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前三天，林颖恩值完最后一个夜班。
交班记录写得整整齐齐，每个病人的术后注意事项都用红笔标了出来。
她把白大褂叠好放进衣柜，关上柜门，然后在柜门前站了片刻。
然后转身走出更衣室。
护士站里，小周把大家凑钱买的临别礼物塞进她手里。
都不是什么贵重东西——一本全科室签名的笔记本；一支德国进口的钢笔，老赵掏了大头，说这笔比医院发的强一万倍，写字不洇墨，做手术记录的时候不会把“胆总管”写成“胆总营”。
林颖恩把钢笔别在白大褂口袋上试了试重量，又取下来放回盒子里。
小陈站在旁边，嘴唇动了半天才挤出一句：“林主任，我以后每份病历都检查好几遍再交。”
林颖恩看着他这副紧张兮兮的样子，想起他第一次在手术台上拉钩拉偏了被她敲手背，当时他吓得差点把拉钩掉进腹腔里。
现在已经能独立完成一台腹腔镜胆囊切除了。
她从他手里抽出一本病历夹翻了翻，红笔习惯性地在某个药量旁边画了个圈——然后合上还给他。
“行。我回来检查。到时候你这本病历要是再让我圈出药量问题，你就在全科晨会上朗读自己的错误。”
小周眼睛红了，嘴上还硬撑着说：“您到了雅典要给我们写信啊——不能光写‘到了，一切安好’，至少得写满两页纸。您上次去天津开会就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就八个字，我们等了半个月等到八个字。”
“上次是上次。这次保证写满一页。”林颖恩替她把歪了的护士帽正了正，“肯定会写。你们别趁我不在就偷懒，小陈的病历我回来要一本一本翻。小罗的缝针手法我走之前检查过，基本过关，但针距还是不均匀——你每天用猪皮练二十遍，一年后我回来验收。老赵你少喝点茶，咖啡因摄入过量对心血管不好，你自己是麻醉师你比谁都清楚。”
老赵从人群后面探出头来，说：“林主任你这都走了还惦记着病历，你这个人是不是除了手术刀什么都不想。”
林颖恩把桃酥拆开分给大家。
她掰了一块塞进嘴里，嚼了两下，含含糊糊地说：“谁说的，我还惦记着食堂的红烧带鱼。你们谁要是吃到了，替我多吃两口。”
所有人都在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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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母把客厅变成了打包车间。
两只棕色牛皮箱敞着口搁在地毯上，旁边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
她蹲在箱子前面，从那一堆东西里拿起一包苏打饼干往里塞。
林父在旁边站了好一阵子，看着妻子把东西一样一样塞进箱子。
他从地上那堆东西里拿起一双加厚的羊毛袜：“地中海那地方不下雪，冬天的气温跟北平的秋天差不多，你给她带这么厚的棉袜她穿不上。你上回给她寄到海德堡的棉裤她一次都没穿过，后来回国的时候塞在箱子底，压得全是褶子。”
“那就留着她冬天回北平穿，反正总要回来的。棉裤那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德国的暖气烧得比北平还足，谁知道他们的学生宿舍有中央供暖。希腊那边是地中海气候，冬天湿冷，跟海德堡不一样——我问过你那个在使馆工作的老同学了。”
林父知道再说下去也没用，继续看妻子往箱子里塞东西。
他没有妻子那么会收拾行李。
他送的东西只有一件——一本他手抄的通讯录，深棕色牛皮纸封面，里面用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地写着中国驻希腊使馆的电话、几个在巴黎和海德堡的老朋友的联系方式、以及中国同学会驻伦敦和巴黎的联络处地址。
“爸，这通讯录您自己做的？”
“嗯。花了几个下午。你到了那边要是遇到什么事，打这些电话。使馆那边的人是我以前的同事，提我的名字就行。”
