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四年二月。河南道丈量队下去半个月后，张文恭的第二封信到了。
信使是午时到的。骑着一匹灰马，马背上驮着的竹筒比上次轻——上次竹筒里塞了厚厚一沓清单，这次只有薄薄几页纸。竹筒用皮绳捆着，筒身上沾着汴州的黄土，土被马蹄扬起的尘土盖了一层，灰白色盖在土黄色上，像霜盖在泥地上。
房玄龄接过竹筒，剥开封蜡。蜡是火漆的，深红色，封口处盖着张文恭的私印。他用拇指指甲沿着蜡封边缘划了一圈，蜡皮裂开，露出里面的木塞。拔出木塞，从竹筒里倒出信纸。
信封比上次薄，捏在手里轻飘飘的，像里面只装了一页纸。他拆开封口，抽出信纸。信纸只有三页，张文恭的字，比上个月又工整了一些，笔画收得更紧了。
张文恭在信里写，丈量队遇到了比河东更复杂的反弹。
河东王家是关门硬扛。河南大户不关门。丈量队到了村口，大户的管事站在门口迎接。穿着青布袍子，袖口挽起来，露出里面白色的里衬。脸上带着笑，笑得恰到好处——不太热络，也不太冷淡。
手里捧着田籍册子，册子是绸面子的，边角磨得发亮，里面每一页都写得工工整整。管事把册子捧到丈量队面前，说请量。
丈量队接过册子翻开。册子上的地是分散的。东边二十亩，西边十五亩，南边三十亩，北边又二十亩。每一块地之间都隔着别人的田——张家的田，李家的田，王家的田。没有两块地是连在一起的。丈量队问管事，这些地都是你家的？管事说，册子上写着的，请量。
丈量队开始量。第一块地在村东，靠着一片桑林。皮尺拉开，从东头量到西头，从南头量到北头。量完了，记在纸上。第二块地在村西，隔着一条水渠。水渠是冬天修的，渠帮上还留着铁锹挖过的痕迹，土是新的，深褐色，和旁边的老土颜色不一样。
丈量队收了皮尺，扛着木桩和绳子，从村东走到村西，走了小半个时辰。到了村西，找到第二块地，继续量。量完了，第三块地在村南，又要穿过整个村子。
村子不大，但从村东到村西，从村南到村北，来来回回地走，时间全花在了路上。丈量队一天走了几十里路，真正拉皮尺的时间不到一半。量了三天，一个大户的地都没量完。
管事的站在村口看着。不催，不拦，不说话。丈量队来了，他笑脸相迎。丈量队走了，他笑脸相送。丈量队扛着皮尺翻山越岭去量下一块地的时候，他就站在村口的大槐树底下，两只手拢在袖子里，背微微驼着，看着丈量队走远。等丈量队走远了，看不见了，他转身回去，把村口的栅栏门关上。栅栏门是竹子编的，轻飘飘的，关上的时候几乎不出声。
第二天丈量队又来了。管事还是那张笑脸，还是那句请量。丈量队继续量。量到第十天，这个大商户的地还剩两块没量完。丈量队的队长坐在田埂上，把皮尺卷起来又拉开，卷起来又拉开。皮尺的边角磨出了毛刺，尺面上的刻度有些模糊了——不是磨的，是拉得太多次，尺面被手汗浸湿了又晒干，晒干了又浸湿，反复了十几天，刻度被汗渍洇得模糊了。
这样的情况不只发生在一个县。西片的洛阳、偃师、巩县，中片的郑州、许州、陈州，东片的汴州、宋州、亳州——三路丈量队报上来的情况都差不多。大户不硬顶，不关门，不挡路，就是拖。拖到丈量队自己累垮了，拖到限期过了，拖到朝廷等不起了，自然就撤了。
房玄龄把信从头看到尾。看到第三页时，手指在“地契上的名字是分散的”这一行上停了一下。他把这一页抽出来，放在桌角。然后把信递给任东。
任东接过去，一页一页翻。翻到张文恭写管事站在村口的那一段时，手指在纸面上划了一下，指腹擦过“笑脸相迎”四个字。翻完了，把信放在桌上。
“大户在拖。”
他的声音不高，语速不快。
“拖到丈量队自己放弃。丈量队不是常驻的——关中的书吏调到河南，是有期限的。三个月量不完，他们就要回关中。等他们回了关中，丈量就停了。停了之后，大户藏的地就还是他的。”
杜如晦从外面走进来。他刚去了户部库房，袍子上又沾了一层灰。他把灰拍了拍，灰扬起来，在窗口透进来的阳光里飘了一会儿，慢慢落下去。
“拖，是因为拖的成本太低。丈量队在村里耗一天，大户管一顿饭——一碗粟米粥，一碟腌萝卜。一天的成本就是一碗粥一碟萝卜。拖一个月，也就三十碗粥三十碟萝卜。拖得起。”他站在桌边，把张文恭的信拿起来又看了一遍。“但丈量队的成本高。一百多个人，从关中调到河南，每天的工钱、口粮、马料，加起来不是小数。拖一天，朝廷就多花一天的钱。拖到限期到了，朝廷花的钱白花了，地还没量完。”
房玄龄把河南道的地图重新铺开。西片、中片、东片，三片同时推。每片派了五十个书吏，加上河南本地的丈量队员，每片有上百人。上百人耗在一个县，十几天量不完一个大户的地，不是人不够，是法子不对。他把地图上的东片圈出来——东片最难清，大户最多，地最分散。如果东片的大户用软钉子拖，西片和中片的大户也会学。拖到后来，整个河南道的丈量都会慢下来。
