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九，林峰请了最后一天假，开车回老家。
不是回老宅，是回母亲住的地方——县城东边的一个小区，三室一厅，电梯房，楼下有个小广场，傍晚的时候全是跳广场舞的大妈和追来追去的小孩。母亲搬来这里已经五年了，爷爷还在世的时候就搬了。那时候老宅太旧了，冬天漏风，夏天漏雨，母亲和姐姐劝了爷爷很久，爷爷才勉强同意搬出来。但爷爷搬出来之后，每个月都要回老宅一次，一个人，坐班车，下车走两公里路，在老宅的院子里坐一个下午，天黑之前再坐班车回来。林峰那时候不理解，觉得爷爷是念旧，舍不得老房子。现在他知道了，爷爷回的不是老宅，是那口井。他每个月都要回去看看那口井，确认它还在那里，确认门兽还在沉睡，确认他争取来的时间没有被浪费。
林峰把车停在小区楼下，从后备箱里拎出几袋年货——水果、坚果、饮料、两瓶白酒、一条烟。母亲不喝酒，烟是给姐夫带的。他按了门铃，母亲开的门，围裙上沾着油，手上全是面粉。“来了？快进来，外面冷。”林峰换了鞋，把年货放在客厅的茶几上。母亲看了一眼那些东西，说：“又花这么多钱。”林峰说：“没花多少。”母亲说：“你每次都这么说。”两个人笑了一下，像一对普通的母子在普通的年前说一些普通的话。
姐姐和姐夫已经在了。姐夫在厨房里帮母亲打下手，姐姐在客厅里陪外甥拼乐高。外甥看见林峰，扔下乐高就冲过来，一头扎进他怀里。“舅舅！舅舅！你看我拼的！”他拉着林峰的手，把他拽到茶几前，指着那个拼了一半的乐高飞船。林峰蹲下来看了看，说：“这是什么？”外甥说：“宇宙飞船！”林峰说：“宇宙飞船怎么没有窗户？”外甥想了想，说：“窗户还没拼。”林峰笑了，帮他找到了那几块带窗户的零件，两个人一起拼完了飞船的驾驶舱。外甥把一个小人塞进驾驶舱，说：“这个是舅舅，这个是妈妈，这个是姥姥，这个是姥爷——不对，姥爷不在。”他说的“姥爷”是爷爷。林峰的手顿了一下，然后继续把小人摆好。
“姥爷在哪里？”外甥问。
林峰看着外甥那双又黑又亮的眼睛，想了几秒钟，说：“姥爷在一个很远的地方。”
“他什么时候回来？”
“他不回来了。他要在那个地方待很久很久。”
外甥歪着头想了想，然后说：“那他会不会冷？会不会饿？会不会想我们？”林峰的眼眶发酸，但他没有让眼泪掉下来。他对外甥说：“他不会冷，不会饿，他会想我们。但我们也会想他。想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就不算真的走了。”外甥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然后又去拼乐高了。
姐姐走过来，在林峰旁边坐下。她没有说话，只是把手放在林峰的手背上，轻轻拍了拍。林峰看了她一眼，她的眼眶是红的，但没有哭。两姐弟就这么坐了一会儿，什么也没说，什么也不需要说。
下午三点多，母亲说要去菜市场买点东西，林峰说他去。母亲说：“你知道买什么吗？”林峰说：“你写个单子。”母亲写了一张单子，芹菜、蒜苗、豆腐、鱼、鸡翅、几样调料。林峰拿了单子，下楼，开车去了菜市场。
腊月二十九的菜市场人山人海，每一个摊位前都挤满了人。林峰挤到卖鱼的摊位前，指了一条草鱼，摊主捞起来，摔晕，刮鳞，剖肚，清理内脏，装袋，递给他，一气呵成。他又买了芹菜、蒜苗、豆腐、鸡翅和几样调料，拎着大包小包挤出菜市场。站在菜市场门口，他忽然停住了。
菜市场对面是一条老街，街的尽头，是通往老宅的那条路。
他站在那里，手里拎着年货，看着那条路。路上有很多车，很多人，很多声音。卖糖葫芦的，卖气球的，卖春联的，卖鞭炮的。一个小孩骑在爸爸的肩膀上，手里举着一个红色的气球，气球在风里摇来摇去。林峰看着那个气球，想起了那口井。不是悲伤，不是怀念，而是一种遥远的、平静的、像想起一个很久以前的梦一样的感觉。
他转身上了车，开回了家。
晚饭是母亲做的，红烧鱼、蒜苗炒肉、芹菜香干、豆腐汤、一盘卤鸡翅。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姐夫开了那瓶白酒，给林峰倒了一杯，给自己倒了一杯。母亲不喝酒，倒了杯果汁。姐姐也不喝，倒了杯白开水。外甥坐在儿童椅上，面前摆着一碗米饭和几块鸡翅，啃得满脸是油。
“来，碰一个。”姐夫举起酒杯。
大家碰了杯，喝了各自的饮料，开始吃饭。林峰夹了一块鱼，鱼肉鲜嫩，汤汁浓郁，是母亲的味道。他吃了很多，吃了两碗米饭，喝了一碗汤，啃了五块鸡翅。外甥啃了三块，啃不动了，把剩下的一块放在林峰碗里，说：“舅舅吃。”林峰吃了，骨头吐在桌上，堆成一小堆。
