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十月，一声惊雷炸响在中国大地上空——“□□”垮台了！这消息像长了翅膀，飞进千家万户，也飞进了西贝家那扇终于不再提心吊胆的窗户。弄堂里、厂子里，人们脸上的表情像冻土开化，有了点活泛气，说话声也大了些，带着一种劫后余生的、小心翼翼的兴奋。西贝站在厂门口，看着墙上那些被雨水冲刷得字迹模糊的旧标语正被工人们嘻嘻哈哈地撕掉，换上了庆祝胜利的红纸，心里没什么波澜，只是觉得，哦，又换了一茬。但空气里那股紧绷的、让人透不过气的压力，确确实实，松动了。
家里的变化，是实实在在的。父亲西林，因为“历史清楚”、“有专业背景”（早年学过机械），加上运动后期表现“经受住了考验”，被提拔到了市电力局担任副局长（后来转了正）。母亲孙兰，也从妇联调出，去了规模更大的国营机械厂担任党委副书记。“喔唷，西局长！孙书记！” 弄堂里的老邻居碰见了，打招呼的调门都不一样了，带着点小心翼翼的巴结。来家里走动的人更多了，带的礼物也从苹果点心，变成了纯白酒、牡丹烟，谈话的内容也变成了“电网建设”、“企业整顿”、“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家里那间小小的客厅，时常烟雾缭绕，高谈阔论。西贝有时在里屋听着，觉得那些话虚飘飘的，像烟一样，还没她图纸上一条实线来得实在。
但表面的风光底下，那个窟窿，依然像个吃不饱的巨兽，蹲在西贝家的暗影里。父亲西林官复原职又升迁，补发的工资加上新工资，“外快” 也多了，收入可观。
然而，这道“背景色”所支撑的，远不止永嘉路这个家。山东老家的来信，像候鸟一样，总在父母工资到手后不久，便准时抵达。信纸是那种粗糙的黄草纸，字迹深深浅浅，诉说着老家亲戚们的种种不易。
西贝曾无意中瞥见过一次。信是西林在山东的一个堂弟写来的，开头永远是“大哥如晤，见字如面”，语气恭敬而愁苦。上一次，是“三叔的老寒腿，今年犯得厉害，开春下不了地，想凑钱去县医院瞧瞧，看能不能做个手术”；上上一次，是“老宅的西厢房雨漏得不成样了，檩子都朽了，眼看要塌，一家人挤在堂屋不是个法子”；这一次，是“你大侄子在矿上出了点事，砸伤了腰，矿上虽管治，但家里没了顶梁柱，弟媳拖着三个娃，眼看就要开春，种子化肥钱还没着落……”
信的最后，总会小心翼翼地缀上一个数字。有时是“三百”，有时是“五百”。在那个西贝月工资三十七块五、一斤猪肉不到一块钱的年代，这不啻为一笔巨款。它们轻易地吸干了父母补发工资所带来的一切宽裕，让永嘉路的灶披间，依旧飘着清汤寡水的味道。
之前母亲孙兰对着这些信，随着每一次汇款单的寄出，就阴沉一分。关起门来的争吵，
“最后一次？侬这句话讲过多少趟了？” 孙兰的上海话都急出来了，“西林，阿拉现在肚皮是塞饱了，可西春眼瞅要讨媳妇，样样要用钞票！西贝也大了，我们欠她的……侬心里没数啊？还有外头那些债，侬补发的工资填进去多少了？” 她的指甲无意识地抠着沙发扶手。
“我知道！” 西林猛地打断她，声音提高，带着被戳中痛处的烦躁，“可那是我爹娘！是我兄弟！我能看着不管？西春是我儿子，我能亏了他？西贝……她懂事，在厂里也做得好，以后……总有她的出路。” 最后的理由，说得有些气虚。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仿佛那辛辣的液体能浇灭心底的愧疚和现实的困窘。西贝在厨房默默洗碗，水声哗哗，掩盖了客厅大部分的对话，但那些关键词——“老家”、“欠债”、“西春”、“亏欠”——还是丝丝缕缕钻进来，在她心里结上一层更厚的冰霜。懂事？是啊，伊一直老“懂事的”。所以，那个窟窿，永远也填不满，因为“懂事”的人，总是被排在需要“管”的人后面。
