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底，红叶收到一个从广州寄回来的邮包。
东西不大，外头裹了两层旧报纸，麻绳捆得很紧，寄件人那栏写着“程淑兰”。梁潮生对这个名字没印象，拆开以后才发现里面是一盘录像带，底下压着封信。信纸是厂里以前常发的那种横格稿纸，写了三页，第一句就是：韩师傅还在红叶吗？
梁潮生把信往后翻。
程淑兰以前住二机厂西家属院，八六年在厂礼堂结婚，婚礼录像是文化宫拍的。前年丈夫调去广州，她也跟着过去，最近家里添了台录像机，想把老带子复制一份，原来的留给父母。
这些都很普通。
真正麻烦的是第二页。
还有一件事想麻烦你们。原带十九分左右，有一段我妈上台说话。那一段复制的时候不要。不是机器坏，是我不想留。原带不用动，只做给我这一盘的时候删掉。费用该怎么算就怎么算。
后面怕他们找不准，她把内容也写了出来。
就是她穿灰上衣，拿纸讲话，说“嫁出去的女儿就是别人家的人”开始，到我下台之前，全不要。
梁潮生看了两遍。
梁潮平正蹲在工作台旁拆一只坏录音机，抬头问：“什么东西？”
“婚礼录像。”
“又有活？”
“可能。”
“什么叫可能？”
梁潮生把信折起来：“让删一段。”
梁潮平没觉得有什么：“那就删呗。你不是会剪了吗？”
“你知道她删什么？”
“我又不认识她。”
“那你问这么积极。”
梁潮平被堵得低头继续拆机器，嘴里还嘟囔一句：“反正人家自己结婚，自己的录像，爱删哪删哪。”
梁潮生听见了，没接话。
这句话乍一听没什么毛病。他真正犹豫的也不是能不能删。原带不动，另外做一盘，技术上很简单。他只是觉得奇怪——好好的婚礼，为什么偏偏要把自己母亲那一段拿掉？
下午陶小满来换班，他把带子接到电视上，先从头看了一遍。
八六年的录像比现在粗糙得多，颜色偏黄，画面隔一阵就跳一下。程淑兰那时二十多岁，剪着齐耳短发，坐在红被子上笑。新郎接她出门的时候挤得满屋子都是人，镜头里一半时间是后脑勺，偏偏人人都很高兴。
十九分钟左右，画面到了礼堂。
一个穿灰上衣的女人上台。
应该就是程淑兰的母亲。
她手里拿了张纸，却没怎么低头看，开口第一句确实是：“我们家淑兰今天嫁人了。老话说，嫁出去的女儿就是别人家的人。”
下面有人笑。
她自己也笑。
“我这个当妈的，以后就不好天天管她了。到了程家，要孝敬公婆，照顾丈夫，家里事情勤快一点，女人过日子，嘴不能太硬，脾气也得收一收……”
话说得不算难听，在当时甚至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台下有人点头，新郎母亲也一直笑着。镜头偶尔扫到程淑兰，她起初也笑，到后面却慢慢低下了头。
母亲又说：“咱们家没儿子，你从小脾气又大。妈以前总怕你嫁不出去，现在总算放心了。以后娘家没大事，别三天两头往回跑，让人家笑话。”
台下哄地又笑了一阵。
程淑兰也跟着笑。
只是抬手碰了碰眼睛。
梁潮生坐在电视前，没往后看，把画面倒回去，又看了一遍。第二遍他才注意到，程淑兰母亲说“总算放心了”的时候，新娘的父亲一直坐在台下，没有鼓掌。
这段总共不到三分钟。
后面新郎父亲上台，说的也是一堆过日子的话，再往后便是敬酒。
陶小满站在柜台边看完，小声问：“真删啊？”
“人家信上这么写。”
“那就删。”
“你也觉得删？”
陶小满有点莫名其妙：“她自己让删的啊。”
梁潮生转头看她。
陶小满今年已经高二，进红叶以后胆子比以前大了不少，说话仍旧轻，却不会每句话都先看别人脸色。她把登记本抱在怀里：“念安姐以前不是还说，录音是人家的。她不愿意公开就不公开。那录像应该也一样吧？”
梁潮生啧了一声：“你现在怎么也会拿她压我？”
“我没压。”
“你连语气都像她。”
陶小满不说话了，嘴角却翘了一下。
梁潮生最后还是没马上动。他先给信上的地址回了一封，说带子收到了，原带不会改，另外复制时可以把指定那一段跳掉。又问了一句：确定从您母亲上台开始全部去掉吗？如果只去其中几句话，也能做。
信寄出去以后，差不多十天才回来。
程淑兰回答得很短。
全部去掉。
下面另起一行：
麻烦了。
这回没什么好问的了。
红叶还没有自己的录像机，梁潮生等到文化宫设备空出来的晚上，把原带带过去。罗师傅正好值班，看见他拿着私人带子进门，先问了一句：“人家同意了？”
梁潮生把信递给他。
罗师傅扫了一眼：“那做呗。”
“您不觉得可惜？”
“可惜什么？”
“她妈那段以后就没了。”
罗师傅抬头看他：“原带不是还在？”
梁潮生一顿。
“她只是不要第二盘里有，又没让你拿剪刀把原带剪了。你操哪门子心。”
“我就问问。”
“你这人修机器的时候挺痛快，碰上人家的事怎么这么磨叽。”
梁潮生不吭声，低头接线。
真正做起来没花多久。前一段结束，按停，新带不录；快到新郎父亲上台时，再从下一段接进去。老机器切换得不算干净，中间留了两秒黑场，罗师傅说可以再做一遍，梁潮生却没急着重来。
