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古是三月十九号打起来的。
打起来那天腊戍这边什么动静也没有。林安那天办的事是跟军需处对油料，对到中午，孟上尉的一个下士跑进来说了句南边接火了，两个人抬头“哦”了一声，接着对账。
账对到第三天，南边的电报开始一天来三四回。
到第五天，作战室里的人不看表了。不看表是因为看也没用，电报上翻来覆去就那几句：阵地尚在，伤亡渐增，弹药可支若干日。参谋们把日军的番号往图上添，添到第五天，同古那个点周围已经黑了一圈。
二〇〇师七千人，日军第五十五师团，从南边压上来，从东边绕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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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的戴安澜那几天几乎没坐下过。
他四十岁，安徽人，个子不高，说话慢，是那种在指挥所里发脾气都不大提嗓门的人。副官在旁边低声报告日军又增了两个大队，他“嗯”了一声，手指头在桌上敲了两下。
“他们在试我们的软处。”他说，“试到今天还没试出来，说明他们急了。”
“师座，我们的弹药——”
“我知道。”
一一三八团团长覃道善那两天守的是城东。他从阵地上下来，脸上一层灰，抹了一把，跟身边的参谋笑：“他们大概以为我们跟英国人一样，一碰就散。踢到铁板上了吧。”
参谋说团长你少说两句，弟兄们都听着呢。
“就要他们听着。”覃道善说，“人家把我们当软柿子捏，那咱们就陪他们硬碰硬。”
到第九天，日军调来了重炮。
那天城墙塌了一角。塌下来的砖土把一个班埋在里头，挖出来三个活的。炮火一停，日军的步兵就跟着上来了，城东的阵地一天里易手四回，最后一回是一一三八团用刺刀夺回来的。
戴安澜那天夜里在指挥所里坐了一会儿，拿出纸笔写了封信。
信是写给他妻子荷馨的。他说他这一回奉命固守同古，因为上面大计未定，跟后方联络又太远，敌人行动快，现在是孤军奋斗，决心以全部牺牲报答国家养育。
写到这里他的笔顿了一下，外头的炮声又起来了。他把信折好收进怀里，站起身，把军装整了整，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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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戍这边一切照旧。
街上照旧乱，铁路照旧运东西，英军的仓库照旧点货。林安那几天办的是帐篷，一个礼拜跑三回英军后勤处，每回都是客客气气坐下，客客气气谈，谈完两手空空回来。
第七天下午她从英军后勤处出来，第三回，谈出来的东西还是零。她站在台阶上把公文包换了只手，出了口气。
窗外有卡车过去，喇叭按得很凶。
那一刻她心里有一样东西很不痛快。她说不上是为什么不痛快，只知道她这七天里干的事情，一件也跟南边不相干。南边七千人在城里顶着，她在这儿跟人谈一批帐篷，谈了三回，连帐篷的影子都没见着。
她把这个念头压下去。三天以后，南边的事直接摆到了她面前的桌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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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天，眉苗。
那天的三方会议是为了援军开的。
史迪威一坐下就把手按在图上。
“二〇〇师已经守了十天。日军第五十五师团的主力全在这条路上。这是两个月来的第一回。我要在这里打。”
林安译过去。
“九十六师还在北边。”杜聿明说，“昨天报的位置离同古一百六十里，路上挨了两回炸。”
“那就催。”
“我催了六天了。”
史迪威把眼镜摘下来，捏在手里。
“杜将军，”他说，“我在中国二十年。我听过很多次‘到不了’。”
他停了一下。后半句说出来的时候，屋里没有人接。
林安在那半秒钟里过了一遍。原话比这个还重，那半句直译过来是“有的时候只是不想到”。她把它译成了“有的时候不是”。
杜聿明的手在桌上按了一下。
“参谋长，这句话我记下了。”
“我不是针对您个人。”
“我知道您不是。”杜聿明说，“可我的兵是我的兵。”
那天的会开到中午，没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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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会以后回腊戍，车上就他们两个和司机。
走了半程，杜聿明开口了。
“小林。”
“是。”
“刚才史迪威那一句，你减了。”
林安愣了一下。
“报告司令，是。原话是‘有的时候只是不想到’。”
“你为什么减？”
“我怕会开不下去。”
杜聿明“嗯”了一声，没有再说什么。
车往前开了一段。
“往后不必减。”
“是。”
他说完就闭上眼睛了。
车往前开了半个钟头，他一直没有再说话。
他心里有个疙瘩，半个月前就有了。日军在缅甸现在摆出来的番号是三个师团，第三十三、第五十五、第十八。这三个师团他都跟人对过，兵力、装备、行动的路数，参谋处的板子上贴得清清楚楚。按这三个师团算，同古这一仗打得过。
可是他这半个月心里一直不踏实。不踏实的地方在于，他跟这三个师团接触下来，觉得对面的行动比这个数从容：一支部队如果把家底全押在中路上，侧翼是要收着的，可他们的侧翼不收。
这个感觉他跟谁也没说过。这种感觉不能说，说了就是玄虚，他手上连一样能垫在底下的东西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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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九号夜里，撤退的命令下了。