而现在则总是沉默。她会仔细地把信纸叠好，收进五斗橱最底层的一个铁皮盒子里，那里已经躺了厚厚一沓。她不再像早年那样激烈反对，只是咳嗽会变得频繁，脸色在灯下显得更黄。而父亲西林，对着那些信，沉默的时间越来越长，酒喝得更多（现在喝的是正经白酒了）会在晚饭后，坐在朝北小屋的窗边，对着那封信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烟雾笼着他花白的头发，像一座沉默的、正在被风化侵蚀的石像。最终，他总会叹一口极长、极深的气，然后起身，拿出那个专门用来汇款的小布包。
弟弟西春，成了这场家庭资源倾斜中，最顺理成章的受益者，尽管他自己可能并未深刻意识到其中的代价。他从青浦机械厂调回市区后，在父亲旧部关照下，进了区工业局坐办公室，工作清闲，但年轻人总想“做点成绩”。他脑子活络，也肯跑腿，可那个年代，想做点出格的事难如登天，几次“改革”小尝试都碰了软钉子，有些心灰意冷。西林虽然身居局长之位，但骨子里军人那股“靠自己”的硬气还在，尤其对儿子，他更不愿落下“以权谋私”的口实，对西春工作上的事，从不出面打招呼，只是告诫他“脚踏实地”、“多学习”。
转机出现在母亲孙兰身上。多年革命行军的劳顿，加上解放后高强度的工作和□□期间的精神折磨，她的身体终于拉响了警报。高血压、心脏病，几次晕倒在办公室。医生严令必须休息。孙兰挣扎过，但身体实在撑不住，最后只能听从组织安排，从机械厂党委书记的岗位上，提前病退。
她这一退，就空出了一个“名额”——那个年代，父母退休，子女可以“顶替”进入父母原单位工作，这是政策允许的、非常重要的就业渠道。西林和孙兰几乎没怎么商量，这个名额，理所当然地、毫无悬念地落在了独子西春头上。他是儿子，是西家的根，是父母未来的依靠。至于西贝？她是女儿，早晚要嫁人。更何况，她已经在纺织厂有了正式工作，虽然辛苦，但稳定。在父母，尤其是深受传统观念影响的西林看来，这安排天经地义，甚至是对西贝“已有出路”的一种“公平”——毕竟，他没让女儿下岗，不是吗？
西春就这样，顺理成章地顶替母亲，进入了电力局下属的一个效益很好的机电设备公司，坐进了明亮的办公室，工作比在工业局时更“实惠”、更有“前途”。他觉得自己运气不错，一切都是那么水到渠成，“得来全不费工夫”。他穿着新做的的确良衬衫，骑着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上下班，意气风发。他从未想过，也永远不会知道，多年以前，那个寒冷的冬天，他的姐姐西贝，曾如何怀揣着滚烫的参军申请表，站在征兵点外，又被父亲如何冰冷地撕碎希望。那个改变命运的名额，从来就不属于她，从他作为男孩降生在这个家的那一刻起，就早已内定。西贝看着弟弟春风得意的样子，心里连苦涩都淡了，只剩下一种近乎认命的漠然。看，这就是规矩。
另一面，西贝在自己的轨道上，沉默地、却异常扎实地前行着。纺织厂的日子依旧，但时代在变，厂里也要“抓生产”、“搞革新”。西贝在缝纫、裁剪岗位上都干得出色，尤其是她那双被王师傅和赵师傅磨练出来的、稳准狠的手，和对布料特性的熟悉，引起了厂技术科一位老工程师的注意。一次，厂里要试制一批出口的工艺帽，样品复杂，许多老师傅都挠头。老工程师拿着图纸来到车间，西贝正在裁剪一批难度很高的呢料。她看了一会儿图纸，又摸了摸样品，低声对老师傅说：“这里收省的位置不对，应该再进去半公分，不然戴起来翘；这里刺绣的底衬太硬，换阿拉处理过的软衬，图案才服帖。”
