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背面的铅笔字跟第一张一样工整：陆远洲，1996年7月，勐腊河边。
陆远洲。
这个名字像一颗石子投进深水里——她没有任何印象。但母亲的信里没有提过这个名字，秋姨没有，刘启明的档案里也没有。这个人像一道被抹去的墨迹，只有这张照片证明他存在过。
苏晚晚把照片放回档案袋，继续往下翻。第三样东西是一个牛皮纸信封，没有封口，里面装着一叠纸——手写的信，日期标注着1996年8月到9月，一共七封，每封都很短，像是一个人赶着时间写下的片言只语。
信的开头没有称呼。
“我走了。箱子我寄存好了。等你女儿满十八岁的时候，你让她自己来取。我不确定那时的我在哪里。——陆。”
最后一封的落款是1996年9月14日。信纸上沾了一小块深褐色的污渍，边缘已经氧化发脆，像一滴很久以前的雨水留下的痕迹。
她把这七封信按日期排好，一封一封地看完，然后又倒回来看了第二遍。读到最后一行字时，她的眼眶开始发酸，但她没有让它落下来。她把信折好放回信封里，拉好档案袋的封口，抱在胸前，坐在榕树底下，很久没有动。
榕树的气根在风里轻轻摆动，像一排垂下来的帘子。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投下一片碎金般的光斑。远处传来电瓶车的喇叭声，短促而尖锐。她听着那些声音，慢慢站起来，把档案袋夹进帆布袋里，拉好拉链，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
走到客运站门口的时候，她看了一眼手机——下午三点二十。最后一班回景洪的长途车是下午四点四十。她站在车站门口的阴影里，掏出那封最底下的信又看了一遍——陆远洲。信里的字迹很干净，没有一个多余的笔画，没有多余的句子。这让她想起一个人。
她掏出手机，翻到通讯录底部，那个只存了一个“陆”字的联系人。拇指在拨出键上悬了两秒，按了下去。响了两声就通了。
“苏小姐。”电话那边传来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低沉、平稳，像被砂纸打磨过。背景里有纸张翻动的声响，他像是合上了手里那本摊开的卷宗。
“陆律师，我想问你一件事。”
“你说。”
“1996年，你有没有去过勐腊？”
电话那头沉默了。沉默的时间不长，大概只有三四秒，但在苏晚晚的感知里被拉得很长，长到她能数清自己心跳的次数。然后陆远洲开口了，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你打开那个箱子了？”
苏晚晚握着手机的手指微微收紧。“你知道那个箱子？”
“那是我寄的。”
苏晚晚没有说话。她站在客运站门口的阴影里，阳光把她的影子投成一条窄长的黑色直线，钉在身后的水泥地上。电话里传来陆远洲的呼吸声，很轻，像一个在整理措辞的人。
“你母亲来勐腊的前一天晚上，给我打过一个电话。”他说，“她要我帮她做一件事——如果她回不来，就把那个箱子寄到勐腊县邮局，用你的名字收。”
“为什么是勐腊？”
“因为那个地方够远。”陆远洲说，“远到傅家的人不会去找。”
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苏晚晚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胸腔里跳得很快，但她开口时的声音是平的：“箱子里有一张照片，是你跟我母亲——1996年7月，在河边。”
“……是我。”
“你跟我母亲是什么关系？”
“朋友。”他说，“她是我的委托人。”
“委托人？”苏晚晚重复了这个词，像在咀嚼它的重量，“她委托你做什么？”
电话那头的呼吸声顿了一下。然后陆远洲说了一句让她整个人僵在原地的话：“她委托我，在你成年之后，把她名下一份财产转交给你。但她后来又改了主意，让我等她死了之后再告诉你。她说，如果她还活着，就让她自己来告诉你。”
苏晚晚握着手机，感觉手心的汗正在渗进手机壳的缝隙里。“什么财产？”
“苏氏那块地的那份补充说明原件。”
苏晚晚的呼吸停了一拍。阿爸写给傅衍之的信里提到过那份补充说明——刘启明做的，2005年，原件交到了林美琴手上。但陆远洲说的是另一份原件。
“你手里有原件？”
“不是原件。”陆远洲说，“是刘启明1996年第一次做的那份。内容一模一样，但时间更早，早到你母亲还在世的时候。”
苏晚晚感觉自己的脑子在飞速运转，像一个突然高速旋转的齿轮，所有散落的碎片开始朝一个方向汇聚。她闭上眼，然后又睁开。“那为什么不给我？为什么要等到现在？”
“因为那份文件放在一个别人找不到的地方。你母亲说——等你有能力自己来拿的时候，你自然会找到它。”
苏晚晚握着手机没有说话。有一股酸涩堵在喉咙口，上不来也下不去。她用力咽了一口唾沫，把那团东西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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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去。
“陆律师，那个地方在哪？”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陆远洲的声音响起来，比之前轻了一些，像从很深的地方浮上来的气泡：“箱子的密码是你外公的生日。”
电话挂断了。
苏晚晚站在客运站门口的阴影里，手机屏幕慢慢暗下去，映出她自己的脸。阳光从她身后照过来，把她的影子投向前方，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柏油路面上，被一辆驶过的货车碾过，然后恢复原样。
她收起手机，走进客运站，买了最后一班回景洪的车票。
长途汽车开动的时候，她靠着车窗，窗外的勐腊县城慢慢后退。街道、楼房、榕树、广告牌、电瓶车——这一切她在照片里看到过的地方，以一个她从未料想过的方式，刻进了她的记忆里。她低头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下午三点五十六分。她从帆布袋里掏出那个档案袋，放在膝盖上，手指按在封口处的蜡痕上。蜡块碎裂过的痕迹还在，粗糙的，像一道微型的山脉。
她按着那道山脉，感受着纸面下那些纸页的分量。
车子驶上了一条盘山路，窗外的风景开始变成连绵不绝的橡胶林和梯田，一层一层地往远处铺开，像大地的掌纹。她靠在车窗上，闭上眼睛。
她梦到了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她站在一个很大的院子里，雨幕遮住了所有的视线，只有头顶的灯光在水汽里晕成一团模糊的橘黄色。她低头看自己的手，手里握着一把钥匙，银色的，很小巧，钥匙柄上面刻着一串数字。她想把钥匙插进锁孔里，但找不到锁孔在哪里。她在雨中不停地走，脚下的积水漫过了脚背。然后她听到一个声音从很远处传来，穿过雨幕，像隔着一层厚玻璃——“晚晚，往前走。”
她醒过来时，长途汽车正在下坡。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远处的山峦被暮色染成一层灰蓝色。她低头看了一眼手机——下午五点十二分，快到了。
她把帆布袋重新整理好，拉好拉链，背到肩上。
车子在景洪客运站停下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苏晚晚下了车，站在车站门口的广场上，夜风裹着一股热带植物的气息扑面而来。她掏出手机，打开备忘录，新建一条记录，输入了六个数字——外公的生日。然后她在那六个数字下面打了一行字：“一把钥匙。一个盒子。”
她看着那行字，停顿了几秒，锁屏，把手机放回口袋。
广场上的灯光依次亮起来。她走进那片光亮之中，没有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