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西的冬天，比哈尔滨还冷。不是那种干巴巴的冷，是那种湿漉漉的、粘在骨头缝里的冷，冷到你想把它吐出来都吐不掉。筒子楼在矿区的边缘，红砖外墙，窗户漏风，楼道里的灯管坏了半年也没人来修。我们分到的是四楼最西边的一间，不到十五平米，朝北，阳光只在夏天的傍晚才能从窗户缝里挤进来一小会儿。屋里只有一张铁架子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个铁炉子，那炉子还是上一户搬走时留下的，烟囱用铁丝缠着，歪歪扭扭地伸到窗外，像一根病恹恹的拐杖。
陈建军报到那天，科室主任看了一眼他的派遣单，又看了一眼他，只说了两个字：“坐吧。”他从抽屉里翻出一件洗得发白的白大褂递过来，袖口磨出了毛边，左胸口别着一支圆珠笔，笔帽上有一圈牙印。“你先跟着王大夫。”他说，“王大夫干了二十年了。别嫌累，别嫌脏，别嫌小。”陈建军接过那件白大褂，比自己的身量大了一号，他套上之后把袖子卷了三道，领口还是有点松。他站在办公室那面裂了缝的镜子前看了一会儿，没说话，转身跟着王大夫去查房了。那天晚上他回来的时候，苏晓梅已经把炉子生着了，屋里暖了一点，但烟囱漏风，呛得她直咳嗽。她蹲在炉子前面用纸板扇火，脸被火光照得通红，鼻尖上挂着一层薄薄的炭灰。听到他推门的声音她也没回头，只是说了一句：“我把咱们的搪瓷缸排好了。你来看看摆得正不正。”
第一个月最难熬。工资还没发，手头紧得几乎揭不开锅。陈建军的裤子膝盖处磨得发亮，他就着台灯缝裤子的线头，手指冻得不听使唤，针差点扎进指腹里。苏晓梅在疾控中心做流调，每天骑车跑好几个社区，零下二十几度的风把脸吹得又红又干，嘴唇裂了好几道口子。筒子楼的公共水房在水管旁边，冬天水龙头经常冻住，要用热水浇半天才能化开。她每天早上六点起来去排队接水，回来的时候手指是紫的，她把手放在炉子上烤半天才能伸直。她蹲在炉子前面，两只手伸过去，掌心冲着火苗，指尖慢慢地弯回去，像是在解一根冻住的绳子。
第二个月，苏晓梅怀孕了。是验孕棒上那两条杠，她就蹲在炉子前面，看了很久，把验孕棒放在窗台上，走到炉子边坐下，把手伸出去烤着。陈建军下班回来，她指了指窗台，陈建军顺着她的目光望过去，看到那根验孕棒，他愣了一下，走过去拿起来看了看，放回去。然后他蹲在她旁边，把手伸到炉子前，和她并排烤着火。两个人蹲在炉子前，谁都没说话。过了很久，她把头靠在他肩膀上，说了一句：“咱们得省着点了。”
可是怎么省呢？她怀孕，需要营养。他工作，需要体力。冬天的煤和柴火要买，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还不够塞满一间十五平米的小屋。陈念出生的时候是冬天，鸡西下了一场大雪。那天晚上苏晓梅疼了一整夜，她咬着嘴唇，攥着他的手，从傍晚攥到天亮。她的手攥得太紧了，指甲掐进他的皮肤里也没松开。孩子出来的那一刻，哭声又尖又亮，整层楼都能听见。护士把孩子裹好递过来，陈建军伸手去接，手在抖，差点没接住。他低头看着那个红彤彤的小肉团，嘴张了张，什么声音也没发出来。苏晓梅躺在产床上，半睁着眼说了一句：“像你。”她说这话的时候嗓子是哑的，嘴角带一点笑，像是用尽了最后的力气才把那两个字推出来。他抱着孩子坐在床边，把那个小肉团放在她旁边，她侧过头看着孩子，伸出手指碰了碰他的脸颊。那根手指还带着产床上的凉意，但在碰上婴儿皮肤的瞬间停了一下。过了几秒，她把手缩回去，重新握住了他的手。
陈念出生后，钱更紧了。奶粉买最便宜的，尿布自己洗，棉衣是苏晓梅把旧毛衣拆了重织的，她坐在炉子旁边织到半夜，炉火映得她眼睛发亮，但针脚越到后面越松。有一天她织着织着停下来，捏着毛衣针像是忘了下一步。陈建军坐在对面补他的白大褂，没问她在想什么，也没催她。她过了一会儿又低下头继续织。他们想给孩子起个名字，陈建军想了很久，翻开一本旧词典，找了又找，翻到“念”字那一页。他说：“就叫念吧。念想的念。”苏晓梅抬起头：“什么念想？”“人活着总得有个念想。”他合上词典说，“他就是咱们的念想。”她没说话，看着摇篮里刚睡着的小肉团，伸手掖了掖被角。