老工程师眼睛一亮。后来，他干脆把西贝借调到了技术科帮忙。西贝从没系统地学过设计，但她有惊人的观察力、空间想象力和对工艺落地的直觉。虽然她看语数外的书看不进去，但她喜欢跟着工程师学看图纸，学用鸭嘴笔和圆规在硫酸纸上描画那些优雅的弧线和精确的尺寸。很快，她就能独立完成一些简单劳保服、工作帽的图纸绘制，甚至能对款式提出实用的修改意见。工作从体力劳动，转向了更多的脑力劳动，环境干净了，也安静了许多。她珍惜这个机会，更加废寝忘食地扑在图纸上，描画的线条越来越流畅精准。
年轻的西贝，在不知不觉中，绽放出一种与厂里多数女工不同的气质。她不像有些姑娘那样爱说爱笑、打扮时髦，她总是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梳着最简单的马尾，素面朝天。但常年劳作锻炼出的挺拔身姿，专注时微蹙的眉心和沉静的眼神，以及那种沉浸在技术世界里的疏离感，混合成一种独特的、带着些许冷硬又令人好奇的魅力。厂里不少年轻技术员、甚至科室干部，都悄悄注意到了这个不太合群却能力出众的姑娘。
下班铃声一响，西贝收拾好图纸工具，拎着那个旧帆布包，目不斜视地走出技术科。厂区林荫道上，时常能看到三两个毛头小伙，或推着自行车，或故意放慢脚步，跟在她身后十几米远的地方，互相挤眉弄眼，低声说笑，目光像探照灯似的在她背影上扫来扫去。
“诶，看，就是伊，技术科新来的西贝，画图老结棍（厉害）！”
“生得是登样，就是面孔板板的，不爱睬人。”
“听说伊拉爷是电力局局长？真呃假呃？”
“管伊真呃假呃，反正派头蛮足呃……”
这些窃窃私语和那些黏着的目光，让西贝不胜其烦。有时，她会突然停住脚步，毫无预兆地、猛地转过身，那双黑白分明、没什么温度的眼睛，直直地射向那几个尾随者。小伙们通常被她这猝不及防的“回马枪”和眼神里的冷光吓得一个激灵，瞬间噤声，慌忙移开视线，或假装看天，或低头猛蹬自行车窜走，留下几声尴尬的咳嗽。西贝看着他们仓皇的背影，嘴角几不可察地撇一下，转过身，继续走自己的路。更多的时候，她选择彻底无视，仿佛那些目光和议论只是拂过耳边的风，她的世界里，只有前方回家的路，和脑海里未完成的图纸线条。谈恋爱？成家？这些事离她太遥远了，远得像另一个世界的事。家里一堆烦心事，肩上生活的担子，手里谋生的技艺，这些才是她需要牢牢抓住的、实实在在的东西。男人？靠伐牢。这是她从父母身上，从周遭无数家庭里，看得太多得出的结论。
西贝的价值，似乎正一点点从“西局长的女儿”、“那个难追的姑娘”，向“手巧肯干的技术苗子”悄然转变。
她个人的职业航道，在时代的春水中，也悄然拐了一个大弯。 1976年初，因为她有技术科描图的经验，又显示出难得的细心和条理，被上级的服装公司借调，参与在南京路周边举办的大型商品展览会的陈列布置工作。这完全是一个新世界。灯光、橱窗、模特、色彩搭配、面对外宾的礼仪……与她熟悉的车间和图纸迥然不同。她像一块干涸的海绵，拼命吸收一切新知识，从慌乱到从容，竟也把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她的踏实和悟性，很快赢得了公司领导的赞赏。展览任务结束后，公司领导有意将她正式调入，甚至暗示总公司那边也需要她这样既懂一线生产、又有了上层布置经验的“可造之材”。
这无疑是一个诱人的跃升机会。上海，南京路，总公司……这些词意味着更广阔的舞台、更体面的身份、也许还有更轻松的将来。西贝心动吗？有一点。但她更记得，是厂里的王师傅、赵师傅把她从缝纫机前带到裁剪台，又推到技术科；是厂领导在她家庭最困难时，给了她这份稳定的工作。“忘本”两个字，像两枚生锈的钉子，扎在她心里。同时，厂里也传来明确消息：不放人。领导找她谈话，语气恳切：“西贝，你是厂里培养出来的好苗子，这里更需要你。眼光要放长远，厂子不会亏待踏实肯干的人。”
