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国跟着王旭回了殡仪馆。他站在院子里，抬头看着那栋灰扑扑的大楼，看着三楼值班室的窗户。窗台上挂满了纸鹤，风一吹，翅膀轻轻扇动。
“你就住这儿？”他问。
“嗯。”
“不怕？”
“怕什么？”
陈建国没回答。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左手。戴着黑手套的手垂在身侧，一动不动的，像假肢。
上楼。值班室。妈妈看到陈建国，愣了一下。大伯正在看电视，扭头看了他一眼。林生靠在墙角，眯着眼睛，上下打量他。陈建国站在门口，没进来。
“进来吧。”王旭说。
他走进来，站在桌前，不知道坐哪儿。大伯拉过一把椅子，他坐下来，把手放在膝盖上，低着头，像做错事的小孩。
王旭把笔记本翻开，找到“拆解”那一页。林远写得很详细。怎么拆，用什么工具，先拆哪一部分，后拆哪一部分。拆完之后伤口怎么处理，用什么药，怎么防感染。一页一页，密密麻麻，像一本手术手册。
“你的手是什么时候缝上去的？”
“2000年。”陈建国说，“二十多年了。”
“排异反应严重吗？”
“刚开始很严重。肿，疼，发黑。后来吃药控制住了。再后来慢慢就不疼了。没知觉了。”
“药呢？”
“断了。仓库被封了，买不到了。”
王旭想了想。“如果拆了，你的手就没了。”
“我知道。”
“你不怕？”
“怕。”陈建国抬起头，“但留着更怕。留着它，我就永远欠先生的。他死了，我也欠他。”
王旭看着他的眼睛。眼睛里有红血丝，眼袋很深，但眼神不躲闪。
“明天拆。”王旭说。
“你会拆？”
“林生会。他以前是医生。”
林生睁开眼。他看着陈建国，又看了看王旭。他没说话。
晚上，王旭把拆解的步骤抄在一张纸上。工具：手术刀、止血钳、缝针、缝线。药：麻药、抗生素、消炎药。大伯从社区医院找了一个认识的医生，借了一套工具，又开了一些药。医生问干嘛用，大伯说给狗做手术。医生看了看他，没再问。
第二天上午，值班室被清空了。桌子和椅子搬到走廊，长椅搬到墙角。窗户打开，通风。林生穿上白大褂——大伯从医院借的，有点大，袖子长了一截。他用皮筋把袖口扎紧，戴上手套，戴上口罩。手术刀在灯光下反着光。
陈建国坐在椅子上，把左手放在桌上。
“不用麻药。”他说。
“会很疼。”
“这只手没知觉。不疼。”
林生看了看王旭。王旭点了点头。林生用刀片割开手腕处的缝线。黑线断了，皮肤裂开一道口子。没有血。那只手和手臂之间，只有一根骨头连着。林生用钳子夹住骨头，轻轻一拉。骨头脱开了。
陈建国哼了一声。不是疼，是那种——突然少了点什么东西的感觉。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腕。手腕处有一个窟窿，黑黑的，能看到里面的骨头。
“缝上。”王旭说。
林生缝伤口。一针一针，很慢，手很稳。缝完了，用纱布包好。那只拆下来的左手放在托盘里，手指蜷着，像一只死掉的蜘蛛。
陈建国看着那只手，看了很久。
“不疼。”他说。
“以后也不会疼了。”王旭说。
陈建国站起来，把右手插进口袋。他看了看那只拆下来的手，又看了看王旭。
“谢谢。”
“不用谢。”
他走了。走到门口，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他的手腕上缠着白纱布，很干净，没有血。
“其他人，能找到吗？”
“能。”
“找到了，能帮他们拆吗？”
“能。”
他走了。脚步声在走廊里越来越远，最后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