那天下午的战报很难看。同古守到第十一天，城东的阵地一天里易手四回，日军从东南两面往里挤，西边那一条口子眼看要合。九十六师还差七十里。
罗又伦把图铺开，用铅笔在同古周围画了两道弧线，画完把笔放下。
“司令，再有一天，这两道就接上了。”
杜聿明看着那两道弧线看了很久。参谋们都站着，谁也不敢先开口，这道命令要是下了，就是绕过史迪威。
“传令。”杜聿明说，“二〇〇师相机撤离同古。”
罗又伦拿电稿的手停了一下。
“司令，参谋长那边——”
“我知道。”
“要不要先报长官部？”
“报了就来不及了。”杜聿明说，“发。”
罗又伦“是”了一声，转身出去。走到门口他又回过头。
“那重庆那边？”
“重庆那边我自己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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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师是三十号夜里出来的。
出来的路是往东，图上没有那条道。带路的是个本地人。当夜有雾，队伍一段一段地摸，走了半夜，天亮以前出了包围圈。
消息传到腊戍是三十一号上午。
值班参谋念完电报，作战室里静了两秒，随即就乱了。有人拍桌子，有人跑出去传话，还有位年轻参谋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脸埋在两只手里。
林安站在门边上，两条腿发软。她扶着门框站了一会儿，才觉出自己一直屏着气。
那天上午她一个字也没译成。中午她把英方那份通报译到第三页，译着译着眼泪就下来了，滴在纸上洇了一小片，她赶紧拿吸墨纸按。
按完了她自己也纳闷。她跟二〇〇师一共没打过几回交道，那七千人里她一个也不认得，按理她哭什么。
张妙妙进来找她，看见了，什么也没问，坐下来陪着她理了半个钟头的纸。
理到一半张妙妙开口了。
“我在六十六军那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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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第一回听见前头的消息，也是这个样子。”
“什么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张妙妙说，“跟你没关系，可你就是要哭。”
林安擤了擤鼻子。
“后来呢？”
“后来听多了就不哭了。”张妙妙把一沓纸磕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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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古的事过去二十多天。四月二十三号，也就是那位广东老板说完“可它要是值钱了呢”的当天夜里，林安把这几天的数抄在了一张纸上。
三月八号仰光丢，起价一毛（听人说的）。
四月十九号，两毛。
四月二十三号，三毛，南货铺三毛五。
她盯着这几个数看了很久。从一毛到两毛，用了一个多月。从两毛到三毛五，四天。而这四天里，作战室板子上的日军番号一个也没添。
她心里那股说不上来的难受劲儿上来了。这个劲儿她太熟了，两年前在船上，一位少将说六百六十里三天半跑得到，她端着一壶茶站在那儿难受了半分钟，最后还是开了口。
第二天上午她把那张纸拿去给罗又伦看。
罗又伦正在图前站着。他接过去看了两眼，抬起头。
“这什么？”
“报告参谋长，是腊戍街上日本军票的兑价。”
他“哦”了一声，又低头看了一遍，看得比第一遍慢。
“你哪儿弄的？”
“我自己上街问的。”
“问了几家？”
“四家。”
罗又伦把纸还给她。
“这个东西说不清。”他说，“你自己留着。”
“是。”
“不是你做错了。”他补了一句，“是我看不出它能落到哪儿去。你要是有兴趣，接着记，记多了也许能看出个来龙去脉。”
他说完就转回去看他的图了。
林安把那张纸折好收起来。罗又伦说的一点错也没有，她这两年跟纸打交道打得多了，最懂一样事：一件东西要能用，光对没有用，得先证明它对过很多回。现在她手上一共三个数。
那天下午有会，回来的车上她没有从头讲，只把那张纸递了过去。
杜聿明看了很久。他没有看她，看的是窗外，窗外是滇缅公路往南的那一段，路两边的树叶子上落了一层土。
“你接着记。”
“是。”
“这件事不要再跟别人说。”
林安愣了一下。
“是。”
“我不是嫌你多事。”杜聿明说，“我是不能让人拿这个做文章。”
他说完就闭上眼睛了。
军票这件事在军事上是不能用的。它落不到图上，指不出番号，说不出方位，报上去人家头一句就问凭据，他一个字也答不上来。这样的东西在会上说一句，就是把柄。
可是他心里那个疙瘩，从今天起坐实了。同古那半个月他就觉得对面的侧翼收得不像话，那时候他手上什么也没有。现在有了一样东西垫在底下。
票子跟着军队走。用票子的人多了，肯接票子的人才会多；肯接的人多了，价钱才涨得起来。腊戍这条街上肯下注的人在往上加，加的不是对哪一场仗的判断，他们哪里懂什么同古不同古。他们加的是一个笼统的、说不清的感觉：这片地面上，日本人在变多。
变在哪儿，多多少，谁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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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了一天她又去了南货铺。
那位广东老板一边包鱼一边报了个数：四毛。她没有还价，接过鱼，往东走了两条街，把从前问过的三家挨个问了一遍，三毛八，四毛，三毛六。
那天夜里她把军票那张纸拿出来，添了一行。
四月二十五号，最高四毛。
添完她把纸折好，压在抽屉里那页作战概况的上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