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子文沉默了一会儿。
“王兄，你觉得天下学问，最要紧的是什么？”
王锡爵想了想，说：
“穷理尽性。”
“这是正道。”
方子文点点头：
“但我那位老师教我第一件事，不是穷理。是看地图。”
王锡爵偏过头，露出一丝不解。
方子文放下酒杯，从石头上跳下来，在河滩上找了一根枯枝。
他在湿泥上画了一条长长的横线。
“这是黄河。”
他又画了一条竖线，从南到北，和横线交叉在一起。
“这是运河。”
两条线交汇的地方，他用枯枝点了一个深深的点。
“这是淮安。淮安段的运河，每年三月必须清淤。”
“不是官府定的规矩，是水定的规矩。上游的泥沙随春汛冲下来，在清江浦这一段沉积，不挖就堵。”
他的枯枝在运河的那条线上来回划拉，画出几道潦草却准确的支流：
“漕运一旦堵在淮安，整个北方的军粮供应就会断链。京城的粮价三天之内能翻一倍。太仓的粮船出不去，济南的粮船进不来，通州仓的存粮撑不过一个月。”
王锡爵放下酒杯，倾过身子看地上那些线条。
“所以要赶在桃花汛之前挖完。”
方子文的枯枝点在那个淮安的点上：
“每年二月初开工，三月初收工。挖早了没用，因为上游的泥沙还没冲下来，挖的是去年的陈沙。”
“挖晚了更糟，因为桃花汛一来，水势暴涨，几百个民夫站在齐腰深的冰水里挖沙，一天要冻伤十几个。”
王锡爵的眉头微微一皱。
“你说的这些，我在太仓从来没听人讲过。”
“太仓不靠运河。”
方子文直起身：
“太仓靠海。”
“我老师跟我讲漕运的时候，是从地图上讲的。”
“他先让我把大运河从头到尾画了一遍，然后指着淮安说，你看，大运河两千七百里，水位最高的是山东南旺，水位最低的就是淮安清江浦。”
“为什么？因为南旺是运河的脊梁，黄河在它脚下流过，水往南流的一支汇入淮河，往北流的一支汇入卫河。”
“而淮安是整个南直隶的水袋子，洪泽湖、高邮湖、白马湖、宝应湖，大大小小十几个湖泊的水，全从淮安往运河里灌。”
王锡爵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方子文说的每一个地名他都耳熟，他小时候从太仓坐船北上，过扬州、过高邮、过宝应，沿岸的风景他看了无数遍。
但他从来没有把这些湖泊和漕运的淤塞联系在一起。
“你那位老师，他亲自走过运河？”
方子文摇了摇头，把枯枝往泥里一插。
“他说他只是看了三年邸报。邸报上每年都有漕运的奏报，哪一段堵了、哪一段决了口、修堤花了多少银子、征了多少民夫、运了多少石粮，他便都记下来了。”
“大运河的每一段他都能在纸上画出来。哪一段容易决口、哪一段容易淤塞、哪一段水流太急需要拉纤，他比管漕运的官员还清楚。”
王锡爵沉默了好一会儿。
方子文重新坐下来，拿起酒杯抿了一口。
“不说水了。”
方子文放下酒杯，用手在泥地上把黄河和运河的线条抹平，重新画了一条蜿蜒的线：
“说山。”
王锡爵往他身边挪了挪。
“这是太行山。”
方子文的枯枝在泥地上画出一道南北走向的粗线，从南往北，绵延不绝：
“太行山不是一座山，是一道墙。这道墙从黄河拐弯的地方，就是这里，风陵渡，一直顶到燕山脚下，绵延一千二百里。”
他的枯枝在太行山两侧各点了一下。
“太行山有一道地质奇观，叫嶂石岩。”
“这东西我老师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丹崖长墙，说是一种赭红色的石英砂岩，平地拔起，高数十丈，绵延数十里。”
他在泥地上画了几条陡峭的垂直线条，又画了一些水平的层理，然后把枯枝指向王锡爵。
“这种地貌太过嶙峋，难以攀登。从东面往西走，走到太行山脚下，你就过不去了。”
“所以山西和北直隶看着挨着，其实被一道天然的长城隔开了。”
“嶂石岩。”
王锡爵把这个名字念了一遍，目光若有所思。
“东西两侧的气候截然不同。”
方子文继续说了下去，枯枝在太行山东侧点了几个雨滴状的符号：
“东侧是迎风坡，从渤海吹来的湿气撞在太行山上，被山体挡住，翻不过去，就在东侧降下来。所以北直隶多雨。”
枯枝挪到西侧，画了几个干涸的裂纹。
“西侧是背风坡，湿气过不来。东侧一年下的雨，是西侧的三倍。”
