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峰用了整整一个星期，才学会如何在两个世界之间生活。
这一个星期里，他白天在城市的出租屋里处理工作邮件、回客户的电话、改项目的方案；晚上坐上末班公交车回到老宅，在午夜到来之前走到井边，坐在井沿上等那只“眼睛”睁开，然后说出那个字。每一天的流程几乎一模一样，像一个被精确编程的循环：闹钟响，起床，刷牙，出门，上班，下班，回家，换衣服，赶末班车，走村路，坐井沿，说“不”，再走回来，赶第一班车回城，重新开始。
唯一的变化是那只手心里的印记。它在白天几乎看不见，只有当他用力握拳或把手泡在冰水里的时候，才会浮现出一个极淡极淡的银白色轮廓。但到了傍晚六点——距离午夜还有六个小时的时候——它开始变深，从银白到浅灰，从浅灰到暗红。晚上九点之后，它已经完全变成了深红色，像一块快要燃尽的炭，边缘偶尔会闪过一道微弱的光。午夜时分，它达到最亮，红得像刚从心脏里泵出来的血。午夜过去之后，它开始褪色，到凌晨三点左右，又回到了那种几乎看不见的银白色。
他在第五天的时候发现了这个规律，并开始习惯它的存在。习惯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它能让最荒诞的事情变得理所当然，能让最痛苦的经历变成日常的琐碎。林峰在第五天晚上坐在井沿上等午夜的时候，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像第一天那样紧张了。他的手不抖了，心跳平稳了，他甚至有余裕在门兽试探他的时候去想明天的工作安排。不是因为他变强了，而是因为他的痛觉在麻木。就像陈伯说的——你以为你变强了，其实是你的皮肤在死去。
但他没有别的选择。他只能让自己麻木，因为如果不麻木，每一次午夜都是一次酷刑，他撑不过第一周。
第十天的时候，他收到了一封公司的邮件。项目延期了，客户要换方案，他需要在接下来的两周内重新做一版方案出来。这意味着加班。他看了一眼日历，计算了一下时间——如果加班到晚上九点，他赶不上最后一班回镇上的公交车；如果打车回去，单程两百块，一个月下来就是六千块，他的工资只有八千。他算了很久，最后给姐姐打了个电话。
“姐，你那辆旧车还开吗？”
“不怎么开了。怎么了？”
“借我开一段时间。”
姐姐没有问他为什么突然要车。她只是说：“钥匙在妈那儿，你去拿。”
林峰请了半天假，坐了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回到老家，从母亲那里拿了车钥匙。车是姐姐结婚时姐夫家买的，一辆开了七八年的白色两厢车，车身有几道刮痕，后视镜上还挂着姐姐求的平安符。他发动引擎，油表显示只剩一格油。他在镇上的加油站加了两百块钱的油，然后开着这辆车回到了城市。
从那天开始，他的生活有了车。他不再需要赶末班公交车了。他可以在公司加班到晚上九点甚至十点，然后开车回老宅。从公司到老宅大约七十公里，不堵车的话一个小时十分钟。他会在十一点多到达，在井边坐一会儿，等午夜，说“不”，然后开车回城。回到出租屋通常是凌晨一点多，睡六个小时，早上七点多起来，开车去公司。一天睡六个小时，勉强够用。他告诉自己：有人每天通勤四个小时也是这样过的，他只是多了一个午夜必须去的地方。
第二十天的时候，他瘦了八斤。不是刻意减肥，而是没有时间好好吃饭。早餐是便利店的三明治和咖啡，午餐是公司楼下的快餐，晚餐通常是在开车的时候解决的——一只手握方向盘，一只手拿汉堡，眼睛看着前方的路，脑子里想着门兽和项目方案。他的黑眼圈越来越重，同事们开始注意到他的变化。项目经理在茶水间拦住他，问：“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脸色很差。”林峰笑着说：“没事，就是睡得晚。”项目经理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年轻人注意身体。”然后走了。
林峰站在茶水间里，手里端着一杯速溶咖啡，看着窗户玻璃上自己的倒影。那个倒影确实不像他了。眼眶深陷，颧骨突出，嘴唇发白，整个人像一个被榨干了水分的植物。他喝了那杯咖啡，回到工位，继续改方案。
第三十天。他撑过了一个月。
这一天是农历十五，月亮很圆。他坐在井沿上，距离午夜还有二十分钟，手心里的印记已经变成了深红色，但他不再盯着它看了。他抬头看着天上的月亮，想起小时候爷爷教他认月亮上的阴影。“那是吴刚在砍桂花树，”爷爷指着月亮说，“你看，他砍了一刀，树又长回去，砍了一刀，又长回去。他永远砍不倒那棵树。”林峰当时问：“他为什么不换一把更快的斧头？”爷爷笑了，说：“不是斧头的问题。是他不能让树倒。树倒了，他就没事做了。一个没事做的人，比一个永远砍树的人更可怜。”
