我都会站出来。”
基甸看着他，沉默了片刻，然后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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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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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另一边。
雷蒙德·斯特林正坐在他的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一叠案件材料。窗外的阳光已经偏西，照在办公桌的一角，把他很久没用过的烟灰缸晒得发烫。那根没点着的烟还搁在咖啡杯旁边，过滤嘴上有一圈浅浅的牙印——他咬过，但没点。他很久没抽了，只是习惯还是改不掉。
他已经看了三个小时的卷宗。
证人陈述那一页被翻来覆去地看过太多次，纸张边缘起了毛边，页角被拇指按出一道灰蒙蒙的印子。他把它放在最上面，和其他几份关键文件排成一排，像在做拼图——每一块都严丝合缝，严丝合缝得可疑。
太完整了。
一个十六岁的孩子，在经历了那种事之后，怎么可能把时间、地点、每一个细节都记得那么清楚？
斯特林在法学院的模拟法庭上见过太多证人。真的证人不是这样的。真正的证人会犹豫，会改口，会在交叉质询中露出破绽。但这个叫狄奥多·克罗夫特的少年——他的证词像一块被反复打磨过的石头，找不到任何裂缝。
正是因为找不到，他更确信那不是真的。
斯特林往后靠进椅背，盯着天花板，把布歇尔上次见面时说的话又从记忆里翻了出来。
那天的会见室很冷，冷气开得太足，灯光嗡嗡响。布歇尔坐在他对面，手铐磕在金属桌面上，发出很小的声响。他说话的时候没有看斯特林，眼睛盯着桌面的某个点，像在看一个只有他自己能看到的画面。
“他们把我按在椅子上。”布歇尔的声音很空洞，浸透着被抽空了一般的疲惫感。“那灯好亮，直照着我的眼睛。他们都问我一样的话，翻来覆去，翻来覆去。我真的不想再被问下去了，我就什么都说。他们想听什么，我就说什么。”
他顿了顿，嘴唇翕动着，发出一声极轻的、像是在梦呓的叹息。
“好像在梦里似的。所有人都在吼，说我杀了好多人，让我好好想。我能想什么？我只能顺着他们说。”
斯特林当时没有回应。他只是把那些话记在心里，和卷宗里那些过于完美的证词放在一起。
现在，他把那段回忆从脑子里翻出来，和自己面前的卷宗叠在一起。发现它们刚好能拼出一个他不愿意看到、却无法不去看的画面：一个被逼供的、被吓坏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于是只能顺着审讯员的话往下说的可怜人。
被逼着走上法庭的那个人不是克罗夫特。
是布歇尔。
还有那些所谓的“幸存者”——从案发到现在，过了这么长时间，他们从来没有站出来反驳过任何报道。斯特林想，如果他们真的那么确定布歇尔有罪，为什么不敢面对舆论？为什么不发声？为什么不站出来说“就是这个人”？
因为他们心虚。执法部门急着给那些无名尸体找一个合理的罪魁祸首，而布歇尔刚好在那里。
斯特林拿起笔。笔尖在纸面上停了一下，然后他在辩护意见书的最后一行划了一道线，横穿整个页面的底部，下笔很重，墨迹透到了下一页。他签上自己的名字，把笔帽咔地一声扣回去。
他抬起头，看着墙上挂的那张法学院毕业照。照片里自己穿着学位服，举着毕业证书，对着镜头笑，眼睛里有种理所当然的笃定。那时候他相信自己会替那些没人愿意替的人说话。
现在他正在做这件事。
一个被吓傻了、被逼供的无辜者，需要有人替他说话。哪怕所有人都不相信。
雷蒙德·斯特林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他在乎的是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