几夜无眠。西贝最终选择了放弃总公司的机会，回到了熟悉的厂区。她的理由简单到有些固执：“我的根在这里，我的手艺是在这里学出来的。飘太高，我怕脚下不稳。” 这个决定，让厂领导对她更加信任和看重。
果然，回来不久，一纸新的调令让她彻底懵了——厂领导决定让她接任即将退休的老厂医，去市里一家著名的中西医结合三甲医院，进行为期两年的脱产进修。
“我？学医？” 西贝拿着调令，觉得整个世界都荒诞了，“我连自己发烧该吃哪种药片都搞不清！”
消息传回家，母亲孙兰也愕然，转头对西林半开玩笑地说：“老西，你说这算怎么回事？桦桦那种细心稳当的性子学医还差不多，西贝这风风火火、宁折不弯的脾气，去拿针头？别把病人吓着。” 这话不巧被西贝听见。父母那种根深蒂固的、认为她“不如二妹适合”的潜意识判断，像一根细刺，扎进了她心里最敏感的地方。
忧虑和烦躁很快被一种更强烈的情绪取代——不服输的傲气。 “你们都觉得我不行？我偏要做出个样子给你们看看！” 这念头一旦燃起，就变成了熊熊烈火。她收起所有的畏难情绪，一头扎进了完全陌生的医学世界。
进修的日子，是另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西医的内、外、妇、儿，厚厚的教材像砖头；中医的阴阳五行、经络穴位，尤其是针灸课，那些需要死记硬背的歌诀和精确到分毫的取穴，让她这个“一看书就头疼”的人吃尽苦头。最可怕的是解剖课，福尔马林的气味，沉默的标本，以及一次深夜迷路误入地下陈尸馆的恐怖经历，成了她很长时间的梦魇。但她骨子里的“要强”发挥了作用。她成了全班最刻苦的学生之一，熄灯后还在走廊灯下背书，在自己身上比划穴位练习针刺（先用笔点），虚心向每一位带教老师请教。她的认真和惊人的毅力，甚至引起了医院领导董主任的注意，进修期满前，医院领导单独找西贝委婉表达了希望她留下的意向。
这又是一次十字路口。留在三甲医院，前途无疑更加光明、稳定、受人尊敬。但西贝再次陷入了矛盾。
西贝听着，心里不是没有过瞬间的动摇。大医院的平台、更多的学习机会、更广阔的前景……这些词像遥远世界的光，晃了一下她的眼。董主任是真心实意地栽培她。但光很快就被更沉厚、更现实的雾吞没了。
那雾是永嘉路家里永远算不清的、令人疲惫的账目；是她对“陌生”与“不确定”根深蒂固的警惕。留在市医院肯定是好的，可那里的人事关系想必更复杂，考核更严格，竞争也更激烈。她一个半路出家的“赤脚医生”，要付出多少倍的努力，才能在那里站稳脚跟？而眼下，她是厂里的“自己人”，从领导到工友，都知根知底，这份安稳，对她，是何等重要。厂里等着她回去组建医务室，这份信任沉甸甸的；她对自己是否真的能胜任医院高强度、高要求的工作心存疑虑，怕给看好她的领导“丢脸”；更重要的是，那份对“老娘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再次占了上风。“厂里需要我，我才学的医。学成了，自然该回去。” 这个逻辑在她心里简单而牢固。
她想起在急诊科轮转时，看到那些正式医生为了一个进修名额、一篇论文署名，背后种种复杂的眉眼官司。那不是她熟悉和擅长的世界。她的战场在车间里沾满油污的伤口旁，在病历卡上工整清晰的记录里。这里的一切，虽然辛苦，虽然局限，但每一步都踩在实地上。她像一株在墙缝里长起来的草，习惯了砖石的挤压和有限的光照，骤然移植到广阔但竞争激烈的花园，她不确定自己能否活得更好。