他现在理解了。他就像吴刚。每一天午夜，他说“不”，门兽退回去；第二天午夜，门兽又回来，他再说“不”。永远重复，永远没有终点。如果他有一天不说了，门兽就会出来，他的亲人就会死。所以他永远不能停下。就像吴刚永远不能砍倒那棵树。
手机震动了。他拿起来一看，是一条短信，发件人是一串零。
“一个月了。习惯了吗？”
是爷爷。或者说，是那个用爷爷的号码给他发短信的东西。他已经整整一个月没有收到这个号码的任何消息了。他以为它不会再出现了。但现在它来了，像一个远方的亲戚，在一个普通的日子里忽然发来一句问候。
林峰看着那行字，想了很久，打了四个字：“差不多吧。”发送。消息显示已送达，但没有已读回执。他不知道那头的人——或者说那个东西——会不会回复。他把手机揣回口袋，继续等午夜。
三分钟后，手机又震了。
“习惯不是好事。习惯会让你忘记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你忘了，你就垮了。”
林峰盯着这行字，忽然感到一阵烦躁。他想说：那你告诉我，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为了保护亲人？我已经知道了。为了终结诅咒？我已经在做。你还想让我怎样？但他没有把这些话打出来。他知道，如果他打了，回复他的不会是安慰，不会是指引，而是一句更让人烦躁的话。爷爷——或者说那个用爷爷身份说话的东西——从来不会给他想要的答案。它只会在他最不需要问题的时候给他问题，在他最不需要提醒的时候给他提醒。
“我没忘。”他打了这三个字，发了出去。
这一次，那头沉默了。午夜到了。
月光消失了，井口变成了一只睁开的眼睛，门兽的试探如期而至。那个缺口又来了，那个试图改写他记忆的力量又一次推开了他的意识之门。但这一次，他没有感到眩晕，没有感到恐惧，甚至没有感到疼痛。他只是站在那里，平静地、像完成一件例行公事一样，说出了那个字。
“不。”
门兽退去。月光重新涌回来。整个过程不到三秒钟。他看了一眼手机，那条“我没忘”的消息还停留在屏幕上，没有被回复。他把手机收起来，转身往回走。
走到老槐树下的时候，他看见一个人影。不是陈伯——那个人影比陈伯高得多，也年轻得多。月光下，那个人穿着一件深色的夹克，双手插在口袋里，靠在树干上，像一个人等朋友下班时的姿势。林峰走近了几步，手电的光照在那个人脸上，他的呼吸停了一拍。
那是王叔。
不是他在病床上见过的那个萎缩的、灰败的、像一张揉皱的纸一样的王叔，而是一个站着的、清醒的、眼神清亮的王叔。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了至少二十岁，脸上的皱纹少了很多，头发也不是全白的，而是花白的，鬓角有几缕黑色。他的眼睛——那双在井口发出过绿光的眼睛——此刻是正常的黑色，瞳孔不大不小，眼白干净，像一双健康的、属于活人的眼睛。
“你看起来不像是中过风的。”林峰说。
王叔笑了一下。那是一个很短促的笑，嘴角只牵动了一下就收了回去，像一个人太久没有笑过，已经不习惯使用那些肌肉了。“我没有中过风，”他说，“从来没有。我只是在扮演一个中风的人。演了三十年。”
林峰靠在另一棵树上，和他隔了大约三米的距离。他点了一根烟，没有递给王叔。王叔也没有要。两个人就这么沉默地站在月光下，像两个刚吵完架又不知道该怎么和好的朋友。
“你是怎么好的？”林峰终于问。
“你关了门。”王叔说，“门关了，井对我的控制就断了。不是完全断了，是断了一大半。我现在能走路，能说话，能做我自己。但每天晚上，到了午夜，我还是能感觉到它在叫我。不是用声音，是用一种……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吗？”
林峰点了点头。他知道。每一天的午夜，那个印记变红的时候，他能感觉到门兽的意识在触碰他。不是语言，不是画面，而是一种更原始的、类似于“饥饿”的感觉——不是他的饥饿，是他感知到的门兽的饥饿。门兽在饿，它想吞噬，它需要吞噬。而林峰的“不”就像一块石头扔进它的胃里，让它暂时感觉不到饿。但第二天，饥饿会重新回来。
“我熬了三十年，”王叔说，声音很低，“三十年，躺在那里，不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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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说，不能让人发现我还活着。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吗？你不是躺在床上的，你是躺在棺材里的。活棺材。每一天，每一夜，每一分，每一秒。天花板上有二十七块裂缝，我数了三十年，每一块裂缝的长宽高我都记得。窗户在东南方向，每天下午三点十七分，阳光会从窗帘的缝隙里射进来，照在床尾的第三个栏杆上。冬天照不到，因为太阳角度变了。春天又照到了。我靠这个来判断季节。”
