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十年，腊月初三。
棋盘街，正脉学社。
沈默坐在后院账房里，面前摊着周文举刚送来的三本账册。
一本是文渊书坊的销售总账，一本是各地书商的订货清单，还有一本是上个月刚统计出来的《时文正脉》系列累计印数。
周文举坐在对面。
“你倒是说啊。”
“你先看。”
周文举的声音在发抖：“你先看完我再说话。”
沈默翻到最后一页。
他的手指停住了。
《时文正脉》第一卷，自嘉靖四十年八月首发至今，累计印售三千六百册。
第二卷《八股破题三十法》，累计印售两千八百册。
第三卷《会试命题规律》，十一月刚出，首批两千册已全部订出，各地书商还在追加。
三卷合计，印售八千四百册。
附册《承题起讲十二式》随第二卷赠送三千余册，《策论拟题五十道》随第三卷搭售两千余册。
总销量，破万。
沈默把账册放下，看着周文举。
“一万本。”
周文举终于把那口憋了半天的气吐了出来，一掌拍在桌子上。
“一万本！沈兄弟！一万本！”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整个大明朝，从洪武爷开科举到现在，还没有一本时文教辅卖出过一万本！”
“《会试录》印得最多的一次也不过三千册，那是朝廷出钱免费发给各府县学的！”
“咱们是自己卖，自己卖卖了一万本！”
沈默没有说话。
一万本。
按零售均价一两二钱算，总流水超过一万二千两银子。
扣掉刻版、印刷、纸张、运输、各地书商的分成，文渊书坊的净利润接近四千两。
四千两是什么概念？
大明一个中等县的赋税折银，一年也就一万两上下。
正四品知府的年俸，折合米银，不到三百两。
而文渊书坊，在过去不到五个月里，赚了一个知府十几年的俸禄。
“还有这个。”
周文举从袖子里又掏出一封信，双手递过来。
是南京聚宝书坊沈万舟的亲笔信。
沈默拆开来，一目十行地扫过去。
沈万舟在信里写，南直隶已售罄，苏州顾远志追加预订五百本，松江吴墨林追加三百本，常州、镇江、扬州、淮安的书商都在催货。
浙江杭州稽古堂陆文山的第一批一千本已经卖了一大半，派人送了加急信，要再包销两千本。
信的末尾，沈万舟写了一行小字：
“南直隶各地书商合计催货三千二百本，浙江催货两千本，江西催货八百本，福建催货五百本。”
“总催货量六千五百本，超过此前四个月售量之和。”
“请周东家速作决断。”
沈默把信折好，还给周文举。
“六千五百本。你算过没有，印这么多要多少成本？”
“算过了。”
周文举显然早有准备：
“如果一次印六千五百本，刻版费摊薄，每本成本可以压到四钱三分。”
“按八钱批出去，净赚三钱七分，六千五百本就是两千四百两。”
“但前提是能印得出来。”
“印不出来。”
周文举老实承认：
“咱们的刻工只有六个人，一个月最多出三块版。”
“现在三卷书的版要用四块，六个人日夜赶工也忙不过来。”
沈默站起来，走到墙边。
墙上挂着一张他自己画的大明两京十三省舆图，上面用炭笔标注着各省的书商分布。
他的目光从北京往南，经过山东、河南，到达南直隶，再往西到江西，往南到浙江、福建。
“周大哥。”
“嗯？”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时文正脉》能卖一万本？”
周文举愣了一下：
“因为书好呗。”
“书好只是其一。”
沈默转过身来：
“其二是时机。明年是会试之年，天下举人都在准备春闱。”
“会试考八股，也考策论。他们需要这东西。”
“其三呢？”
“其三，是咱们的定价。一两二钱一本，一个穷秀才咬咬牙买得起，一个富家子随手就买了。”
“不高不低，刚好卡在所有人都能接受的位置上。”
周文举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但问题也来了。春闱明年二月考完。考完之后，《时文正脉》卖给谁？”
周文举的表情僵住了。
“你……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靠一本书吃到老是不行的。”
沈默走回桌前，拿起炭笔，在一张白纸上画了一个圈：
“这是《时文正脉》。”
又在圈下面画了一条线：
“这是下一本书。”
“什么书？”
“《天下治要》。”
周文举皱起眉头：“这名字听着不像教辅。”
“不是教辅。”
沈默把炭笔放在桌上：
“是讲怎么治理一个县、一个府、一个省的。”
周文举瞪大了眼睛：“你……你要写官场的书？”
“不是官场。是治理。”
沈默纠正他：
“一个知县上了任，怎么收税，怎么断案，怎么修水利，怎么对付上司，怎么防着胥吏，怎么应付灾荒，怎么剿匪。”
“这些东西，科举不考，但做官天天要用。”
“你现在是教人考试，以后是教人做官？”
“对。”
周文举沉默了一会，然后他猛地拍了一下大腿。
“他娘的，这东西要是写出来，比《时文正脉》还能卖！”
“因为考科举的只有读书人，但做了官的都得买。”
“而且做了官的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