于是，那点动摇很快沉淀下去，变成更为坚硬的决心。她对着院领导，诚恳地、甚至带着点执拗的笨拙，说出了自己的选择：“董主任，我晓得您是为我好。但我……我还是想回厂里。厂里需要人，我也……我也习惯了。到外面去，我……我心里没底。” 她没好意思说，是“怕”，怕那个更广阔的世界里未知的风浪，会打翻她这艘本就超载、航行得小心翼翼的小船。
董主任看着她，半晌，叹了口气，拍了拍她的肩膀：“你呀……也是个实心眼的。也好，厂里确实少不了你这样踏实肯干的。回去吧，好好干。”
于是，她婉拒了医院的挽留，带着一箱医学书籍和一张“进修合格”的证书，回到了厂里，走进了那个小小的、即将属于她的医务室。白大褂穿上身的那一刻，她看着镜子里那个眼神沉静、眉宇间却依旧带着一丝倔强的自己，感到一种奇异的陌生与踏实。她从挡车工、缝纫工、裁剪工、描图员、展览陈列者，最终成为了厂医“西大夫”。这条路迂回曲折，出人意料，却又每一步都踩着她自己的选择、汗水和不认命的傲气。但是不忘初心的决定真的选对了吗？
而弟弟西春的感情生活，则像一出“有劲道”又狗血的滑稽戏，在这个逐渐“解冻”的年代里，上演得淋漓尽致。
西春进了机电公司，相貌堂堂，家庭条件又好，自然成了长辈们眼中绝佳的乘龙快婿人选。父母的老朋友、电力系统的老同事顾家，有个女儿叫顾婉，刚从师范毕业，在中学当老师。两家知根知底，门当户对。在双方父母有意无意的撮合下，两个年轻人见了面。顾婉人如其名，温婉秀丽，知书达理，和西春很有共同语言。两人看电影、逛公园，感情迅速升温，很快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双方父母乐见其成，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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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开始商量婚期、准备“三十六条腿”（家具）了。“哦哟，西春，讨着顾老师，侬真是好福气！” 邻居阿姨见了都要夸一句。
可偏偏，半路杀出个程咬金。顾婉有个从小一起长大的闺蜜，叫尹雅，在医院当医生，家里条件也不算摊扳（差），但与顾家比较还是略逊一筹。尹雅性格“煞辣”（泼辣），敢爱敢恨，早就对西春有意思，只是苦于没有机会接触。一次顾婉带西春参加她们小姐妹的聚会，尹雅一见西春，那颗心就“噼里啪啦”烧成了原上草。她可不像顾婉那样“文绉绉”，主动找西春搭话，约他看电影（被西春以有约为由拒了），甚至直接找到西春单位楼下等伊。西春起初是躲着，明确表示自己已有对象。但尹雅的攻势大胆火热，送他亲手织的围巾，在他加班时送夜宵，眼泪汪汪地说“不求名分，只想对侬好”，那种混合着崇拜、依赖和不顾一切的炽热，让年轻且有些虚荣的西春，内心开始动摇。一边是父母认可、“适意”（适宜）的顾婉，一边是让他感受到强烈“劲道”和被需要感的尹雅，他像个蹩脚的舵手，在两条航道间左右摇摆。
纸终究包不住火。尹雅听说两家已经在商量婚期，彻底急了。一天傍晚，她冲到西春家楼下，不管不顾地大喊西春的名字，“西春！西春侬下来！” 引得左邻右舍纷纷探头，“喔唷，啥体啦？寻相骂啊？” 西春吓得赶紧下楼把她拉到僻静处。尹雅泪流满面，死死抓着他的胳膊：“西春，侬不能讨伊！侬讨伊，我就从侬厂办公楼顶跳下去！我讲到做到！” 她眼神里的疯狂和决绝，把西春吓坏了，也惊动了楼上的西林和孙兰。
