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仁坊在长安城的东南角，离侯府不近。
上官东风和公孙大娘骑马穿过大半个长安城，到的时候已经是巳时三刻。
坊门开着，里面是一条不宽的街道，两旁开满了铺子，卖布匹的、卖粮食的、卖药材的，还有几家茶馆和酒楼，人来人往，热闹得很。
七星巷在崇仁坊的最深处，是一条窄得只能容两个人并排走的小巷子。
巷口没有挂招牌，如果不是特意去找，根本不会注意到这里还有一条巷子。
上官东风下了马，走进巷子。
巷子两旁都是老旧的民居，墙壁上的白灰剥落了一大片，露出里面的黄土和砖头。
地上铺的是碎石子，走上去发出“沙沙”的声响。
巷子走到尽头，有一家铁匠铺。
铺子不大，门脸很窄，上面挂着一块木匾，写着三个字：七星坊。
匾额上的漆已经掉了大半，不仔细看根本看不清写的是什么。
铺子门开着，里面传来叮叮当当的打铁声。
上官东风走进去，铺子里很暗，只靠门口透进来的光照亮。
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头站在铁砧前，手里举着一把锤子，正在打一块烧得通红的铁。老头瘦得像一根竹竿，皮肤黝黑，手上全是老茧和烫伤的疤痕。
“客官要打什么？”老头头也不抬地问。
“我想打听一件事。”
“这里是铁匠铺，不是茶馆，打听事去别处。”
上官东风从袖中取出那根银针，放在铁砧上。
“这根针，是你打的吗？”
老头放下锤子，拿起那根针，凑到眼前看了看。
针很细，他眯着眼睛看了好一会儿，又把针翻过来看了看另一面。
“是。”
老头把针放回铁砧上。
“这是我打的。这针上的螺旋纹是我手工锉的，整个长安城只有我一个人会这种手法。”
“谁让你打的？”
“一个客人。”
“什么样的客人？”
老头抬起头，打量了上官东风一眼。
“你是官府的？”
“刑部仵作。”
老头沉默了一会儿，从柜台底下拿出一本薄薄的账册，翻了几页，指着其中一行说：“三个月前，一个人来铺子里，让我打这种针，一口气要了二十根。二十根，不是小数目，我问他做什么用，他说是治病用的。我看他出的价钱高，就打了。”
“那个人长什么样？”
“个子不高，瘦瘦小小的，穿着一身灰布衣裳，脸上蒙着布，看不清长相。但他的手很白，很细，不像干活的人，倒像是大户人家出来的。”
“他说了什么话？”
“没说什么。交了定金，三天后来取货，付了尾款就走了。从头到尾没说过几句。”
“他有没有留下名字？”
“没有。这种人不会留名字的。”
上官东风把账册上的记录看了一遍。
日期、数量、价格，都有。
唯独没有买家的信息。
“三个月前，你打了二十根针，现在还有剩下的吗？”
老头想了想，弯腰从柜台下面拿出一个小木匣子，打开。
里面摆着十几根银针，和上官东风手里的那根一模一样。
“本来有二十根，那个客人取走了五根，还剩十五根。你要的话，便宜卖给你。”
上官东风拿起一根针，对着光看了看。螺旋纹、长度、粗细，完全一致。
“剩下的这些针，我先拿走。如果查到和案子有关，我会回来找你。”
“和案子有关？”老头的脸色变了，“什么案子？”
“谋杀。”
老头的脸一下子白了。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他是用来杀人的。他说是治病用的，我看他出价高，就打了……”
“我没有说要抓你，”上官东风把针放回木匣子里，“但你要老实告诉我，除了那个蒙面人，还有没有人来找你买过这种针？”
老头想了想，摇了摇头：“没有。这种针不好打，费工夫，价钱又贵，一般人不会买。”
“那个蒙面人有没有提过，他买这些针是给谁用的？”
“没有。但他付钱的时候，我注意到他袖子里露出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
“一块铜牌，上面刻着字，我没看清是什么字。但他看到我注意到那块牌子，赶紧把手缩回去了，好像是怕被人看到。”
铜牌。
上官东风在脑子里翻过所有关于铜牌的线索。
官员的鱼袋是铜的，宫里宦官出入的凭证是铜的，神策军的令牌也是铜的。
蒙面人的铜牌是哪一种？
“那块铜牌是什么形状的？”
“方方正正的，不大，比手掌小一圈，上面有个孔，穿着绳子。”
方方正正的铜牌，上面有个孔。
这是宫里宦官用的出入凭证。
官员的鱼袋是椭圆形的，神策军的令牌是长方形的。
只有宦官的腰牌是方形的。
上官东风的心跳加快了几拍。
“你确定是方形的？”
“确定。我在长安城住了四十年，见过的东西多了。那种牌子，是宫里的人用的。”
宫里的人。
宦官。
仇士良的人。
上官东风把木匣子收好，从袖中取出一些碎银子放在柜台上。
“这些针我先带走。如果案子查清了，我会还给你。”
老头看着那些碎银子，又看了看上官东风的脸，嘴唇哆嗦了几下，想说什么，最终什么都没说。
上官东风转身走出了铁匠铺。
公孙大娘在巷口等着，看到上官东风出来，迎上来问道：“查到了？”
“针是宫里的人买的，宦官。”
“仇士良的人？”
“大概率。”
“那杀萧玉和阿梧的，是仇家的人？”
“不一定是，”上官东风上了马，“针是仇家的人买的，但用针的人不一定就是仇家的人。针可以转手，可以送人，可以借给别人用。光凭一根针，不能定罪。”
两人骑马离开崇仁坊，往侯府的方向走。
路过西市的时候，上官东风勒住了缰绳。
“公孙大娘，你先回去，我去一趟西市。”
“郎君说了，寸步不离。”
