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新年，家里总要把对联福字换一轮，挂几串红灯笼，再在桌上摆一碟果盘，盛着各种坚果、糖果，鸡鸭鱼把冰箱冷冻层塞得满满当当，熏制的腊肉腊肠则挂在窗户边，经过时要小心，不然会蹭上黑油。
没什么要招待的客人，但为了这点仪式感，宁愿接下来的几个月都在消耗年货。
今年我揽过购置年货的任务，只图精简，甚至显得有些寒碜。中国人过年就讲究个丰盛、热闹。
母亲颇有微词，奈何病魔削弱了她的威严，我慢慢取代她家中主心骨的地位。
有几个人没在幼年被母亲严加看管的时候，幻想过等将来长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呢？
然而，那时的自己不知道，长大、成熟这类时间的副产物，必然也伴随着母亲的衰老。
母亲远算不得老，眉眼间尚留年轻时的风韵，只是当我为她戴上假发，目光触及她颈部褶皱堆叠的皮，她又仿佛已然年迈。
化疗引起的恶心呕吐，令她迅速消瘦，皮肤收缩的速度跟不上，便变得松弛。
我为她选了几款优质假发，修剪成合适的长度，再敷一层淡妆，至少让她看起来精精神神地过一个年。
我问：“怎么样，好看吧？”
母亲抚了抚头发，从镜子里看我，“你怎么也不晓得捯饬捯饬自己，整天披头散发的，辛晨也不嫌你。”
“他嫌什么呀，我啥样他没见过。”
我收拾着妆具，脑子里无端浮现出“老夫老妻”这个词，忍俊不禁。
母亲说：“老话讲七年之痒，你们俩也谈了快八年了吧，聊过结婚的事没？”
经母亲这一提醒，我才恍惚反应过来，竟然这么久过去了。
像魇梦一样，身处其中觉得漫长，可也就是一觉而已。
我听过不少“恋爱谈得太久而不结婚，结局往往是分手”的论调，仿佛恋爱也要考核，二选一的评判标准，结婚为合格，分手为不合格。
二十几年的人生，历经无数场考试，落了面对成绩就焦虑的毛病，可我和辛晨这场恋爱的结果，不是我努力就能达标的。
我只是停顿几秒，母亲的火眼金睛就已看穿了我重重心事：“我拖累你们了，是吧？”
我说：“谁说你是累赘了？我割了他的舌头。”
她望向在阳台打电话的辛晨，语气轻飘飘：“他今年又没回家过年，他爸妈估计很生气。”
我也就这个问题和辛晨聊过，他作为独生子，连着三年跑到女朋友家过年，太不像话。
但他十分坚持。
看他避开我们，刻意压低声音，神色隐隐不耐，八成是正应付父母的问责。
母亲拍拍我的肩，“既然他选择独自承担这些，你就当不知道。”
谁不自私呢？
我把辛晨拖进这片泥潭陪我一同沦陷；母亲眼睁睁看着他为她的女儿奉献；辛晨父母不愿独子为爱情抛弃他们。
就这种意义层面而言，谁也不比谁伟大。
我深知自己的劣根性，但石缝中，偶尔也能长出花。我的铁石心肠，还是为他生出一点恻隐。
母亲如今睡得很早，廉价租来的这套医院附近的房子隔音也差，我小声问辛晨：“你爸妈是不是骂你了？”
他小心取下我的假肢，说得云淡风轻：“埋怨几句罢了。”
我坐在床沿，看他清洁接受腔，“你还是回去陪你爸妈吧，我反正也习惯和我妈两个人过年了。”
“那你以后得重新习惯三个人过年了。”他又用热水打湿毛巾，轻柔地擦拭我的残肢，“而且我初一就回去了，不差这一天。”
三分的喜事，辛晨会表达出七分的喜悦；七分的祸事，到他嘴里，就只剩三分的困难。
尤其在我面前。
夏天心说得一点没错。
他的大男子心理，更倾向于一种英雄主义，爱体现在拯救我，保护我。
有时候我不介意让他表现自己，如果他能从中获得满足感的话。这不失为平衡关系的办法。
但能量守恒定律说明了，付出约等于失去。
我得到他的爱，他对自己、父母的，便相对应地减少。
“你爸妈会怪我，”我双手捧住辛晨的脸，语调轻柔，“其他人的看法我可以不在乎，但他们养育你二十多年。”
“徐又宁，我们才是一体的，”他有些委屈，“你应该站在我这边啊。”
爱把人变成了什么？
到底是战士，还是俘虏。
他在外披坚执锐，仿佛无坚不摧；在家像不受宠的次子，希冀得到偏爱。
我肃色：“说正经的，不要撒娇。”
他耍赖不听：“嘘，老婆，声音小点，别吵到妈。”
我气笑了：“你挺会见风使舵，有本事当着我妈的面也这么叫。”
就像学生时代班里那些顽皮的男孩，背地里直呼老师其名，表面还得假装恭敬，博一个相安无事。