他的声音很平，没有愤怒，没有悲伤，像一个人在做一份客观的陈述。但林峰听出了那种平静下面的东西。那不是释然，不是原谅，而是一种被压榨了三十年之后剩下的渣滓——没有任何情绪，因为所有的情绪都已经被消耗光了。
“你恨他吗？”林峰问。这个“他”是爷爷。
王叔沉默了很久。久到林峰的烟抽完了，又点了一根。
“我不知道，”王叔说，“有时候恨。有时候不恨。有时候觉得恨他太累了，懒得恨了。有时候又觉得自己应该恨他，不恨他就对不起这三十年。但大部分时候，我只是觉得累。很累。累到没有力气去恨任何人。”
他转过身，看着林峰。月光落在他脸上，照出一种不属于他这个年纪的、孩子气的迷茫。像一个小学生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怎么回家。
“你爷爷告诉我，只要我撑到你来了，撑到你把门关了，我就自由了。”王叔说，“他骗了我。我没有自由。我只是从活棺材换到了大棺材。世界还是那个世界，但我不是以前的我了。我出来之后，去找了我老婆。她改嫁了，儿子不认我，说我是骗子，说我抛弃了他们。我女儿倒是认我了，但她看我的眼神不对，像看一个死人。你知道那种眼神吗？她看我的时候，不是在看她爸爸，是在看一个和她爸爸长得一模一样的陌生人。”
林峰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没有资格安慰王叔。他连自己都安慰不了。
王叔走了。没有说再见，没有回头，沿着那条被野草淹没的小路，走进了夜色里。林峰看着他消失的方向，站了很久。他想起爷爷说过的一句话——不是用那个号码发来的短信，而是很久以前，在某个他记不清的下午，爷爷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突然说了一句：“活着比死难多了。”他当时以为爷爷在说村里的某个老人。现在他知道，爷爷在说自己。活着，每天午夜说一个“不”字，看着自己的手心里那个印记一天比一天深，感受着自己的生命力一天比一天薄。活着，比死了难多了。
他回到出租屋的时候，已经凌晨两点多了。他没有开灯，摸黑脱了鞋，倒在沙发上。沙发很小，他的腿伸不直，但他已经累到不在乎这些了。他把那截指骨从口袋里掏出来，握在手里，闭上眼睛。温热的触感从掌心传来，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握着他的手。
他睡着之前，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爷爷在那三十年里，每天午夜是不是也坐在井沿上，说出那个“不”字？是不是也像他一样，疲惫、孤独、麻木，只有一截指骨给他一点虚假的温暖？是不是也在无数个夜晚问过自己同样的问题：我能撑多久？
他没有得到答案。他睡着了。
第四十五天。公司的事情告一段落，新方案通过了，客户满意了，项目经理请他吃了一顿饭。饭局上大家喝了点酒，同事们的脸在酒精的作用下变得红扑扑的，说话的声音大了好几倍。有人提议去KTV，林峰说他晚上有事，先走了。他走出饭店，站在马路边，夜风吹过来，吹散了他身上残留的烟酒味。他看了看手表，八点半。距离午夜还有三个半小时。他从城东开到城西，从公司楼下开回老宅，时间刚好够。
他发动车子，驶上了通往郊区的路。车窗摇下来一半，夜风灌进来，吹得他太阳穴发疼。收音机里放着一首老歌，女声温柔而遥远，唱着关于爱情和离别的陈词滥调。他跟着哼了几句，发现自己跑调了，笑了一下，关掉了收音机。
车灯照亮前方的路，路两边的树木像卫兵一样一排排地向后退。他开了快两个小时，终于看到了老宅的轮廓。月光下的青砖灰瓦像一个安静的老人，坐在那里，等着他回来。
他把车停在村口，走进老宅。院门还是虚掩着，他推门进去，院子里的杂草又长高了一些。正厅的门关着，他没有开。自从林守一的身体在那把椅子上彻底风化成一堆灰白色的粉末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打开过正厅的门。他知道里面只有一把空椅子了。但他不想去看。不想看那把椅子上没有任何人，不想确认林守一真的已经不在了。因为确认了，就意味着他要独自面对接下来的一切，没有任何前辈在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