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九号早上八点,腊戍。
第一封电报是二〇〇师的:本师东面警戒线于拂晓与敌接触,敌自罗衣考方向上来,人数不明,携有掷弹筒及轻重机枪,接触仍在继续;本师按前令处置。
第二封是新二十二师的:细包正面自拂晓起遭敌攻击,火力配系与前日同;东侧敌分队携山炮绕击六五团侧背,六六团陈膺华部已上去堵。
杜聿明把两封挨着看完,抬头看了一眼表。“走。”
去皎克西的车上他一句话没说。林安坐在前头,把这两封译成英文,译完又核对了一遍——今天会上要用,一个数目字也不能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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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点半开会。人到齐得比往常快。
史迪威把自己那一份摆在桌上的时候,心里是踏实的。
这三天他叫副官从英方要来了二月以来所有的情报通报,一份不少,摞在他那张行军桌上有一尺高。他一条一条过,过了三个通宵,过出来一张表:通报共若干件,注明系英方自行侦察者若干,转引第三方者若干,事后被证明与实情不符者若干。最后那一栏他没有润色,直接把情况写在旁边。
念到那个情况的时候他抬了一下眼睛。亚历山大坐在对面,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史迪威不怕难看。他这一辈子最看不上的就是遮掩。他这两个月用的是别人的眼睛,这件事他自己说破,说破了才能往下办;等着别人替他说破,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四份敌情摆在一处,谁都看得出来不是同一件事。英方那一份还是二月那一套往后延,番号没有添,兵力没有改;长官部那一份大半是抄第五军的,抄得很齐整;第五军那一份最厚——缴获文件的译件、廖耀湘这三天的接触报告、二〇〇师报的罗衣考重车、还有那张腊戍街上的兑价表,从三月八号一天一条排到五月八号。
那张表他在会上第一次看见的时候看了三遍。第一遍觉得荒唐,第二遍觉得有意思,第三遍他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句:一个二十几岁的翻译,四十多天,每天上街买东西的时候摊开零钱问一句话,做出了一份比他手上那份二月的判断更能说明问题的东西。而他那份判断两个月没有查过。
他在中国待了二十年,一九一一年头一回来,做武官,学中国话,走过山西、陕西、河南。他自认为比华盛顿任何一个人都懂中国。可这两个月他犯的错,恰恰是一个不懂中国的人才会犯的错——他信了纸上的东西。
敌情查清楚了又怎么样。查清楚变不出一个师来。
他把表推到一边,抬起头。
“我说三件事。”
翻译在旁边译。他刻意讲得慢。
“第一,曼德勒会战,我不再提。”
屋里几个人抬起了头。他要的就是这一下。这两个月他为着曼德勒跟每一个人吵过,今天他把它放下,往下他说什么,人家就得听。
“第二,英缅军往印度转进,中国方面至少派一个师同行。第三,该师到印度以后整补、换装、训练,由我直接指挥。”
他没有停,接着把名字说出来:“我建议的是新编第三十八师。”
理由他准备了三条,摆得清清楚楚:那个师眼下就在伊洛瓦底江西岸,是唯一一支已经在西岸的中国部队,离往印度的路最近;那个师的师长在美国念过书,说英语,跟英国人打交道不需要中间人;那个师的战力在中国军队里最整齐,仁安羌那一回他亲眼看过。
他心里还有第四条,没有说,也不必说。那个师番号上隶属六十六军,而六十六军在缅甸这一摊子里位置最松。今天这张桌子上没有六十六军的人。
他这三天把这件事的账算过好几遍,算下来是一件谁也不会真反对的事。英国人求之不得;中国方面出一个师换整补和美械,是买卖;至于那个师本身,它眼下在西岸替英国人掩护,往西走一步就上路了,连调动都省了。
他要的不是一个师。他要的是一个开头。有了一个师就有第二个、第三个。他在印度能办到的事在缅甸办不到——那里没有重庆的电报,没有各家的番号,没有一封命令走三条路。中国有的是兵,他见过中国兵怎么走路、怎么吃饭、怎么在没有鞋的情况下走三百里。他从来不觉得中国兵不能打。
亚历山大先开的口,说得很痛快,说英方乐见其成,并且愿意在钦敦江以西为该师提供口粮和驮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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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聿明听翻译译完那三条,把手里的铅笔放平搁在纸上,两只手交叠,往椅背上靠了一点。
他这个姿势一摆出来,罗又伦在旁边就把腰坐直了。
他先问的是最实在的一句:“请问参谋长,新三十八师现在在哪儿?”