“您这是把我当外交官了。”
“那可不。”林父把通讯录放在箱子的最上层，“吃饭别将就，食堂不好吃就出去吃，别省这个钱。”
“好。我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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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那天，北平的天空难得地蓝得透亮。
机场跑道上的风很大，吹得候机楼外的旗帜猎猎作响。
林父站在候机厅的玻璃窗前，双手背在身后。
他和妻子并肩站着。
林母一直在跟女儿交代各种事情。
“到了以后先去使馆登记，别不当回事，护照丢了没人能帮你补。住的地方要是潮湿就买台除湿机，别省这个钱，你那个过敏性鼻炎一到潮湿环境就犯。每两周给家里写封信，不用太长，报个平安就行，太长了耽误你时间——但也不能太短，跟那边的同事好好相处，别整天除了手术就是手术，周末也出去走走，看看那些古希腊的石头——你爸出发前特意给你找了本旅游手册看，里面卫城的照片他看了好几遍，说那里的柱子比太和殿的还高，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比较出来的。”
林颖恩听着母亲唠叨，没有像平时那样说“妈您又啰嗦了”。
她只是安静地听着，点一下头，又点一下头。
然后她抱了抱母亲。
她把下巴搁在母亲头顶上，感觉母亲的手在她后背上轻轻拍了两下。
她又抱了抱父亲。
父亲的肩膀很宽，隔着大衣能感觉到他身体的温度，他的手在她后背上轻轻按了一下，然后他把一个信封塞进她大衣口袋里，说到了飞机上再打开。
广播里开始催促登机。
播音员的北平话字正腔圆，在候机厅的穹顶下回荡。
林颖恩拎起随身的小皮箱，朝登机口走去。
走到一半回头看了一眼。
林母站在那里，披肩被风吹得在肩头轻轻飘动，她举起手朝女儿挥了挥。
林父站在妻子旁边，没有挥手，只是把背挺得更直了些，像一棵老松树。
林颖恩朝他们笑了一下，挥了挥手，转身走向登机口。
飞机起飞后，林颖恩从口袋里掏出父亲塞的那个信封。
信封是牛皮纸的，用浆糊封了口，正面写着“恩恩亲启”——标准的颜体，横平竖直，每一笔都写得端端正正。
她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封短信，墨色乌润，宣纸的纹理在阳光下清晰可见。
“恩恩：你早已是我的骄傲。古语云尽人事，听天命，凡事拼尽全力便足矣，不必执着纠结最终结果，无愧本心、竭尽所能就是圆满。从小到大你素来懂事省心，求学、远赴海外深造、踏入职场行医，一路走来步步踏实，如今已是一名优秀医师，在手术台上从容笃定、救死扶伤。此番动身去往希腊，不必牵挂家里，我和你妈妈互相照应，日子安稳舒心。反倒是独自在外的你，起居诸事多留意，好好照顾自己。倘若异乡住得不顺心、待不习惯，随时归家就好，家永远等着你。”
林颖恩把信折好放回信封。
窗外，云层在机翼下方铺成一片绵延的白色，阳光照在上面亮得晃眼。
她靠在舷窗上闭上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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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降落在雅典国际机场时，已是当地时间的傍晚。
林颖恩从舷梯走下来，踏上停机坪的一瞬间，一股干燥而温暖的风迎面扑来。
机场很小，白色矮房，蓝漆窗框，和北平灰扑扑的青砖瓦房完全是两个世界。
她拎着皮箱走出机场大门，站在台阶上，看着远处爱琴海在夕阳下闪着金光。
接机的人举着一块硬纸板，上面用歪歪扭扭的英文写着“DR. LIN”。是个希腊小伙子，头发卷卷的，鼻梁上架着一副圆框眼镜。