“所以山西缺水。地上的庄稼缺，地下的井也缺。”
王锡爵点了点头，这些他隐隐约约知道一些，但从未听人如此条分缕析地拆解过。
枯枝挪回山西的位置，又从山西划了一条虚线越过太行山，连到北直隶。
“嘉靖三十年山西大旱，饿死了三万人。不是朝廷没拨粮，当时朝廷从河南调了十万石赈灾粮。”
“但粮运不过太行山。为什么？因为没有路。”
“运一石粮从河南翻太行山到潞安府，脚夫要吃掉八斗，到了只剩两斗。两斗粮够一个人吃半个月，但脚夫来回要走一个月。”
王锡爵忽然开口：
“所以《禹贡》里说太行恒山，至于碣石，是被迫的走法，不是最优的走法。”
方子文点了点头，王锡爵的反应很快，他喜欢和这样的人说话。
“大禹治水从太行山一路走到碣石山，为什么走这条路线？因为太行山的西侧是黄河的河道，东侧是华北平原。大禹要疏通黄河，就必须沿着太行山走，一面挡住山洪，一面疏导河水。他不是在爬山，是在跟水较劲。”
“看，你把《禹贡》讲成了一幅舆图。”
王锡爵喝了一口酒，声音里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兴奋。
他上过无数次经学课，没有一个教谕把《禹贡》讲成过舆图：
“太仓的教谕讲《禹贡》是大禹治水，九州攸同。八个字讲完，就跳到下一章了。”
“他可不告诉我们太行山有多高，也不告诉我们碣石山在海边。他只是让我们背。”
“因为教谕自己也没见过。他读了一辈子书，从太仓到南京的贡院是他走得最远的路。”
“他没见过太行山，没见过碣石山，没见过黄河改道留下的古河道。”
方子文说到：
“他只是把前人的注疏抄了一遍，然后让你再抄一遍。”
“你也没见过。但你讲得像亲眼见过一样。”
“我的确没亲眼见过太行山。但有人教我怎么在舆图上读山。”
“读山不能只看山，看山是平的，一条等高线画在纸上，多高的山也只是几道圈圈。”
方子文用枯枝在泥地上画了几道闭合的曲线，一圈套一圈，越来越小：
“真正读山，要读山是怎么长出来的。”
“山怎么长？”
方子文用枯枝在泥地上划了一道深沟，然后把沟两侧的泥土往中间挤。
“太行山是怎么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从地底下拱上来的。”
他用两支枯枝在泥地上画了两个对推的箭头，把中间的泥挤得鼓起来：
“据说几万万年以前，东边的地壳和西边的地壳撞在一起，不是撞一下就停，是慢慢地推，推了多少年？不止一百万年。”
王锡爵盯着那两道箭头，表情认真。
方子文继续说：
“两块大陆，比人走得还慢，但力气比什么都大。它们互相顶着，中间的地壳就被挤得隆起来了，像你用两个手掌推一块布，布会皱起来，山就是这么皱起来的。”
“太行山不是一座山，是一整条褶皱。”
“我的老师说东边这块大陆叫华北板块，西边这块叫……鄂尔多斯板块。”
“两个板块一撞，撞出了一道千里长的褶皱带，就是太行山。”
王锡爵忽然抬起头。
“所以你说的这些，都是那位老师教的？”
“是。”
“他怎么知道？”
“他不是知道，他是推算的。”
方子文把两支枯枝收回来，在泥地上画了一道山脉的形状，又画了几道横切的线条：
“他看到太行山的地层是倾斜的，一层一层往东倒。如果太行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地层应该是平的。”
“倾斜的地层，只能是被推斜的。”
“所以他反推出来，一定有东西从东边往西边推，推了多少年才把这些地层推斜。”
王锡爵看着地上那个被两道箭头拱起的泥褶，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指摸了上去。
他想象了一下两块大陆相撞的画面。
一块岩石挤压另一块岩石，一层地层覆盖另一层地层，反反复复，没有尽头。
“我第一次听人把山讲成活的。”
他收回手指。
“山本来就是活的。只是它的活法跟人不一样。人的生命是几十年，山的生命是几万万年。”
“人看山不动，以为山是死的。”
“就像蜉蝣朝生暮死，它看人也以为人是死的，因为人一天都站在那儿不动，比它一辈子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