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写法条比沈约预想中慢得多，她以为自己背过的东西写下来不超过一个月，实际上第一条就卡了三天。等她默完了前六卷，摊在条案上的稿纸叠起来有一寸厚，比桂州州衙的残本多了十几条。
多出来的不全是新修订本增补的。有些条文在残本里也有，但措辞不一样。三个月下来她发现了三十多处差异。有的只是一个字的出入。
“应”和“当”、“即”和“乃”、“准”和“依”。这些字在日常里可以通用，但在法典的语境里含义不同。
有的是整段疏议被删减或改写过，比如《贼盗律》里有一条关于窃盗数额的量刑标准，旧版写的是“满五匹者杖八十”，新版改成了“满五匹以上者杖八十”。多了“以上”两个字，量刑的起点就变了。刚好五匹的，旧版要打，新版不打。一个人挨不挨板子，取决于他碰上的县丞手里拿的是哪个版本。
校勘本身就是文本考古，她开始在每条下面把新旧版本的差异标出来，一条条翻着自己写过的纸边。有时候本地用的既不是旧版也不是新版，是书吏们自己抄来抄去抄走样的版本，错别字都传了下来，以讹传讹，变成了“惯例”。
这个发现让她在条案前坐了很久，一部法典从编成到执行，中间经过了多少只手？每一只手抄写的时候改了哪些字？改的时候是无心之失还是有意为之？旧版删掉了什么，新版增加了什么，删和加的背后有没有人拍过桌子？
她以前在法学院读版本学的时候，这些问题是论文里的抽象命题。现在她面前摊着两个版本的同一条法律，抽象变成了具体。具体到一个字、一笔画、一个因为笔误而改变了含义的“撇”。
她把这些校注的结果编成了一份对照表，贴在旧书库靠窗的那面墙上。对照表用三种颜色的墨标注：黑墨是原文，朱墨是差异处，蓝墨是她的注释和按语。
贴了两个月以后墙上已经挂满了纸条，远看像一面旗子，风从窗口灌进来的时候纸条就哗啦啦地响。裴衍有一次进来取文书，站在那面墙前面，他指着其中一条朱墨标注问这个差异有多大。她说这个差异在判案里的区别是杖六十和流三千里，他把手放了下来。
她的手稿在一点一点变厚，默完六卷又添了四卷。每一卷用麻绳捆好，放在隔板上，卷脊朝外，上面标着卷号。隔板从上往下排列：最高一格是槐衙的封存档案，中间几格是手稿，最低一格是那只装着干榕树叶的空墨盒。她每天早上煮茶的时候会看一眼那面隔板。手稿越来越多，空格越来越少。
又一年春天，长安来信了。
信是郑卿写的。用的是官函格式，但封口盖的是他的私印。信上的字写得很小，挤在半页纸上，墨色很淡，像是蘸了淡墨写的，不想让驿站的人轻易看清。他问她：之前放在槐衙架子上的那批关于周谦的存档记录还在不在。
沈约把牛皮纸袋的编号写在回信里，又把第二件证物，周敬的南海关原始文书的清单也附了上去。她没有多问郑卿打算怎么做。他问，说明他在动了。
但她也清楚，这件事不可能立刻递进去。递进去需要时机。需要上面的人换一换，需要周谦身边的保护伞被风吹歪一些，需要大理寺的案头上刚好有空间放下这桩二十年前的旧案。她等了五年，再等一等也没什么。
沈约在回信的空白处多写了一句：如果需要周敬本人到场，他还活着。然后她把信翻过来，在背面画了一张简图。从桂州到铜鼓湾的路线，哪一段走官道，哪一段走山径，哪里需要渡江。每一段的大概路程都标了出来，渡口的名字用小字写在江弯旁边。
她还标了铜鼓湾村口那面石壁的特征，长满苔藓的石壁，旁边有两只破缸。画完她把铜鼓湾三个字圈了一下，多看了一眼，然后折好。
信封好以后她在旧书库里坐了一会儿，天还亮着，她想起周敬坐在门槛上补网的样子。那个老人的手指在抖，但网梭穿过网眼的时候还是稳的。
等了二十年。
她拿起信封摸了摸封口的折痕，确认折得严实了。然后交给驿站的人。