“不敢。”辛晨敷衍一声，把我放倒在床上，覆上来，压着我的身子缠绵地吻我，从唇，一路下移到那截残肢。
每一道崎岖的骨肉都得他照拂。
这个男孩——不，我迷迷蒙蒙地想，他早已长成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男人——什么时候熟练掌握令我快愉的技巧的？
回想他青涩地胡乱顶撞的第一次，好似还在不久之前。
辛晨结实的身躯挡住大部分顶灯的光，轮廓被描上一层模糊的，绒毛质感般的镀层，显得极不真实；然而，他的存在感又强得宛如闪电劈下，我浑身上下每个细胞，每寸骨骸，皆成灰烬。
两千多个日夜，俱化作这如幻似梦的微光，一帧帧在我眼前闪过。
辛晨还是逗留到了初一。
我送他到车站，他黏黏糊糊，将我亲了又亲，再三嘱咐我，早点回北京。
“知道啦知道啦。”我嫌他啰嗦，我还得弄论文送盲审的事，不用他催也得趁早回学校。
后来回想起来，他当时也许是冥冥中有了什么预感，只是我没有领会到，或者刻意忽略了他那种异常的焦迫。
三月，我在学校忙论文，接到护工阿姨的电话，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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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忽然呼吸困难，被送去医院。
早期没有明显症状，最近开始持续性咳嗽，她以为是普通流感，没有跟我说。
现在癌细胞扩散速度很快，已到肺部和肝这种重要器官，医生建议我们去大城市。
我毅然决然带母亲北上就医。
那段日子，我忙得像打仗一样。
一边是母亲的病，一边是学校毕业的事。
有时一坐下来，脑子嗡嗡地响，要缓一阵才能平和呼吸，甚至分不清残肢和腰背哪个更痛些。
夏天心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有空就来看望母亲；范天瑜和她男朋友也帮我多方打听、联系乳腺癌方面的专家。
辛晨是跑得最勤的。
他的身份不适合照顾母亲，他只是像以前那样，充当我的拐杖，让我不要倒下去。
我从医院走廊的长椅上惊醒，意识还没彻底回归现实，身体已自主地偎靠到身旁男人揽过来的怀抱。
“做噩梦了？”辛晨拍抚着我的背，“给你在附近宾馆定间钟点房，睡一会儿？”
我悄悄地深嗅一口，像挖宝人一样，从消毒水浓烈刺鼻的味道里，剥出一丝熟悉的他的气息，偷偷摸摸地小心珍藏。
我靠着他的肩，摇摇头，“我就在这里等结果出来。”
专家正在给母亲会诊，商讨手术方案。
化疗的这几年，母亲的各项指标一直还算正常，比当初医生预计的五年多出的时间，像是从死神手里硬抢来的。
没想到这一复发，癌细胞转移速度快得出乎意料，短短两个月，已有向全身蔓延的趋势，前三家医院都委婉地劝我们回家过最后的日子，这已经是第四家了，还是靠范天瑜男朋友家中关系插的号。
辛晨说：“那你靠着我再眯会儿，你这几天都没怎么睡。”
“我害怕……”我目光落在虚无的一点上，“我怕一阖上眼，就是甩也甩不掉的噩梦。”
情况已经糟糕到，辛晨没办法安慰我母亲一定会好起来这样的话——就像在漏水的屋子，一瓢瓢往外舀水一样徒劳。
他只是沉默地搂紧我，告诉我他会一直陪着我。
医生出来，把我叫到办公室。
白色为主的装潢，线条横平竖直，冰冷残酷，仿似阎王殿设在人间的办事处，蓝色口罩则藏着一张血盆大口。
我向前迈进一步，仿佛就离死亡更近一步。
辛晨扶我坐下，他则立在一旁。
医生说明治疗方案，并特别强调，大部分自费，一年至少三十万，即便如此，成功率也不到百分之十。
大抵是我的心太空，传来回音。
三十万……百分之十……三十万……百分之十……
我不知道，哪个数字更令我绝望。
家底早已掏空，哪里还出得起三十万。
一次次的奔波辗转，一次次的检查，对母亲，对我，都是不小的消耗。
可是，我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去死吗？
我仿佛站在高空钢丝上，向前，退后，都是粉身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