他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自我介绍，说他是地中海中心的住院医师，叫亚历山德罗斯，大家都叫他亚历克斯。
他说亨德森教授这几天在手术室，让他来接人，然后热情地接过她手里最沉的那个箱子，一边走一边回头跟她说话，差点撞到门口的柱子。
他说他们等了你好久，亨德森教授把你的论文贴在科室公告栏上——就是那篇肝门部胆管癌手术入路的，说这个中国医生做肝门部胆管癌的手术思路很厉害，还专门把论文里那张手术入路示意图圈出来，在旁边用红笔写了“genius”。他用的不是“excellent”，不是“impressive”，是“genius”——天才。
“教授很少夸人。他上次夸我，是说我做静脉缝合的时候终于没有把针扎到自己手上。所以我看到他在你论文上写‘genius’的时候，就知道你肯定很厉害。”
林颖恩跟在他后面，回答了几句。
她听着亚历克斯滔滔不绝地讲他们中心上个月做了多少台肝移植。
车子沿着海岸线行驶。
亚历克斯开着一辆老旧的白色菲亚特，车后座上堆满了医学期刊。
他一边开车一边指给她看沿途的风景——那边是卫城，帕特农神庙的柱子在这个位置看不太清，但晚上亮了灯之后很壮观；
那边是吕卡维多斯山，山顶有个小教堂，周末可以爬上去；
那边是比雷埃夫斯港，从那里坐船可以到圣托里尼，不过来回要一天。
他说这里的春天比别处来得更早，你现在来得正好，整个雅典的野花都在开。
路边山坡上到处都是野生的罂粟花，红得不像真的，远远看过去像一片燃烧的碎布。
林颖恩看着窗外。
路过的行人穿着轻便的春装，一个年轻女人骑着自行车经过，车筐里放着一大束刚从市场买回来的白色雏菊。
露天咖啡馆的桌子摆到了人行道上，有人端着小小的浓缩咖啡杯在阳光下看报纸，有人靠在椅背上跟朋友聊天，手势比亚历克斯还夸张。
车子停在一栋白色三层小楼前。
墙是新刷的，在夕阳下白得发光。
亚历克斯帮她把行李搬到二楼宿舍，房间不大但很干净，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个衣柜。
推开窗就能看到远处蔚蓝色的海平面。
亚历克斯在门口跟她道别，说明天一早来接她去中心，亨德森教授想当面跟她聊一聊研究方向。
教授今天特意把明天早上的第一台手术推迟了半小时，就为了先跟她见一面。
林颖恩关上房门，站在窗前。
近处的白色房子、远处的小山丘、更远处的海平线，像一幅还没干透的水彩画
她打开父亲那封信又看了一遍，然后把它压在床头柜的台灯下。
从皮箱里拿出协和同事们送的那本签名笔记本放在桌上，把老赵送的钢笔插进笔筒，把搪瓷杯放在桌上，又拿出那包干柠檬片。
公寓里有热水壶，她烧了壶水，泡了一杯柠檬水。
干柠檬片在热水中慢慢舒展开来，从干硬变得柔软，水面浮起极淡的黄色。
她靠在窗前，端着搪瓷杯，看着夜色一点一点笼罩爱琴海。
远处卫城的灯光在暮色中一盏接一盏亮起来，像散落在山丘上的星星。
她忽然想起医院后院那棵银杏树——新叶应该已经长满枝头了，老赵大概又在树下的长椅上端着搪瓷杯打盹，小周大概又在治疗车旁边哼着跑了调的京剧。
也想起顺治门大街上那棵银杏树——再过几个月，那棵树又会长满叶子，把整条胡同都染成绿色。
明天，她将推开地中海中心手术室的门。
那扇门后面有她还没学会但很想学会的东西，有她从未见过的术式，有亨德森教授在论文上写的那句“genius”等着她去证明。
有一个全新的世界在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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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珩接到这桩案子时，正是北平春天最乏味的时候——不下雨，不刮风，灰蒙蒙的天压在城市上方，连银杏树新长出来的叶子都显得灰扑扑的。
案子本身不算复杂。