那一年张卫国在山东做手术，忙得脱不开身，但他写信来的时候夹了二十块钱和一包煎饼。煎饼是散装的，用旧报纸裹着，报纸边角还沾着面糊的印子，里面的煎饼已经碎了，但还能吃。周明远从锦州寄了一罐猪油，林文斌从北京寄了一套婴儿服，赵志远寄了一双小袜子，马俊才寄了一箱红糖，他说“给嫂子补身子”，但红糖在运输过程中颠碎了，罐子裂了一道口子，糖撒出来一小半，整个箱子底都是黏的。她用小勺子把碎渣刮干净，收进一个干净罐子里，等泡红糖水喝的时候，她抿了一小口，觉得甜味比预想的淡，像是碎在路上的那些也被她一起喝进去了。李学俭从美国寄来一封信，信里夹着十美元。他说那是他端了半个月盘子攒下的。那十美元我们没换，一直压在枕头底下，后来搬家几次都带着。陈念会走路以后，有一次翻抽屉翻出来，问“这是什么”，陈建军说“是你七叔从美国寄来的钱”。他拿着那张纸钞看了好一会儿，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纸钞的边角上，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等着被发现。
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屋里总是暖的。炉子一直烧着，水壶在炉上咕嘟咕嘟冒着泡，窗户上的霜花每天都结成新的花纹。陈念在摇篮里睡着，脸颊上泛着淡粉色的小绒毛，手指攥成拳头，攥得紧紧的。冬天就这样过去，炉火把那些破旧的家当一件一件暖过来了。衣服的补丁越来越多，但都洗得干净；钱始终不够花，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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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饿过肚子。
有一天晚上，苏晓梅坐在炉子旁边，手里捏着一封信，是马俊才写来的，信纸被撕过一道口，又用透明胶带粘上了。他在信里写他在义乌租了一个小门面，挂上了“俊才诊所”的牌子。陈建军接过信看了很久，把它放在桌上，伸手烤了烤火。他没说话，但他知道，那间诊所跟他们的筒子楼一样，四面透风，什么都要靠自己的手去捂热，才能过冬。窗外有风穿过楼道的缝隙，像是一列正在驶过的火车，从远方开过来，又往远方开去。他坐在炉子前面，把陈念抱起来，让他靠在自己肩膀上，像是要把那趟车也一并接住，靠一会儿。
第二年春天，筒子楼外面的杨树发芽了。陈念学会了走路，扶着墙从床走到门口，又走回来，脚底下趔趄了一下，苏晓梅伸手扶住了他，他的小手还攥着她的拇指，继续往前迈了一步。陈建军下班回来的时候，陈念正扶着门框站在走廊里，看到他，咧嘴笑了。他蹲下来，陈念松开门框，朝他迈了两步，一头撞进他怀里。他抱着那团小小的、温热的身体，侧过头看了一眼窗台。窗台上的搪瓷缸排成了一排，映着外面灰白的天光。
人活着总得有个念想。穷不怕，冷不怕，只要心里装着一个人，炉子里的火就不会灭。那间十五平米的筒子楼，后来住了很多年，每次他蹲下来生火的时候，都会想起那年冬天她蹲在炉子前面，把两只冻紫了的手伸向火苗的样子。那两只手后来给他端了多少碗热粥、多少杯姜汤，他数不清，但他一次也没忘记那个姿势。**
马俊才寄的那箱红糖，在路上碎了大半，但苏晓梅把还能喝的渣都收进了罐子里，喝了一个冬天。她每次泡水的时候都只放一小勺，说“省着点喝”。她在那个冬天也是这么过的——把甜味掰碎了，一点一点咽下去，不让它们一次就没了。**
陈念学会走路那天，墙上的泥灰掉了一小块，没有补，也没有人在意。他迈出那一步的时候，炉子里的火还在烧，搪瓷缸还在窗台上，那句“咱们的念想”也还在。他那一脚踩下去，像是替他们把什么东西踩实了。**
后来陈念上了小学，有一天回来问他：“爸，你跟我妈刚来鸡西的时候住哪儿？”陈建军想了想，说：“住在一间十五平米的屋子里，窗户朝北。”“那你们不冷吗？”“冷。”“那你们怎么熬过来的？”他想了想：“有人陪着，就不冷了。”
那年冬天的炉子早就灭了，筒子楼也拆了，推土机开到那面墙前面的时候，他刚好路过，停下来看了一会儿，又走了。他后来再也没有回去看过那个位置。但他每次路过工地，都会想起那扇朝北的窗户。窗台上的搪瓷缸，那排被他们摆过无数次的搪瓷缸，已经不在那个位置了。但它们替那间屋子站了最后一班岗，不声不响，像它来的时候一样。他也站过。他站得比它们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