吃完饭，外甥拉着林峰去阳台看烟花。对面有人家在放烟花，不是那种大型的、升到天上炸开的烟花，而是一种小的、拿在手里挥舞的烟花棒，金色的火花在黑暗中划出一道道光弧。外甥趴在阳台栏杆上，看得入了迷，嘴里发出“哇——哇——”的声音。林峰站在他旁边，看着那些烟花棒，想起了爷爷说过的一句话：“烟花好看，是因为它知道自己很快就会灭。要是它永远不灭，你就不觉得好看了。”
他不知道爷爷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说的这句话。也许是在某个除夕夜，也许是在某个平常的晚上，也许这句话根本不是爷爷说的，而是他自己记错了，把某本书上看到的一句话安在了爷爷身上。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句话在他脑子里，在这个除夕夜，在这个阳台上，在外甥“哇——哇——”的惊叹声中，自己浮了上来。
烟花好看，是因为它知道自己很快就会灭。那口井呢？那口井也在灭。它灭了之后，会不会有人觉得它好看？会不会有人记得它？他不知道。但他记得。他记得那口井的每一个细节，每一块青砖，每一条刻痕，每一片苔藓。他记得井底的黑暗，记得门兽的试探，记得那句“不”字在自己喉咙里震动时的感觉。他记得这些不是因为它们好看，而是因为它们是他的一部分，就像他手上的皮肤、眼睛里的颜色、骨头里的钙质一样，是他之所以成为他的原因。
外甥看完了烟花，困了，被姐姐抱去洗澡睡觉。林峰回到客厅，姐夫在陪母亲看春晚，电视里的相声演员在说一个不好笑的笑话，母亲和姐夫却笑得很开心。林峰在沙发上坐下来，也跟着笑了一下，虽然他没听清那个笑话的内容。
十点多，母亲去睡了。姐夫也去睡了。姐姐从外甥的房间出来，说：“他睡着了。”林峰说：“我走了。”姐姐说：“这么晚了，住下吧。”林峰说：“不了，明天还要来。”姐姐没有勉强，给他拿了一件厚外套，说：“路上慢点。”林峰穿上外套，拿了车钥匙，出了门。
楼下，空气清冷，天上有几颗星星，不亮，像快没电的灯泡。他发动车子，驶出了小区。他没有直接回城，而是拐上了通往老宅的路。不是因为他要去那口井，而是因为他想走一走那条路。在除夕夜，在一年中的最后一个晚上，走一走那条他走过无数遍的路。
路两边的村庄亮着灯，每一盏灯下面都有一家人，在吃年夜饭，在看春晚，在打牌，在聊天。偶尔有鞭炮声从远处传来，噼里啪啦的，像一阵骤雨。他把车窗摇下来一点，让冷风吹进来，吹在脸上，凉丝丝的。
他开了四十分钟，到了村口。老宅在月光下安静地立着，像一个睡着的老人。他下了车，走进村子。村里很安静，大多数人都在家里过年，路上没有人，只有路灯发出昏黄的光。他走到老宅门口，院门关着，但没有锁。他推开门，走进去。
院子里没有雪了，雪已经化了大半，只在水缸的阴影里还残留着几块脏兮兮的冰。他走过院子，没有进正厅，直接去了后院。后院的野草枯了大半，踩上去咔嚓咔嚓地响。他走到老槐树下，井还在那里，井口没有雪，没有雾，没有光。只是一口井，一口普通的、古老的、沉默的井。
他在井沿上坐下来，掏出一根烟，点上。烟头的红光在黑暗中一亮一灭，像一个微弱的信号，向某个不知名的方向发送着某种不知名的信息。他抽完那根烟，把烟头在井沿上碾灭，站起来，转身离开。
他走到村口，坐进车里，发动引擎。仪表盘上的时间显示着十一点四十分。还有二十分钟，这一年就要结束了。他挂上挡，驶上了回城的路。公路两边是黑黢黢的田野，远处的村庄偶尔闪过几盏灯，像萤火虫一样微弱而短暂。他开了一个多小时，进入了城区。街上的车很少，偶尔有一辆出租车驶过，车顶上亮着“空车”的绿灯。他在一个路口等红灯，旁边没有车，前后左右都没有车。整个城市像睡着了一样，只有红绿灯在一丝不苟地变换着颜色。
红灯变绿。他踩下油门，穿过路口，开回了出租屋楼下。他停好车，拔掉钥匙，下了车。他抬头看了一眼天空，没有星星，没有月亮，只有一层灰蒙蒙的云。但云层的缝隙里，漏出了一小片深蓝色的、干净的天空，像一只半闭的眼睛。
他上了楼，进了屋，没有开灯，直接走到窗边。城市的夜景在除夕夜显得格外安静，灯火比平时少了一些，很多人回了老家，很多窗户是黑的。但那些亮着的窗户里，有人在守岁，有人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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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有人在电话里说着“新年快乐”。他站在窗前，把手伸进口袋，摸到了那截指骨。它的温度和他的体温一模一样，分不清哪一部分是它的，哪一部分是他的。
手机震了一下。一条短信，发件人是一串零。
“新年快乐。”