魏徵一直在旁边听着。杜如晦说“拖的成本太低”时，他把手里的笔放下了。笔搁在砚台上，笔尖上的墨还没干，在砚台边缘蹭出一道浅浅的黑印。他铺开纸。纸是藤纸，裁成窄条，边角整整齐齐。提起笔，笔尖蘸饱了墨，在砚台上舔了舔。
“拖，就怕连坐。”
他在纸上写了一行字，字不大，笔画很用力，每一个字都像是刻出来的。“《邻里连坐令》——大户田产分散者，相邻田块户主须在大户自报单上画押作证。若后来查出大户隐匿，画押者连坐。”
写完了，把笔搁下。笔尖在纸面上拖了一下，留下一个小小的墨点。
“大户的地分散，但每一块地都有相邻的田块。东边二十亩，东边是谁的地？西边十五亩，西边是谁的地？每一块地的邻居都是活人。邻居知道这块地是谁的——种了几十年地，谁家的地在哪，心里门清。现在要做的，是让邻居画押。画了押，就要担责。不是大户自己报，是邻居替他报。邻居不敢替他瞒，因为查出来，邻居一起罚。”
房玄龄把他的纸条拿起来。看了一遍。
“邻居不肯画怎么办。”
“不肯画，就说明这块地有问题。有问题，丈量队重点查。不用追着大户满山跑，先追着不肯画押的邻居问——这块地到底是谁的。邻居不敢画押，无非两种原因。一种是地不是大户的，地契上的名字是假的，邻居知道真名，不敢替假的画。一种是地是大户的，但亩数不对，地契上写二十亩，实际是四十亩，邻居知道实数，不敢替假的亩数画。不管哪种，问出来了，地就查清楚了。”
房玄龄把这一条记在心里。他铺开纸，把魏徵拟的《邻里连坐令》抄了一遍。抄到“画押者连坐”时，笔尖顿了一下，墨洇出一个小小的圆点。抄完了，在末尾加了一行字：“画押须亲笔签名。不会写字的，按手印。手印与签名同等效力。”
令文是当天发出去的。信使骑着快马从长安西门出去，马蹄踏在官道上，扬起一路尘土。令文送到河南时，是二月末。
令文贴出去之后，效果比预想的快。
西片最先见效。西片的大户数量少，田籍相对清楚，大户藏地的规模也比东片小。令文贴到村口第三天，就有人来找丈量队了。不是大户，是大户的邻居。一个老农，背驼着，走路的时候头往前倾，步子碎碎的，手里拿着一张纸，纸上是大户的自报单。自报单上的数字，和大户自己报的不一样。大户自己报的是三十亩，老农说实际是五十亩。丈量队问老农怎么知道。老农说我家的地就在他家地旁边，种了二十年地，他家的地多大我心里有数。丈量队把老农的话记下来，当天就去量。量出来的数字是五十二亩。
中片紧跟着有了反应。中片的大户数量比西片多，藏地的规模也大。令文贴出去之后，有大户的邻居来找丈量队，不是举报，是问一个问题：画了押，将来查出大户瞒报，连坐连到什么程度。丈量队把令文念给他听——瞒一罚三，画押者连坐，同罚。老农听完，蹲在田埂上想了很久。站起来，说了一句：那我不画。丈量队问谁让你画的。老农说大户的管事。丈量队说你不画，让他自己来找我。老农走了。第二天，大户的管事自己来了，把自报单上的数字从四十亩改成了七十亩。
东片最慢，但也开始松动了。东片的大户数量最多，藏的规模最大，反抗也最隐晦。但《邻里连坐令》一到，隐晦的反抗也撑不住了。因为大户的地再分散，总有邻居。每一块地都有四个方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至少有四户邻居。四户邻居里，只要有一户不肯画押，这块地就有问题。大户可以把地契上的名字改成假的，可以把田籍上的四至改得模糊，但他改不了邻居的嘴。
三个月后，河南道丈量完成。
张文恭把汇总册子寄回长安时，已经是五月末。册子厚厚一沓，纸面泛黄，边角被翻得卷了起来。册子上每一户的名字、自报亩数、丈量亩数、差额，写得清清楚楚。每一页末尾都有丈量队员的签名和手印。签名是墨写的，手印是朱砂按的，墨迹和朱砂叠在一起。
他把河南道查出隐匿田产的数字写在册子最后一页。数字底下画了两道杠，两道杠下面写着日期——贞观四年五月廿八。
房玄龄收到册子是六月初。他把册子从头翻到尾，手指在最后一页的数字上停住了。河南道查出隐匿田产的数量，比关中、河东加起来还多。他把这个数字抄在一张纸条上，压在砚台底下。砚台是石头的，压上去，纸条只露出一小截边角。
他把汇总册子呈给李世民。偏殿里，李世民刚批完早朝的奏疏。他把册子接过去，从头到尾翻了一遍。翻到最后一页时，手指在那个数字上停了一下。然后从笔山上取下朱笔。
屏风上已经有七个字了。渭水，蝗，旱，三百州，分路推进，根，地。“地”字的墨迹最新，在烛火里湿漉漉地亮着。朱砂的颜色从鲜红慢慢变深，从深红变成暗红，和其他字一样，融进了木纹里。
他把手从笔山上收回来。坐回案前，继续批奏疏。殿外的风把槐树枝丫吹得晃来晃去。枝丫光秃秃的，还没有发芽的迹象。但枝丫末梢鼓起了小小的苞，灰褐色里透出一点点青。不仔细看，看不出来。风一吹，枝丫晃一下，花苞也晃一下。风停了，花苞还安安静静地鼓着，鼓在枝头，等着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