一位姓周的华侨老先生，早年在上海做生意，后来移居希腊，在雅典做橄榄油出口贸易攒下了一笔不大不小的家业。
周老先生膝下无子，妻子早逝，晚年在雅典娶了一位希腊女子为伴。
现在他病重住院，想在临终前把遗产分配清楚——一半给现任妻子，一半捐给北平的母校。
他担心自己走后，远在北平的旁系亲属会跳出来争产，所以通过领事馆找到裴珩，委托他飞一趟雅典，当面确认遗嘱效力并完成公证。
裴珩接了这个案子。
不是因为律师费——周老先生付的钱只够头等舱机票和当地食宿，律所这头还得倒贴人工。
他接，是因为母亲来北平看他的时候知道了这个案子，坐在沙发上翻着那本旅游手册说了句“顺便出去走走，你窝在这栋楼里快长蘑菇了”。
所以他接了。
然后还邀请母亲一起去，说希腊春天暖和，比北平舒服。
母亲说她最近不爱出远门。
裴珩没有戳穿她——她明明前段日子还和父亲去南京逛了十来天，回来的时候还给他带了两盒雨花茶。
他让助理订了最近一班飞雅典的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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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的春天来得早。
四月刚到，医院门口的九重葛已经开疯了，大片大片的洋红色从白色围墙顶端倾泻而下。
裴珩从周老先生的主治医生办公室出来，手里拿着刚签好的医疗记录授权书。
医院走廊很长，拱形天花板上的吊扇慢悠悠地转着，扇叶的影子在地砖上一圈一圈地爬过。
他从走廊这头往电梯间走，脑子里还在过遗嘱公证的流程。
走廊另一端，一群穿白大褂的医生正从病房里鱼贯而出。
走在前面的是一个头发灰白的外国教授，用英语说着什么“血管吻合”“抗排异方案”，旁边几个年轻医生刷刷地记着笔记。
跟在教授身后的是一个东方女人，白大褂下面穿着淡蓝色刷手服，头发一丝不苟地盘在手术帽里，手里拿着病历夹，正偏头跟旁边一个卷发戴圆框眼镜的希腊小伙子说着什么。
她大概是在纠正什么操作细节，希腊小伙子一边点头一边往本子上记。
裴珩停下了脚步。他站在走廊中央，手里还握着那份授权书。
林颖恩抬起头，看见了走廊中间站着一个穿深灰色西装的男人。
他看起来没什么变化——脊背挺直，肩线利落，眉骨下那双眼睛还是沉静得像深水潭。
只是西装料子比北平那几件更薄些，大概是为雅典的天气换的，领带也没有系，衬衫领口松了一颗扣子。
她大概愣了不到一秒——然后笑了一下。
“裴律师，你怎么在这儿？”
“案子。一个华侨的遗产纠纷，当事人在这家医院住院。”他顿了顿，目光从她手术帽边缘压出的那道浅浅的红印移到她手里的病历夹上，又从病历夹移回她的脸，“你在希腊。”
“进修。地中海中心，为期一年。今天是第三周。”她转头跟亚历克斯用英语说了句让他们先去查房自己稍后过去。
亚历克斯接过她手里的病历夹，走的时候回头看了裴珩一眼，目光里带着不加掩饰的好奇，几个年轻医生笑着推推搡搡地走了。
走廊里安静了下来。
“遗产纠纷。复杂吗。”她问。
“还好。”他把授权书折好放进公文包里，“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你。走之前没听伯父提过。”
“走之前太忙了。跟谁都没来得及细说。”林颖恩摘下手套，把它卷好塞进白大褂口袋里，然后靠在走廊的墙上。
窗外吹进来的海风把她额前几缕从手术帽里翘出来的碎发吹得轻轻晃动，
她抬手把它们拢到耳后，露出一截细长的手腕。
手腕上有一道在手术室橡胶手套边缘勒出的浅红印子，“你在雅典待多久？”
“视遗嘱公证进度而定。顺利的话，一周。不顺利可能要十天左右。当事人的希腊语翻译明天才能到，这之前医疗记录的翻译需要我自己来。医院方面提供的病历部分是希腊文，部分是法文——法文我能读，希腊文需要词典。”
“医院的病历有英文副本。主治医生办公室里应该有存档——他们这边做国际会诊的时候都会准备英文版。我带你去要。”她从墙上直起身，走了几步又回头加了一句，