他把那两秒黑屏看了很久。
“能不能接得更自然一点？”
“能。拿前面的礼堂全景垫一下。”
第二遍，他们把镜头从新娘母亲上台前切走，接了一段礼堂门口的红双喜，再过去，已经是男方父亲讲话。看起来像当时摄像的人恰好漏拍了几分钟。
程淑兰的母亲没在新带里出现。
原带还原封不动放在桌上。
罗师傅把两盘带并排推给他：“这不就完了。”
梁潮生装进包里：“嗯。”
“你还琢磨什么？”
“没琢磨。”
“脸上都快写满了。”
梁潮生笑了一下：“就是觉得照片以前有人来修，都是嫌少了东西。现在录像有人来找，是嫌多了。”
罗师傅喝了口茶：“这算什么。再干几年，找你删人的都有。”
“人还能删？”
“画面里不好删，整段不要最容易。夫妻离了，亲戚闹翻了，谁跟谁不来往了，都有可能。”罗师傅说完又补一句，“不过人家的带子，人家说了算。你收钱干活，别替别人当家。”
梁潮生听完没反驳。
回红叶以后，他把复制好的带子寄去广州，原带按程淑兰的意思寄回旧巷她父母家。事情本来到这里就结束了。半个月后，红叶却又收到一封广州来的信。
这次只有一页。
录像收到了。谢谢。
下面停了一大块空白，后来大概又觉得应该解释，添了几行。
我知道我妈当年没恶意。她后来也来广州帮我带过孩子，我们关系不差。就是那段话我每次看都难受。结婚那天我本来很高兴，可她一上台，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从家里被交出去了一样。
现在这盘我想留给自己看，所以不想再听了。原来的给我爸妈，他们愿意留什么就留什么。
最后一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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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可以有两盘不一样的录像吧？
梁潮生看到这里，靠在柜台边半天没动。
梁潮平刚从外头回来，手里拎着两根冰棍：“哥，吃不吃？”
“吃。”
他接过一根，撕开包装，冰棍已经有点化了，顺着木棍往手上流。
梁潮平一边吃一边往信上瞄：“她说什么？”
“说录像挺好。”
“那你前几天纠结什么。”
“我什么时候纠结了？”
“你那天晚上回来，饭都吃少一碗。”
“天气热。”
“五月底热什么？”
梁潮生拿冰棍包装纸团砸他。
信没有放进红叶的录音抽屉。
那里面放的是周念安的。
他把程淑兰的信和订单收据订在一起，塞回客人档案袋。做完才想起，这件事周念安大概会感兴趣。
晚上他写信过去，只写了事情经过，没抄程淑兰后来解释的原话。写到最后，他问：
你觉得她删得对吗？
这封信寄出去以后，梁潮生自己先觉得问得有点傻。
对不对又轮不到他们判。
果然，周念安回信第一句就是：
我觉得你最近在文化宫待久了，开始管得有点宽。
梁潮生看到这里，气笑了。
后面才写：
如果她没改原带，只做一盘给自己，我想不出为什么不能删。她又没要求所有人跟她记得一样。
再下面是她学校里的事。期末快到了，宿舍的人开始抢图书馆位置，冯玲为了不赖床，买了只比梁潮生送的更响的闹钟，现在每天早上两只一起叫。学校外头开了家卖磁带的小店，有进口空白带，贵得离谱，她没买。
信的最后，她忽然又把话题绕回来：
不过你以后给我复制那盘红叶磁带，不许删。
梁潮生看了一遍。
又看一遍。
拿笔回：
哪盘？
写完觉得装得太明显。
划掉。
重新写：
你不是说一份就够？
这次顺眼多了。
两周以后，省城寄回来一张明信片。
正面是学校湖边，背面只有一句：
所以我说的是以后。
没有称呼，也没有落款。
邮递员递给梁潮生的时候还问：“这谁寄的？连名字都不写。”
梁潮生看着那行字：“客户。”
邮递员瞥他：“你这客户话越来越少。”
“业务熟了。”
邮递员懒得理他，骑车走了。
梁潮生把明信片带回红叶，没有往客人档案里放。
抽屉打开，那盘一九八九年的磁带还在。
他把明信片塞到磁带盒下面，想了想，又抽出来。
放进了周念安那一摞信里。
到了六月底，周念安放暑假，却没有立刻回来。
她在信里说，系里几个老师组织学生去省城一家国营商场帮忙做暑期盘点，只有十几个名额，她报了名，要晚三周回家。
梁潮生看完以后，回了一句：
那你去。
就三个字。
信寄出去的第二天，他在红叶的新账本上翻到七月，原本空着的一页被他用铅笔写过一行。
周念安，预计月初回。
他看了两秒，拿橡皮擦掉。
改成：
暑期盘点，月底。
写完又觉得更奇怪。
索性整行全擦了。
纸上留下浅浅一道黑印。
梁潮平从旁边经过，只来得及看见最后一点。
“哥，你擦什么？”
“算错账了。”
“哪笔？”
梁潮生把账本一合。
“跟你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