信寄出去之后她接着默写，进度比之前更快了。手已经适应了这个强度，食指和中指上的茧子硬得能碰碎蛋壳。她不再为一个字犹豫一整天了，拿不准的地方先空着，标一个问号，等以后有机会查对再补。
每天三条，偶尔四条。碰到争议大的条文就停下来查残本、做校注，一条能耗一整天，但不会像第一年那样卡住不动了。到了这一年的仲春，她已经默完了十二卷中的十卷。剩下的两卷是《捕亡律》和《断狱律》，法条少，她估计两个月以内能写完。手稿摞在隔板上已经占了五格，每一格都捆得整整齐齐。
她的字在这几年里变得更稳了。她在长安的时候写字快，收笔利索，像刀切的。现在她写得慢了，每一笔都写到位才提起来。横画的起笔处多了一个很小的顿，竖画的末尾收得更圆了。
裴衍说她的字比以前好看了。她说不是好看了，是写得多了。笔在手里磨了几年，手知道笔要去哪里，不用她想了。
阿藤有时候从州学跑过来找她。那个孩子已经认了好几百个字了，最近在学《千字文》。他蹲在旧书库的门口，一边啃苹果一边看她写字。
有一次他问她写的是什么。她说是律法。他问律法是什么。她说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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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规矩，写在纸上的规矩，谁都得守的那种。他想了一会儿说那谁写的规矩。她说很多人。他又想了一会儿说那你也在写规矩吗。她说不是，她只是把别人写的规矩抄一遍。
阿藤啃了一口苹果，说那你为什么要抄。她说因为很多人没见过这些规矩。他点了点头，好像听懂了，又好像没完全懂。他把苹果核扔进引水渠里，跑回州学去了。
有一天深夜她写到《擅兴律》第三条。
她的笔停在了纸面上。笔尖上悬着一滴墨，墨滴越来越大，终于落在纸上，在“擅”字的旁边洇出了一个圆点。她把圆点用指腹擦了擦，指腹上粘了一片墨。
这条她太熟了。当年在长安的时候她亲眼看过这条法律怎么被用来给一个无辜的人定罪。“擅兴”的“兴”原本指的是“调兵”或“征发劳役”，但韦坚当年把它扩大解释成了“一切未经批准的活动”。
空白的纸面在灯光下发着淡黄色的光，她知道这个空白应该写什么，应该写案例，写这条法律在实际中被怎么用的。
但她写不下去，她太记得了。她记得韦坚的面孔，记得大理寺案卷室里那些被翻了无数遍的旧纸页，记得程司直把提灯递给她的那只手，她记得所有的东西。这些记忆太重了，重到她的笔提不动。
沈约抬起头，窗外是桂州的春天。引水渠边那蓬不知名的花又开了。白色的小花，花瓣像指甲片那么大，薄薄的，一碰就皱。
她把灯芯按矮了一点，火焰缩小，照亮的范围只剩条案上的那页稿纸和她自己的两只手。她把稿纸翻过去。背面是空白的，她用最小的字，在纸面的右下角写了一个名字——沈文远。
笔画很小，小到要凑近了才能看见。“远”字最后一捺她写得很长，长到超出了纸边，在桌面上留了一道淡淡的墨痕，和她父亲的写法一样。
写完她把笔搁下来。墨还湿着，她没有吹干，也没有翻回正面。她把灯熄了。黑暗一下子涌进来，旧书库的霉味比白天重，混着灯芯熄灭后的那股焦糊气。
沈约把被子拉到下巴底下，被子潮乎乎的，带着一股洗不掉的霉味，她已经习惯了这个味道。
三年前第一次闻到的时候她皱眉，现在闻不出来了。有些东西就是这样，待久了就变成了背景。但有些东西不会，有些东西你记了多少年就会再记多少年。
她闭上眼睛，手指上的茧子在被子的布面上刮出了一点细微的沙沙声。明天还有三条要写，明天还有很多个明天。
她翻了个身，面朝窗户。窗外的夜色透过木板的缝隙渗进来一丝微光。她看着那个小点，看了一会儿，看着看着眼皮就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