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礼拜过去了。秋天深了。
巴黎的梧桐叶落了大半，塞纳河上开始起晨雾。
云里站在画室北窗前，看着远处的圣心教堂在雾气里浮沉。
窗户开着一条缝，冷风从缝隙里灌进来，吹得她握杯的手指关节隐隐作痛。
这七天里，她“偶遇”了裴珩四次。
在塞纳河边的旧书摊。
她蹲在摊位前翻一本十九世纪的版画集，翻到一半，一道影子落在书页上。
她没抬头，先闻到了那种干净清冽的气息。
“这本不错，”他的声音从头顶传来，
“版画的线条很利落。”
她抬起头，笑了笑，把书合上放回摊位上：“太贵了，不划算。”
然后她站起来，说要去见一个客户，转身走了。
是在橘园美术馆的莫奈睡莲展厅。
她在椭圆形展厅的长椅上坐了四十分钟——不是因为想看画，是因为外面雨太大，她没带伞。
展厅里很安静，只有偶尔的脚步声和低声耳语。
她盯着其中一幅睡莲发呆，那些紫蓝色和灰绿色的笔触在水面上漂浮，没有边界，没有形状。
然后她听见身后有人说：“你在看哪一幅？”
她没有惊讶。
已经习惯了。
她甚至没有转头，只是说：“左边那幅。那片阴影画得最重。”
他在她旁边站了片刻，隔着一个空位的距离，没有说话。
然后她站起来，说雨应该小了，走了。
最后一次是今天早上。
她在蒙马特的面包房买可颂，刚推门出来，就看见他站在街对面的报刊亭前，正在翻一份法文报纸。
巴黎秋天的晨光打在他深灰色的大衣上，把肩线的轮廓照得分明。
然后他像是有感应似的，忽然抬头。
两个人隔着车流和晨雾对视了一瞬。
她先举起手里的纸袋，远远地冲他晃了一下，算是打招呼。
然后她转身朝反方向走了。没有给他走过来的机会。
她已经不再问他“你怎么在这儿”了。
这句话已经从她的台词库里删除了。
她发现，自己越来越难维持那个完美的壳了。
这个基本功在退化。
至少在他面前，一点一点地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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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秋天的深入，巴黎气温骤降，阴雨连绵。
持续的低温和潮湿天气在侵蚀她的身体。
先是手指。
早晨醒来的时候，指关节僵硬得握不住牙刷。
她站在浴室里，左手握右手，把僵直的手指按在热水流下面，看着皮肤从苍白变成粉红，关节从硬变软。
这个过程大概需要三分钟。
三分钟之后她可以握拳了，但关节还是隐隐作痛。
然后是膝盖。
每次上下楼梯，髌骨下面都像有砂纸在磨。
还有她的肺。
陈旧的肺部感染，每年秋冬都会准时复发。
咳嗽从十月底开始，先是早晚咳，后来变成整夜咳。
失眠也更严重了。
止痛药从按需服用变成了定时服用。
每天早上九点，下午三点，晚上九点。
药效只能维持四个小时，所以她把闹钟调到三个半小时，提前吃下一粒。
药盒里的药片消耗得越来越快，她补充得也越来越勤。
但效果在下降。
身体产生了耐药性，但她不敢告诉医生。
法国的医生开止痛药极其谨慎，如果她说药效不够，医生会让她做检查，会让她减少用量，甚至会直接停药。
她不能停。
画室里的未完成作品越堆越多。
墙角蒙着白布的画框已经叠到第五层，全部停留在三分之二的位置——是画到一半忽然失去了继续的力气。
调色盘上的颜料结成硬块，松节油瓶的盖子拧得太紧打不开，她试了两次就放弃了。
画廊主来了一次。
他站在画室中央，看了一圈墙角的未完成作品。
然后他语气委婉，问起她最近有没有新作打算拿去明年春季沙龙参展。
他说收藏家们在问，媒体也在问，克莱尔·云的下一幅作品什么时候出来。
云里笑着说：“只是最近灵感有点枯竭，会好的。”
她说“会好的”的时候，自己都不信。
皮埃尔大概也不信。
但他没有拆穿她，只是点了点头拍了拍她的肩膀，说了句“注意休息”。
他走之后，云里站在画室中央，四周全是她画不完的画。
她忽然觉得那些未完成的画面都在看着她——那些只画了一半的人脸、一半的背景、一半的色彩，像是在问她：你怎么不画了？你怎么不画完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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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一家新画廊在圣奥诺雷街开业，名为“Galerie de l'Aube”——黎明画廊。