“伊洛瓦底江西岸。”
“替谁掩护?”
屋里安静了一下。
“替英缅军第一师。”杜聿明自己把话接下去,“四月十七号,英缅军第一师七千多人在仁安羌被围,是新三十八师一个团从北边打进去把口子撕开的。那一仗以后,那个师就一直在西岸顶着。今天参谋长要把它抽走,我请问一句:它走了以后,西边谁顶?”
史迪威说英缅军往印度转进以后,西线不再需要掩护。
“那就是说,那个师是掩护贵军上路的。”杜聿明说,“上完路它自己也走。”
他把手放在图上钦敦江那一带。
“第二件。从曼德勒往西北,过钦敦江,经加里瓦到英帕尔。这条路是什么路,昨天贵方的参谋自己说过——驮马道。雨季五月中下旬。一个师带着重武器上那条道,走到英帕尔还剩几成,请参谋长算给我听。”
史迪威说重武器可以留下,到印度换新的。
杜聿明把眼睛抬起来。他这一刻心里那股东西顶到了嗓子眼,可他说话反而更慢了。
“参谋长,重武器留下,留给谁?”
没有人答。
“第三件。”他说,“今天早上八点,我这里到了两封电报。二〇〇师东面警戒线拂晓接敌,敌自罗衣考方向上来。新二十二师细包正面自拂晓遭攻击,东侧另有一支敌军带着山炮绕到我六五团后面,六六团正在反击。这两封的译件在参谋长手上。”
他把铅笔拿起来,在图上从细包点到棠吉,又点到眉苗。
“我六万人拉在三百多公里的线上。九十六师从四月二十七号掉头到今天走了十二天,主力还在路上;六十六军在腊戍守家;新二十二师和二〇〇师今天早上都在打。眼下这张桌子上议的是从这条线里抽走一个师,让它去走一条驮马道。”
他停了一下。
“今天抽一个师,明天抽哪一个?”
史迪威说这是整补,不是抽调;印度练出来的师将来还是中国的师。
“将来。”杜聿明说,“参谋长,这两个月我听过很多个将来。三月里在同古,我等的援军是将来;四月里在棠吉,我守的门是将来。曼德勒会战我为它丢了棠吉,丢的时候二〇〇师刚用一天一夜巷战把那座城拿回来。今天参谋长一句不再提,那件事就算过去了。”
他说到这里自己也知道说重了,可他没有收回去。
“至于直接指挥这一条,”他把铅笔放下,“恕我直言,这不是我能答的,也不是总司令能答的。一个师的隶属要动,那是军事委员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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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卓英听到这里,心里已经有了主意。
他这一回是真觉得光亭说得对。
倒不是心疼那个师。他心里过的是另一本账:一个师的隶属要动,这件事根本不在他这张桌子上。他今天就算点头,明天也办不下来——他这个总司令能下的是作战命令,动不了番号。
再往下还有一层他看得比谁都清楚。新三十八师番号上归六十六军,可那个师的底子是税警总团,从师长到团长到营长,没有一个是张轸的人。六十六军军长今天没有到会,长官部也没有请他——就算请了,他也不会点头。凭什么点头?那个师他本来就调不动,白让出去他一样好处也没有。这件事除非是委员长的手令,别人谁开口都没有用。
还有他自己那一头。四月二十七号以后他往重庆报的每一封上头都写着保守腊戍。今天他要是在这里同意抽一个师往印度走,前头那些话就全成了空的。
他把这几层在心里排完,抬起头,对着史迪威说话的时候语气很平。
“参谋长的意思我完全明白,我也以为在印度整补是一件长远的好事。”他说,“不过一个师的隶属和指挥关系,本部无权决定。我的处置是这样:请参谋长把这个建议报华盛顿,本部同时报重庆。在重庆的指示到达以前,各部照现有部署执行。”
他说完心里松了一口气。这一回他既没有驳参谋长,也没有点头,理由还是明摆着的规矩——这种事本来就不该由他答。
“至于眼下,”他补了一句,“东翼两个师今天都在接触,这一层要先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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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安译到史迪威的“由我直接指挥”这一句的时候,笔尖在纸上顿了半下。
她照直译过去,一个字没有减,也没有替谁圆。这两年她译过的东西里,这一句的分量最重。
十一点二十分,一名参谋进来递了张条子。罗卓英看完往桌子中间一放,杜聿明拿起来看,看完递给她。
她站起来译:“报告各位长官,新二十二师续报:东侧敌分队已绕至六五团后方,六六团正面反击中;同一时间二〇〇师报东面接触扩大,敌有山炮。”
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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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坐回那把没有桌面的椅子上,本子摊在膝盖上。
从那一刻起她脑子就停不下来了。
绕到后面去的那一支,走的是山道。她认得那个走法——五月二号夜里,两个营带着一个挑夫从山背后下去,摸到公路南边十四公里。今天人家照着走了一遍,带的还是炮。
她把四个师在心里摆了一遍。新二十二师在细包,今天在打;二〇〇师在棠吉以北,今天在打;九十六师走了十二天走了三分之二,脚都烂了;六十六军在腊戍守家。剩下一个新三十八师在江西岸给英国人做掩护。能打的部队一个不剩,全排好了队。这样一副摊子,曼德勒会战拿什么打?