这下，事情彻底“搞大”了。顾婉也终于知道了尹雅的“撬边”，以及他们两人之间的暧昧。这个温婉的姑娘，在巨大的震惊和羞辱面前，表现出了惊人的冷静和尊严。她没有哭闹，没有找尹雅“打相打”，而是单独把西春约了出来，平静地看着他，问：“西春，侬老实告诉我，对尹雅，侬到底有没有感情？对我，侬又是啥打算？”
西春“支支吾吾”，眼神闪烁，既舍不得顾婉的家世和“适意”，又放不下尹雅带来的刺激和“深爱”，还想维持自己“无辜”、“被迫”的形象。顾婉看着他这副样子，心里彻底明白了，也凉透了。她站起身，最后看了西春一眼，那眼神里有失望，有鄙夷，更多的是一种解脱：“西春，阿拉到此为止。婚约取消。以后，各自珍重吧。” 说完，转身离开，背影挺直，没有回头。
顾婉的“清爽”退出，让尹雅欣喜若狂，也让她更加“名正言顺”地缠住了西春。西春在尹雅“以死相逼”的深情和既成事实面前，“半推半就”，和尹雅正式交往起来。消息传开，两家长辈气得差点“厥过去”。顾家觉得丢了大人，与西家彻底断了往来。西林和孙兰，尤其是孙兰，简直恨铁不成钢。西林关起门来对西春吼：“侬个小赤佬！顾婉多少好的姑娘！知根知底！那个尹雅，就算是做医生的却整天描眉画眼的！侬想气煞我是不是？！” 孙兰则捶胸顿足：“我的老面孔都拨侬塌光了！以后在单位里哪能见人？侬哪能就介勿争气啊！”
可西春梗着脖子：“我跟尹雅是真心相爱！顾婉是伊自家放弃的！现在啥年代了，还讲门当户对？我的事我自己做主！” 他沉浸在“战胜”家庭安排、“追求真爱”的自我感动中，浑然不觉自己处理感情的懦弱、自私和糊涂，给两个家庭带来了多大的风波和伤痛，也为自己未来的生活，埋下了一颗不安定的种子。
西贝冷眼旁观着这场“闹猛”（热闹）的闹剧。她对弟弟的选择不予置评，只是觉得荒唐。看到父母为此气得“唉声叹气”，她心里甚至掠过一丝极其淡薄的、近乎残酷的念头：看，你们精心培养、寄予厚望的儿子，也就这样。而她，这个一直不被看重的女儿，至少靠着自己，“扎扎实实”站在地上，没有给家里添一丝乱，还默默地，用自己的方式，扛起了这个家的一部分。她依旧每天上班，画图，下班，经过厂区时，对那些或明或暗的目光回以更冷的眼神。额头的川字纹，似乎淡了一点点，但眼底的沉静和疏离，却更深了。时代的春水看似东流，载着希望和喧嚣，但她的小船，依然在自己的河道里，沉默地、警惕地、向着唯有自己能看见的彼岸，缓缓前行。家里的窟窿，弟弟的闹剧，父母的叹息，都像是岸边的风景，掠过，留下倒影，却不再能轻易扰动她的桨。
与此同时，远在北大荒和大兴安岭的两个妹妹，也在时代变革的浪潮中，书写着各自不同的人生篇章。
二妹西桦，那个在上海时总是脸色苍白、身体文弱的姑娘，在大兴安岭凛冽的风雪和繁重的劳动中，竟被淬炼出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坚韧与光彩。林区的阳光和风雪，给她原本苍白的脸颊镀上了一层健康的红晕，身体更健康了，眼神也更加清亮坚定。她没有放下书本，在易德的陪伴和鼓励下，两人常常在煤油灯下一起复习功课，讨论文章，知识的微光在寒冷的冬夜里显得格外珍贵。因为字写得好，文章通顺，还会拉手风琴，她很快被选拔进了林场宣传队（后转为部队文工团）。在舞台上，她不再是那个怯生生的小姑娘，而是能落落大方地报幕、朗诵、甚至参与编导小节目的文艺骨干。她的认真和才华得到了领导的赏识，逐渐开始承担一些更重要的工作，比如编写宣传材料、组织小型演出。她与易德的感情，也在共同的学习、工作和相濡以沫中日益深厚。两人在信中向父母透露了关系，并委婉地表示，下次回上海探亲，希望能带易德一同回来，让二老见见。