背后的资方是里昂的纺织业大亨，手里有三家工厂和一座私人庄园，投资艺术纯粹是出于晚年爱好。
开业酒会请了半个巴黎艺术圈。
他们邀请云里作为首展艺术家之一，与另外两位法国本土画家联展。
邀请函寄到画廊的时候，皮埃尔亲自打电话来，说这个新画廊虽然才开业，但背后的资本雄厚，首展的曝光度不会低，对她的市场很有好处。
而且对方开出的条件极好——不仅承担全部参展费用，包括装裱、运输、保险，还承诺以保底价收购所有参展作品，即使当天一件都没卖出去，也不会让她承担任何损失。
云里接到电话的时候正靠在画室的旧床垫上，膝盖上盖着一条毛毯。
她听完皮埃尔的介绍，沉默了几秒，然后说：“好。”
她需要钱。
药费越来越贵。
那几种进口的止痛药——德国的、瑞士的——不在法国医保的覆盖范围内，全部需要自费。
止咳糖浆、安眠药、护肝片、胃药，每一样都在涨价。
她一个月吃药花的钱，够在蒙马特租一整层公寓。
而最近她一幅画都没画完，收入是零。
酒会当晚，她穿了一件黑色丝绒礼服。
高领，长袖，裙摆及地。
领口遮到锁骨以上，袖口盖到手腕以下，全身上下只露出脸和手。
长袖遮住手腕内侧的针眼痕迹——是上个月她实在撑不住，去诊所打了止痛针，静脉注射，护士扎了三次才找到血管，留下三个深浅不一的紫色针眼，到现在还没完全消退。
高领遮住锁骨窝里的淤青，那是前两天半夜起来吃药，在黑暗里绊到了画架的支脚，整个人摔在地上，锁骨撞在木框边缘。
她在镜子前站了很久。
眼线画得比平时更浓，口红是大红色——正红，最亮的那种。
因为红色会吸引人的注意力，让人忽略你眼底的倦色。
她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笑了一下。
很好。
光彩照人的克莱尔·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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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画廊的展厅比皮埃尔的画廊更大，挑高足有八米。
她的三幅作品挂在展厅东侧——是去年和前年的旧作。
她实在没有新作可以参展，只能从自己私藏的旧作里选了这三幅。
酒会开始，人声渐沸。
香槟开瓶的砰砰声此起彼伏，侍者端着银色托盘在人群里穿行。
云里站在自己的作品前面，身边围了三四个人——一位头发花白的评论家，一位戴金丝眼镜的画商，一对穿得体大方的中年夫妇。
她端着香槟杯，笑容灿烂。
“我当时受德国表现主义影响很大，”
“尤其是基希纳和诺尔德。他们的色彩不是用来描绘现实，是用来表达情绪的。我早期的色调偏暗，可能和这种影响有关。”
然后那几个人开始长篇大论地分析表现主义在当代艺术中的回潮。
云里维持着笑容，一边听一边适时地点头，附和。
但她握杯的手指微微发了一下抖。
她把酒杯换到左手。
脸上笑容不变。
裴珩是被方景深拉来的。
方景深说新画廊开业，半个巴黎艺术圈都在，不去社交一下太亏了。
裴珩说不去。
方景深又说，听说云里也在首展名单上。
裴珩才同意，他最近老是碰不到她。
他到场的时候没有脱大衣。
站在入口处，目光从人群头顶越过去，扫过东侧展厅。
一眼就找到了那个酒红色的脑袋。
她站在一幅冷色调的街景前面，身边围着一圈人。
裴珩没有上前。
他走到吧台边，从侍者托盘里拿了一杯苏打水。
裴珩远远地看着她。
这一个多小时里，她和至少二十个人交谈过。
她的步伐比上次画展时更慢。
她的右手有好几次抬起来，按了按太阳穴。
两个小时后，酒会进行到一半。
云里在和那位白发评论家交谈时，忽然觉得天旋地转。
他正在评论她的画：“我觉得您的画有一种特殊的质感——像是一种被压抑的、随时会喷涌而出的东西——您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云里扶着旁边的展墙。
墙是凉的，大理石的。
评论家的声音变得像隔着水一样模糊——每一个字都听得很清楚，但组合起来的意思抵达大脑的速度忽然变慢了。
她在心里回答：我知道。
我的每幅画都是这个东西。
但她的舌头不听使唤。
嘴唇动了动，没有发出声音。
视野边缘开始发黑。
像是有人在她面前拉上了一层薄纱，从四个角往中间蔓延。
她眨了一下眼。黑没有退。
又眨了一下。
还在。
评论家停止了说话。
他关切地看着她：“克莱尔小姐，您还好吗？您脸色不太好。”
云里摇头。
她听见自己说：“只是有点热。这展厅的暖气开得太足了。”