再往下她算的是日本人那一头。日本人眼下最怕的是什么?不是打不赢——他们打赢过很多回了。他们怕的是中国人跑掉。六万人要是从腊戍顺着滇缅公路退回云南,退得整整齐齐,那日本人在缅甸打的这三个月就只换来一片地皮。所以他们一定要抄腊戍的后路,一定要在那六万人走完以前把口子扎上。今天早上那支带山炮的分队绕到六五团后面,就是在扎。
那么留在缅甸还有什么意义?
滇缅公路重开——重开的前提是仰光。仰光三月八号丢的,日本人从那个港口卸了一整个师团进来,眼下港口是他们的,铁路是他们的。中国军队拿什么去把仰光夺回来,拿九十六师那双烂脚吗?
她把这一层想到底,心里冒出来的答案很不光彩,可她觉得那是对的。康纳利说的话很尖酸,还有人说他们是贼,但是做贼有什么不好?英国人自己带不走的东西,还不让我们拿?还要我们流尽最后一滴血才能拿?没有这个道理。
眼下留在缅甸只剩一样值钱的事:搬东西。库里的东西搬一车是一车,搬走的都是往后国内要用的。搬完就走。
这个数她昨天夜里刚点过。库里还剩多少她记得,一天出多少车她记得,腊戍到畹町那一段一天走得了多少吨她也记得,雨季几号来康纳利前天亲口跟她说过。她坐在那把椅子上,把这几样在心里一乘一除,算出来一个天数。
那个天数比屋里这些人在议的事情近得多。
她想说的话在嗓子眼里顶着:搬完就走,现在就该动。
她一个字也不能说。她的位置是这把没有桌面的椅子,她的活是把别人的话原样搬过去。
还有一句她自己想到一半就按住了。新三十八师去不去印度,说实话她并不在意——那不是第五军的师。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她就掐了,这不是她应该想的事。
史迪威在对面说了一句什么,问她刚才那份续报里“山炮”两个字用的是哪一个词。
林安站起来,把那个词重复了一遍,重复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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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并不认识这个林安,但是他的判断和林安完全一致:中国军队眼下最经济实惠的办法就是全速脱离。可是他们跑得掉吗——
同一天上午,细包以南三十公里。
那支带山炮的分队的报告是十点送到的:已绕至中国军队一个团之后方,正与其反击部队接触。
松山祐三看完,又把另外两份摆到一处。一份是搜索队报的:腊戍方向连日夜间车流不断,一律往北,白天不走。另一份是前线报的:中国军队昨日停止南下,就地转入防御,工事只做要点。
他把三份并在一处,手指按在腊戍那个点上。
“不打细包。”他说,“细包正面留一个联队缠住,其余向东北迂回,目标不是那座镇子,是腊戍以北的公路。诸君记住:我们要的不是一座空城。中国人把东西搬完了走掉,我们进腊戍拿到的是四面墙。”
参谋长记完,抬头问要不要请示方面军。
“报,同时请示。”松山祐三说,“电文你记:中国军队正自腊戍向北撤运,昼夜不停,若待其运毕,我军所获仅一空城;请方面军即下决心,令第十八、第三十三两师团于中路猛攻,牵制其不得东顾;本师团主力请昼夜兼程北上,与本队会合。”
他停了一下,又添了一句。
“末尾写:机不可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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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松山的判断不同的是,史迪威和罗卓英的心思,并不在搬腊戍的东西上。
会散得比往常早。
罗卓英把三句交代完,各方起身。史迪威没有留下寒暄,走到门口叫副官备车。
史迪威不打算回屋去写东西。报华盛顿他会报,报重庆罗卓英会报,那两封电报一来一去要多少天他心里有数。他要在那之前先见到一个人——一个不需要翻译的中国师长——孙立人。
“过江。”他跟副官说,“今天下午就走。”
副官问要不要先跟长官部打个招呼。
“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