“下班以后。我四点下手术。你在这等着还是——”
“可以。”他说，“麻烦你了。”
“不会。”她把手术帽摘下来塞进口袋里，头发有点乱，后脑勺那撮碎发又翘起来了，“你在雅典这几天吃住安排好了吗？别告诉我你打算睡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
“领事馆帮忙订了酒店。离医院不远。”
“那还行。你等一下。”她转身往病房方向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他一眼，目光里有一点笑意，“你别趁我不在又偷偷喝咖啡。这里的咖啡比北平的凶多了——意式浓缩，一小杯顶你平时喝的三杯。茶水间在走廊那头，你可以去倒白开水。免费的。”
裴珩点了点头。
她转身快步走了，白大褂的下摆在拐角处一闪就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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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颖恩下手术后换了便装。
米白色开司米开衫，藏青色长裤，头发放下来披在肩上，发尾微微打着卷。
她在走廊里找到裴珩时，对方正坐在长椅上翻希英词典。
她去茶水间倒了一杯温水，推到他面前。
裴珩合上词典，接过那杯温水，“谢谢。”
“病历的事我已经跟主治医生说了，他一会儿让护士把英文副本送到档案室。”
病历的事办得很顺利。
主治医生是个头发灰白的希腊老头，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和裴珩用法语交流了好一阵子。
裴珩偏头看了她一眼，她正低头用手指在病历复印件上划出几行关键数据。
办完正事，她带他去医院的食堂吃饭。
几个值夜班的护士围坐在角落里一边吃沙拉一边大声聊天，叉子在空中比划着，笑声很响。
他们找了个靠窗的位置，窗外能看到远处卫城在夜色里亮着灯。
帕特农神庙被灯光从下方照亮，在深蓝色的天幕下泛着暖黄色的光，她给他打了一碗希腊鸡汤配面包——跟食堂师傅说不要放柠檬——给自己的是一份烤鱼和沙拉。
她把托盘放在桌上，坐在他对面。
烤鱼上淋了一层薄薄的橄榄油，沙拉里拌着几颗黑橄榄和一小块羊乳酪。
“没放柠檬，也没放太多橄榄油——将就吃。这儿的鸡跟北平的鸡品种不一样，偏瘦，但汤炖得还行。面包是现烤的，硬了点，但面香味够。”
她说话的时候没有抬头，正用叉子拨着沙拉里的橄榄——她把橄榄全挑出来放在盘子边上，一颗一颗码得整整齐齐。
显然还是吃不惯这个味道。
两个人在异国他乡的医院食堂里，就着一份不合口味的希腊菜和一碗特意去掉了柠檬的鸡汤，聊了些不痛不痒的日常。
她问他律所忙不忙，他问她手术站不站得累。
她说什么神啊庙的还没时间去，手术室倒是每天报到，周末也经常排了备班，连门口那条街上有几家咖啡馆都没数清楚。
“有一家看起来还行，就在医院拐角，蓝色招牌，门口摆了两把藤椅。昨天路过的时候看了一眼，想着等哪天不排手术了进去坐坐，结果到今天也没进去。你呢，你除了医院和酒店还去过别的地方吗。”
“领事馆。”
“那不算。领事馆是办事的地方，不算逛。”她把烤鱼的鱼刺挑出来放在盘子边上，“你这样不行。来都来了，卫城不去看看？帕特农神庙的柱子，我爸给我的那本手册上说比太和殿的还高。”
“手册上是说比太和殿的还高，但没有说具体高多少。”
“你可以自己数一数。柱子是垂直的，目测一下高度乘以柱数，算个大概。你不是法律逻辑好吗，数学应该也不差。”
“目测不是精确证据，法庭上不被采纳。”
林颖恩被他这话逗得笑了一声，叉子差点戳到盘子里的黑橄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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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珩的案子办得比预期顺利。