他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然后他打了四个字：“新年快乐。”发送。消息显示已送达，没有已读回执。他不知道那头会不会有人看到这四个字，也不知道如果没人看到，这四个字去了哪里。也许它们去了井底，也许它们去了门兽消失后留下的那个空洞里，也许它们哪儿也没去，只是在某个不知道什么地方的空间里飘着，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
他把手机放在窗台上，洗了澡，换了睡衣，躺到床上。新的一年还有几分钟就要来了。他闭上眼睛，听着窗外的声音——远处有鞭炮声，零星的，稀落的，像一个人在做梦时含混的呓语。那些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经过无数墙壁、窗户和街道的过滤，变得模糊而柔软，像一层薄薄的绒布，盖在城市的上空。
他的意识开始模糊，像一幅被水浸湿的画，线条在晕开，颜色在混合，形状在消失。他沉入了一片温暖的、黑暗的、没有任何东西的水域。他在那片水域中下沉，很慢，很慢，像一颗尘埃落在静水中。
他没有梦到井。
他梦到了一片很大的、阳光很好的草坪。草坪上有一棵大树，树很大，树冠像一把撑开的绿伞。树下坐着一个人，那个人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头发花白，背微微驼着，低着头，在看一本很厚的书。林峰走过去，在那个人旁边坐下来。那个人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笑了。是爷爷。不是年轻的爷爷，不是病床上的爷爷，而是一个他从未见过的爷爷——既不年轻也不苍老，既不健康也不病弱，只是一个老人，一个普通的、坐在树下看书的老人的样子。
“你来了。”爷爷说。
“嗯。”林峰说。
爷爷合上书，放在膝盖上，仰头看着头顶的树冠。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他脸上，落在他白色的衬衫上，落在他放在膝盖上的手上。
“那口井死了。”林峰说。
爷爷点了点头。“我知道。”
“你早就知道？”
“我猜到了。”爷爷说，“但我不能确定。我剜掉眼睛之后，就看不到井底的情况了。我只能等。等你告诉我。”
林峰沉默了一会儿。他有很多问题想问爷爷——为什么要用他的血做标记？为什么要把拖进这个诅咒？为什么不在他还小的时候就告诉他真相？但他一个都没有问。因为他知道答案。答案就在爷爷的眼睛里——那双此刻睁着的、健康的、完整的、看得见一切的眼睛里。答案就是：爷爷爱他。用一种笨拙的、残忍的、充满了错误的方式爱他。
“我不怪你。”林峰说。
爷爷看着他，那双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烁，不是泪水，而是一种更亮的光，像阳光照在水面上反射出来的那种光。
“我知道。”爷爷说。
他们坐在那棵大树下，坐了很久。阳光慢慢地移动，从东边移到西边，树影从西边移到东边。远处的草坪上有孩子在放风筝，风筝飞得很高，高到几乎看不见了。爷爷说：“你看那个风筝。”林峰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只能看见一个小小的、白色的点，在蓝天里像一颗静止的星星。
“线还在吗？”林峰问。
“还在。”爷爷说，“但不用扯。它想飞多高就飞多高。线只是让你知道，它还在。”
林峰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新年的第一天，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钻进来，在床单上画出一条细细的金线。他躺了一会儿，看着那条金线慢慢地变宽、变亮。他拿起手机，早上八点十二分。有很多条未读消息——母亲发的“新年快乐”，姐姐发的“新年快乐”，同事发的“新年快乐”，还有几条群发的、一看就是复制粘贴的祝福语。他一条一条地回复，每一个都打了四个字：“新年快乐。”
他坐起来，穿上拖鞋，去卫生间洗漱。镜子里的人看起来和昨天一样，又和昨天不一样。不是外表变了，而是他看自己的方式变了。他不再用“被设计出来的工具”的眼光看自己，也不再试图用“自由的独立个体”的眼光看自己。他只是在看自己。没有任何标签，没有任何定义，没有任何预设。他是林峰。一个二十八岁的年轻人，一个儿子，一个弟弟，一个舅舅，一个曾经走进井底、说了一句“不”字、然后走出来的人。这些身份不是标签，它们是他。他是由这些身份组成的，一个都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