然后她笑了一下。
“失陪一下。”
她转身朝洗手间方向走。
每一步都踩得很小心。
大理石地面，高跟鞋，裙摆，人群，灯光。
别倒。
别在这里倒。
她走到通往洗手间的走廊时，耳边还在响着那个声音——别倒，别倒。
她走了几步，走廊越走越长，墙上的画框在视野里左右晃动。
尽头没有人。
一条安静的侧廊，和外面的喧嚣隔了两道防火门。
她扶住墙，确认四周无人，才靠在墙壁上，慢慢蹲下去。
脊背贴着冰凉的墙，黑色裙摆在大理石地面上铺开。
她双手抱住头，整个人蜷缩成一团。
药效过了。
止痛药只能维持四个小时。
下午四点她吃了一粒，现在已经将近八点。
中间她应该再吃一粒的，但她在展厅里找不到合适的机会。
那个银色小药盒在外面的手包里，手包留在签到台旁边的寄存处。
疼痛从骨头缝里往外钻。
不是一块地方疼，是所有地方同时疼。
一阵剧烈的、无法压制的干咳从胸腔底部涌上来。
她捂住嘴，咳得整个人都在发抖。
她需要药。
但手包不在这里。
她试着站起来——手撑着墙，膝盖用力，往上撑——腿一软，又蹲了回去。
裴珩在走廊尽头找到她。
她蹲在走廊尽头靠近防火门的地方，缩在墙角和一棵盆栽后面。
黑色裙摆散落在地上，像一朵被雨水打落后蜷缩起来的黑色花瓣。
她双手抱头，肩膀剧烈起伏，整个人在发抖。
呼吸声从她捂住嘴的指缝里漏出来——又急又浅，混着压抑的咳嗽。
他走过去。
他走到她面前，蹲下。
“云里。”
她抬起头看他。
额头上有细密的冷汗，刘海粘在额头上。
那双眼睛里蓄满了泪。
她看见是他，第一反应居然是站起来——膝盖打颤，手撑墙——真的站起来了。
然后她笑。
“裴先生，您怎么到这儿来了。里面还有不少人呢，我这就——”
话没说完。又是一阵剧烈的眩晕。
视野彻底黑了，灯管在天花板上旋转，脚下的地面忽然变成了软泥。
她整个人往后栽。
裴珩一把接住她。
她的身体轻得吓人。
“别装了。”
他开口。
云里在他怀里浑身一颤。
她抬起头看他。
眼里的泪终于溢出来。
她把脸埋进他的胸口。
喉咙里发出压抑的、无声的哭泣。
她不会在别人面前哭出声。
很多年以前弟弟刚走的时候，她在医院门口哭过一次，哭到失声，哭到被人捂着嘴说“别吵了，死就死了”。
后来她就学会了不出声地哭。
裴珩收紧了手臂。
过了很久。
可能十分钟，可能二十分钟，可能更久。
云里的哭泣终于慢慢平息，从剧烈的颤抖变成偶尔的抽噎。
她的脸还埋在他胸口。
裴珩松开扣在她后脑上的那只手，脱下自己的黑色大衣，往两边展开，裹住她的肩膀。
大衣太大，几乎把她整个人都包了进去。
走廊那头传来脚步声。
方景深小跑过来。
他在大厅里等了太久，隐约觉得不对，顺着走廊找过来。
跑到近前，看到这一幕——云里裹着裴珩的大衣缩在他怀里。
方景深只说了一句话：“交给我。”
裴珩揽着云里的肩膀站起来。
她腿还是软的，站不太稳，半边身体的重量靠在他身上。
他一手搂着她的肩，一手撑着伞，推开侧门。
侧门外面是一条僻静的小巷，铺着鹅卵石，雨丝从狭窄的屋檐之间落下来，又密又凉。
他把伞偏到她头上方，自己的右肩淋在雨里。
出租车停在巷口。
他护着她上了车，自己从另一侧坐进去，对司机说了一个地址。
是他住的地方。
车里很安静。
隔音玻璃把外面的雨声过滤成一种模糊的白噪音。
巴黎的夜雨打在车顶上，噼噼啪啪的。
云里靠在座椅上，闭着眼。
没有在哭，也没有再笑了。
只是安静地靠在座椅上，头微微歪向车窗那边。
窗玻璃上起了雾，外面的路灯光透过雾气和雨水，在她脸上明明灭灭。
裴珩偏头看她。
出租车在中途停了一次。
红灯。
车停下来的时候，云里睁开眼，没有看裴珩，低头去翻放在膝盖上的手包。
翻出粉饼、口红、钥匙、几张皱巴巴的法郎。
不是这些。
她又翻了一遍。
手包里的药瓶不见了。
她抬起头看裴珩。
裴珩从裤子口袋里掏出那个药瓶。
他抬起眼看她。
“止痛药，”他说，
“你今天吃了多少？”
云里没有回答。
她伸出手，手指还在抖，掌心向上。
裴珩没有动。
两个人对视。
“给我。”她说。
裴珩握着那些药瓶。
云里的嘴唇翕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最终什么都没说。
她把手收回去，放在膝盖上，重新闭上眼睛。
像是认了。
或者说，她太累了，已经没有了争取的力气。
出租车驶过塞纳河上的桥。
从桥上往下看，河水在雨夜里泛着黑色的光，像是被翻动的墨汁。
裴珩偏头看了一眼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的云里。
明天，他要带她去看医生。
是真正的、能给她做全面检查的医生。
不管她答不答应。