“那你就跟着。”
上官东风调转马头，朝西市的方向走去。
西市比崇仁坊热闹得多，胡商们扯着嗓子叫卖，空气里全是香料和烤羊肉的味道。
上官东风在一家铺子前下了马。
红烛坊。
铺子门开着，里面摆满了各种颜色的蜡烛，红的、白的、黄的，大的小的，粗的细的，琳琅满目。
老板是个四十来岁的胖子，姓朱，圆脸小眼，笑起来像弥勒佛。
他看到上官东风穿着公服，脸上的笑容僵了一瞬，但很快就恢复了。
“客官要买蜡烛？”
“我是刑部的，来查案。”上官东风出示腰牌，“五天前，侯府从你这里买了一对喜烛。那对喜烛里掺了醉仙桃，导致侯府三公子中毒后被杀。”
朱老板的脸一下子白了。
“什么？醉仙桃？不可能！我卖的蜡烛都是正经货，从来没有掺过东西！”
“蜡烛是从哪里进的货？”
“从一个胡商那里，叫阿罗憾。”朱老板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我做蜡烛做了二十年了，一直从他那里进货，从来没有出过问题。”
“阿罗憾现在在哪里？”
“我不知道。三天前我去找他进货，铺子关着门，货仓也锁着。我以为他回西域了。”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五天前。他来给我送货，送的就是那批喜烛。”
“他送货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异常？”
朱老板想了想，道：“他那天看起来很着急，放下货就走了，连钱都没收。我追出去要给他钱，他已经走远了。”
连钱都没收。
一个商人，送货不收钱，这不正常。
除非那批货有问题，他急着脱手，不敢多待。
“阿罗憾的铺子和货仓在哪里？”
“铺子在西市东边的一条巷子里，叫‘胡商巷’。货仓在西市后面的一条死胡同里，叫‘槐树胡同’。”
上官东风记下了这两个地方。
“那批喜烛，除了侯府这一对，还有没有其他买家？”
“有。”朱老板从柜台下面拿出一本账册，“一共卖了六十多对，都记在上面。”
上官东风翻了翻账册，买家名单和刘捕头给她的一样。
她把账册还回去。
“这几天不要出门，随时可能有人来问你话。”
朱老板连连点头。
上官东风走出红烛坊，公孙大娘跟在后面。
“接下来去哪里？”
“胡商巷。”
胡商巷在西市东边，是一条不长不短的巷子，两旁都是胡商开的铺子。
卖香料的、卖宝石的、卖药材的、卖布匹的，应有尽有。
阿罗憾的铺子在巷子中间，门板紧闭，上面没有贴封条，但门缝里透出一股霉味，像是很久没有人开过门了。
上官东风从头上拔下银簪子，插进门缝里拨了几下，门锁“咔哒”一声开了。
公孙大娘看了她一眼。
“您还会这个？”
“在岭南学的。”
推门进去，铺子里很暗，上官东风从桌上摸到一盏油灯，点燃了。
光照亮了铺子。
铺子不大，前面是柜台，后面是货架。
货架上摆着各种货物，香料、药材、蜡烛、胭脂，分门别类，整整齐齐。
地上有一层薄灰，好几天没有人来过了。
上官东风先检查了柜台。
抽屉里有一些银票和铜钱，还有一些进货的单据。
她一张一张地翻，大部分是和阿罗憾有生意往来的人留下的。
翻到最下面的时候，她看到了一张纸条。
纸条上写着一行字，字迹工整，像是印刷出来的。
“三天后，老地方见。”
没有落款。
上官东风把纸条收好。
三天后，今天是第一天。
两天后，会有人去老地方见阿罗憾。
但阿罗憾已经失踪了，那个人等不到他。
那个人会不会就是幕后的人？
她继续检查货架。
货架上的蜡烛有十几对，和侯府用的那种一模一样。
她拿起一对，凑近闻了闻，没有甜腻味，是正常的蜡烛。
那批有毒的蜡烛，已经被朱老板卖掉了。
阿罗憾手里没有存货。
她又检查了药材和香料，都没有发现异常。
只有胭脂——货架最上面摆着几盒胭脂，颜色很深，接近暗红。
她拿下一盒，打开盖子，里面的胭脂用了一小半，剩下的大半盒已经干裂了。
她用小刀刮下一点胭脂，放在白瓷盘里，加入几滴醋。
胭脂慢慢化开，散发出一股淡淡的苦杏仁味。
断肠草。
又是断肠草。
阿罗憾的胭脂里也掺了断肠草。
但这盒胭脂不是用来卖的，是用来做试验的。
因为胭脂的质地不均匀，有些地方毒物多，有些地方少，说明阿罗憾自己在调配比例。
他在试验哪种毒物的浓度最合适。
上官东风把胭脂盒也收好，继续搜查。
铺子后面有一个小房间，门关着。
她推门进去，房间不大，里面放着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
床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桌上放着一盏油灯和几本书。
她翻了翻那几本书，都是波斯文的，她看不懂。
有一本书的夹页里掉出一张纸，纸上是手绘的一幅地图。
地图画的是长安城，标注了几个地方。
侯府、西市、崇仁坊的七星巷、曲江池的流芳亭，还有赵家的别业。
每一个地方都用红笔画了一个圈，旁边标注了日期和时辰。
侯府旁边标注的是：大婚之日，书房。
崇仁坊七星巷旁边标注的是：取针，三个月前。
曲江池流芳亭旁边标注的是：账册，待取。
赵家别业旁边标注的是：送货，每月十五。
这张地图像是阿罗憾的行动计划，每一个地方都有对应的任务。
上官东风把地图也收好。
公孙大娘站在门口，警惕地观察着外面的动静。
“少夫人，有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