周老先生的遗嘱公证完成后第三天，他买好了回北平的机票。
临行前一天傍晚，他约林颖恩在普拉卡区一家露天咖啡馆见面。
这家咖啡馆藏在卫城山脚下一条窄巷子的尽头，游客找不到，只有附近的居民会来。
门口摆了五六张铁艺小桌，铺着蓝白格子的桌布，每张桌上放着一小盆罗勒。
坐在椅子上仰头就能看到卫城在夕阳里变成金色，帕特农神庙的石柱一根一根地被晚霞染成深浅不一的橙红，再慢慢转为淡紫，最后融入深蓝色的暮色。
他们坐在靠墙的桌边。
墙上爬满了藤蔓，墨绿色的叶子和几朵晚开的白色小花，在晚风里轻轻晃动。
她给自己点了一杯浓烈的希腊咖啡，不加糖，端起来喝了一口之后皱了下眉头。
“比自动贩卖机里的还苦。他们希腊人是怎么每天喝这个还笑得出来的。”
“我觉得还好。”
“你什么时候回去。”她放下咖啡杯。
勺子碰在杯沿上发出一声极轻的瓷响，和巷子深处传来的教堂钟声混在一起。
钟声是报时的，傍晚六点整，在卫城山脚下回响了六下。
“马上了。”
“哦。”
又聊了一会。
他把咖啡杯放下来，目光从卫城的落日移到她脸上。
夕阳的光从侧面打在她脸上，把她耳垂上的珍珠耳钉照得微微发亮，睫毛投了一小片扇形的阴影。
“工作不忙的时候——可能会再来。”他顿了顿，又加了一句，“还没好好逛过。”
“来看卫城？”她笑了。
“走之前去看一眼爱琴海——就在那边，拐过那个巷口就能看到。站在山坡上能看到整个海湾。不远，步行十几分钟。来都来了，连爱琴海都没看到就回去，以后别人问你去希腊干了什么你说翻医疗记录，那也太惨了。”
“一起？”他站起来，把椅背上搭着的外套拿起来挂在手臂上。
林颖恩抬头看了他一眼，然后也站起来。
然后拿起桌上的随身布包，把那件米白色开衫的衣襟拢了拢。
“走吧。带你这个游客认认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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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拐过咖啡馆旁边那条窄巷子，沿着石板台阶往上走了约莫一刻钟。
台阶两旁是刷成白色的民居墙壁，墙头探出几枝三角梅，
紫红色的花瓣被夕阳照得几乎透明。几只野猫趴在墙头上打盹——一只橘色的、一只黑白花的、一只纯黑的——被脚步声惊醒了，懒洋洋地眯着眼看了他们一眼又继续睡，尾巴从墙头垂下来，尾尖微微卷曲，感觉和裴珩公寓走廊里那三幅画上的猫一模一样。
走到台阶尽头，视野豁然开朗。
一个小小的观景平台，只有几块古老的石灰岩垒成的矮墙和一株斜斜长在岩缝里的橄榄树。
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爱琴海。傍晚的海面平静得几乎没有波澜，从脚下深蓝色的海湾一直延伸到天际线尽头。
夕阳悬在海平面上方，把整片海都染成了熔金般的橘红色，一道碎金般的光带从太阳正下方一直铺到他们脚下的礁石边。
远处有几艘晚归的渔船，帆是白色的，在夕照里变成了淡粉色，缓缓移动。
平台上只有他们两个人。
海风很大，吹得那棵橄榄树的枝叶沙沙作响。
“这儿比我爸那本旅游手册上好看。他给我看的照片是黑白的，拍的是下午，太阳在头顶上，海面灰蒙蒙的。原来傍晚是这样——海水不是蓝的，是金的。医院后面那个银杏树，到了秋天黄叶铺一地，是好看，但跟这个不一样。那个是安静的，这个是——也不是不安静，是另一种安静。”她靠在矮墙上，把被风吹乱的头发拢到耳后。
“银杏树有银杏树的好。海湾有海湾的好。”裴珩站在她旁边。
林颖恩笑了一声。
“你这句像在念判决书。‘本院认为，银杏树与海湾各有其优点，不宜做简单对比。’”
她靠在矮墙上，看着海平面尽头的夕阳一点一点往下沉，天边从橘红变粉紫，又从粉紫变灰蓝。
远处那几艘渔船已经靠岸了，港口亮起了第一盏灯，橙黄色的，和天边最后一抹余晖重叠在一起。