西桦在信里详细描述了易德的家世（父母也是南下的军人干部）、为人以及他们共同的理想。这封信让孙兰和西林在经历了小女儿的叛逆后，感到了一丝难得的宽慰。孙兰摩挲着信纸，对西林说：“桦桦这孩子，从小就有主意，也懂事。这个易德，听起来倒是门当户对，两个孩子能互相鼓励着上进，是好事。” 西林也难得地点了点头。易德的父母对西桦这个未来儿媳也十分满意，两家大人虽然还未谋面，但在书信往来中已有了默契。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像春雷般震动了全国，也点燃了无数像西桦和易德这样的知青心中的希望。他们看到了改变命运、用知识报国的可能。备考的日子异常艰苦，白天要完成本职工作，只能利用一切休息时间复习。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他们围着火炉，呵着冻僵的手，一遍遍演算习题，背诵课文。西贝在家里收到妹妹寄来的、字里行间充满拼搏劲头的信，仿佛也能感受到那股从北国荒原上升腾而起的热望。功夫不负有心人，放榜之日，喜讯传来：西桦考取了北京广播学院的播音专业，而易德则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系。两个年轻人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彼此扶持，终于携手跃过了龙门，即将奔赴首都，开启崭新的人生旅程。西贝想象着妹妹在更广阔的天地里翱翔的样子，心里既为她高兴，也有一丝淡淡的、说不清的怅惘。
相比之下，三妹西敏（小妹）的选择，则在这个逐渐“解冻”但余威犹存的时代，再次给家庭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她与韩杰在北大荒相依为命，感情早已牢不可破。探亲回上海时，她向父母正式摊牌，坚持要和韩杰结婚。孙兰和西林一听韩杰的“小业主”家庭成分，顿时如临大敌。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历史污点”不仅可能影响本人的前途，更可能像无形的锁链，牵连到配偶的家庭，尤其是西林、孙兰这样刚刚恢复职务的干部家庭，在政治审查、职务晋升等方面都可能受到负面影响。孙兰苦口婆心，甚至以死相逼，西林也大发雷霆，坚决反对。
然而，西敏的倔强远超父母的想象。她见沟通无效，竟然再次故技重施，偷走了家里的户口本，和韩杰悄悄去民政局登记结婚了！当她把鲜红的结婚证拍在父母面前时，孙兰眼前一黑，当场气得晕倒，被送进了医院。醒来后，她看着这个从小宠到大的小女儿，只觉得心如刀绞，又恨其不争。“你这个冤家！你是要气死我啊！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有可能会害了你爸，害了你姐姐弟弟们，甚至可能害了你自己一辈子！” 孙兰捶着病床，泪流满面。西林则铁青着脸，一连几天不和西敏说话，这个家的气氛降到了冰点。西敏虽然也愧疚让母亲病倒，但在她的爱情和“家庭出身”的枷锁之间，她毅然选择了前者，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勇气，和韩杰回到了东北，开始经营他们不被祝福却甘苦与共的小家。西贝看着这场家庭风暴，对妹妹的勇气感到震惊，也对父母那种深入骨髓的、对“成分”和“牵连”的恐惧，有了更深刻而悲哀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