林颖恩转过头来看着他。
她那双眼睛被海面上的余晖映得很亮，但眼神很安静。
“我就不去送你了。医院排了手术。你到了北平给我发个电报。”
“好。”
她转身继续往台阶下走去。
米白色开衫的下摆在晚风里轻轻飘动，背影被爱琴海上的晚霞镶了一圈柔和的光边。
他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台阶拐角处，直到那片白色墙头上的三角梅遮住了最后一个模糊的轮廓。
那只橘猫从墙头跳下来，无声地落在台阶上，回头看了他一眼，然后懒洋洋地往巷子深处走了。
他这才继续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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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珩坐在出租车后排，车窗摇下来一半，地中海的风灌进来。
下午两点飞巴黎，在巴黎转机回北平。
出租车沿着海岸公路行驶，爱琴海在左手边蓝得不真实。
司机是个留着浓密胡子的希腊人，收音机里放着布祖基琴弹奏的民谣，欢快而急促。
裴珩靠在座椅上，右手无意识地转着左手腕上那只瑞士旧表的表冠——表冠有点松了，该上弦了。
出租车拐过一个弯，前方是个路口，车速慢了下来。
路边有一棵开满了紫色花朵的树——不是三角梅，是蓝花楹，花枝垂得很低，几乎要碰到车顶。
就在这时候，皮包里响起了电话铃声。
他接起来。
裴珩听了几句，眉头微微皱起。
“我马上到。”他挂完电话，对司机说。
“不去机场了。去医院。越快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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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在急诊部门口还没完全停稳，裴珩已经推开车门下了车。
急诊部走廊比私立医院更嘈杂。
担架车来来往往，广播里希腊语和英语交替呼叫，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和血腥味混合的刺鼻气味。
一个被担架推进来的工人正用希腊语大声呻吟着，裴珩快步穿过走廊。
他在护士站前停下来。
值班护士是个胖胖的希腊女人。
裴珩用英语报出林颖恩的名字。
Dr. Lin
护士马上放下圆珠笔说“那个在马路上救孩子的东方女人”，
然后用圆珠笔往走廊尽头一指，笔尖在空中划了个圈：“在那边，六号诊室。她不肯住院，腿打了石膏还在跟我们说‘观察一下就好’——你是她家人吗？你去劝劝她。”
裴珩顺着她指的方向大步走去。
他走到六号诊室门口，然后推开门。
诊室里只有简单的设备。
一张铺着白床单的诊疗床。
墙角停着一辆不锈钢治疗车，上面摆着清创器械和几卷绷带，弯盘里有几块沾了血的棉球。
林颖恩坐在诊疗床上，背靠着床头摇高的床架。
她的右小腿被固定在一个简易的石膏夹板里，从脚踝到膝盖以下裹着厚厚的绷带，搁在一个垫高的枕头上。
脸上有几道擦伤，已经涂了碘伏，深褐色的药水在她白皙的皮肤上显得格外触目。左手手臂上也有一片擦伤，护士正在用镊子清理创面里嵌着的沙粒。
裴珩推门进来时，她转过头来，看见门口站着的人，愣了一下。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应该在机场吗？”她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
钟面是白底黑字的罗马数字，时针指向一点半。
裴珩没有回答。
他把公文包放在墙角，走到治疗床边，低头看着她的腿。
“嗯，案子还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